朱瑞熙：《朱瑞熙文集（全八册）》第五册 学术论文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宋代的婚姻礼仪
唐、宋之际，社会风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唐代中期以后尤其是到了宋代，社会生产力有了许多发展。社会阶级结构也从唐代的门阀士族和部曲、奴客、贱民、番匠、奴婢等旧格局转变为宋代的官僚地主和佃客、差雇匠、和雇匠、人力、女使等新的格局。周围各少数民族特别是契丹、党项、女真等族一度强盛建立起幅员广大的国家。由于这三个因素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物质生活如饮食、家具、衣服、装饰、房屋、交通工具等方面，又表现在精神生活如礼仪。信仰、文艺、思想等方面。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各个方面的爱好和习惯，便构成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风尚，婚姻礼仪是其中一部分。
在婚姻方面，宋朝社会上虽然门第观念并未消除，但人们对于门第的看法却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在此以前，社会上崇尚士族门第。到宋代，社会上已经不存在严格的士、庶之别，人们在选择婚姻的标准方面主要重视对方或对方家庭的官职或钱财，至于乡贯、族望等已彼置诸脑后了。最典型的事例，是京城的许多“贵戚”，择婿时不论男方的家世，只要男方礼部试即省试中榜，便算符合标准，而且还资助新女婿一大笔缗钱，称为“系捉钱”。因为这些士人经过殿试就能获得官职，跻身官僚的行列，所以根本不必去考虑他们的家世门第。这些士人实际上也不以家世门第为重，他们觉得钱财更为宝贵。宋神宗、哲宗时，丁骘（音质）指出：“近年进士登科，娶妻论财，全乖礼仪。衣冠之家，随所厚薄，则遣媒妁往返，甚于空丐，小不如意，弃而之它。”因此，“市井驵侩，出捐千金”，士人们便“贸贸而来，安以就之”。这些士人“名挂仕版，身被命服，不顾廉耻，自为得计。玷辱恩命，亏损名节,莫甚于此”[1]！贵戚们择婿由完全以族望为标准，到不讲家世；士人们娶妻由论门第，到完全论财产，这不能不是社会风尚的一大变化。当然，士人们与商人联姻，在有些官员看来，确是“不顾廉耻”、“亏损名节”，但这种已经形成的较前为进步的风气是不可能因为一篇奏章就能够改变了的。据记载：宋仁宗时，“召试馆职”凌景阳即与汴京酒店户孙氏结婚。南宋时，有些官员如孝宗时丞相留正、侍郎诸葛某，也与泉州海商王元懋结为“姻家”。
随着社会上择偶标准的改变，婚姻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宋仁宗时，蔡襄叹息当时的“昏（婚）礼，无复有古之遗文”[2]。当时社会上婚礼混乱，有些士大夫深感有必要重定婚姻等礼仪。稍后，司马光根据《仪礼》，参照当时民间通行的礼仪，撰成《书仪》十卷。其中有关婚礼的规定称“婚仪”，约占一卷多的篇幅。
根据司马光《书仪》以及《政和五礼新仪》，宋代的婚仪有纳采（媒人向女家赠采择之礼，一般赠雁，太学的三舍生可用羊，平民用鸠、鹫代替）、问名（媒人问女方名字，女家答以名某、排行第几、年龄多少）、纳吉（男家卜得吉兆，再派媒人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纳币（又称纳成，男家派媒人送聘礼）、请期（告期。报告迎娶日期）、亲迎（女婿往女家迎娶。以上古称“六礼”）、妇见祖祢和舅姑、婿见妇之父母等。其中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重资财
宋代人极其重视聘财和资装。所谓“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甚至双方订立契约，写明某物多少、某物多少，“以求售某女者”。“世俗”有“铺房”的仪式，即在迎亲前一天，女家派人到男家布置新房，铺设被褥等物，把所有陪嫁的衣服、袜、鞋等全忙陈列出来[3]。福建漳州民间嫁女，因为随嫁的“装奁厚薄，外人不得见”，乃置“随车钱”，“大抵多者一千贯，少者下数百贯”。倘不如此，必为“乡邻讪笑”[4]。还有男家向女家“下财礼”的仪式，南宋末年，吴自牧《梦粱录》记载，男家的聘礼，“富贵之家”则送“三金”，即“金钏（镯）、金鋜（锁足）、金帔坠”；“铺席宅舍”如无金器，则送镀金的银器。“士宦”之家也有送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缎红长裙，或送珠翠团冠等首饰、上细杂色彩缎匹帛，加上花茶果物、团圆饼、羊、酒等，还有送官会（一种纸币人银铤的。财礼的多少，视贫富而定，也有“下等人家”只送织物一二匹，官会一二封，再加上鹅、酒、茶、饼而已。
二、坐花轿
宋代男家用花轿来迎接新娘。轿子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载人工具。它是从辇、舆等逐步演变而成的。汉代以后，舆轿的名目繁多，有肩舆、竹兜、编舆、板舆、步舆、腰舆、兜子等。大约在五代，出现了有顶的轿子。到北宋，虽然士大夫主要骑马或骑驴，“不甚用轿”[5]，但在民间已较为普遍使用。据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和《宋史·舆服志》一般轿呈长方或正方形，饰有黄、黑两等，凸盖无梁，周围篾席，左右开窗，前面设帘，用两根长竿扛抬。南宋时，朝廷允许百官乘坐轿子，达到了“无人不乘轿”的程度[6]，民间使用更为普遍。在结婚仪式上，原来迎亲使用的交通工具——花车越来越被花轿所代替。司马光说“今妇人幸有毡车可乘，而世俗重担子，轻毡车”[7]。“担子”即轿。据《政和五礼新仪》规定，皇帝娶皇后入宫，皇后乘坐肩舆（原注：“肩舆为担子”）进堂上，再降舆升车。又据孟元老描述，亲王家的公主出嫁，乘金铜担子，轿顶用朱红漆的脊梁，盖以剪棕，装饰渗金铜铸云凤花朵，四周垂绣额珠帘、白藤间花，两壁栏槛都雕刻金花装的雕木人物、神仙。担子装两竿，用十二人抬，竿前后都用绿丝绦金鱼钩子钩定[8]。士庶之家和贵家女子婚嫁，也乘坐担子，但担顶上没有铜凤花朵。当时市面上有人专门出租担子。据吴自牧描述，南宋临安府民间在迎亲的日子，男家算定时辰，预先命“行郎”，指挥搬运花瓶、花烛、妆合；照台、裙箱、衣匣、交椅等人，还雇借官私妓女乘马，雇请乐官鼓吹，领着花担子，前往女家，迎接新人。花担子到女家后，女家置酒款待行郎，发给花红银碟、利市钱会（铜钱和会子），然后乐官奏乐催妆，时辰一到，催促登担；茶酒司互念诗词，催请新人出阁登担。新人由女家亲戚抱上新担后，抬担人不肯起步，仍念诗词，求取利市钱酒，称为“起担子”。女家发给钱会后，才抬起担子奏乐，迎到男家门日。这时预定时辰将到，乐官、妓女和茶酒司等人互念诗词，在门口索取利市钱物花红等，称为“拦门”。宋以后，新娘乘坐花轿的风气相沿不改，花轿的设备愈加讲究，花轿也愈加富丽堂皇。
三、撒谷豆、跨马鞍、上高坐的仪式
宋代新娘入门前要举行“撒谷豆”、跨马鞍以及新郎“上高坐”的仪式。《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都记载，新娘下花担子后，有“阴阳人”或“尅择官”手拿花斗，盛上谷、豆、铜钱、彩果、草节等，一边念咒文，一边望门而撒，小孩们争着拾取，称为“撒谷豆”。据传，这是为了厌青羊、乌鸡、青牛之神等三“煞”的。新娘下担子，不能踩到地面，而要在青布条或者青锦褥、青毡花席上走，由一名妇女捧镜面向担子倒行，又有数名妇女持莲座花烛导引前迎，先跨过马鞍和秤，再入中门。当晚，新郎要“上高座”。新郎身穿绿色公服，头戴簪上花和胜的幞头，在中堂登上置于一只榻上的椅子，称为“上高坐”。先是媒人，然后姨、姑各斟酒一杯，请新郎饮下，最后丈母请新郎饮酒，然后才下高座归房。“撒谷豆”是由民间的迷信而形成的仪式，而跨马鞍和上高坐则是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的产物。
四、拜先灵和交拜仪式
宋代新郎和新娘还要举行“拜先灵”和交拜的仪式。新娘进入男家前，男家在影堂（摆祖先画像处）中设香、酒、菜肴等，舅（公公）和姑（婆婆）穿起盛装，站在堂上，一东一西，相对而立。赞引者把一对新人带到阶下或堂前，主持人进入堂中，焚看；跪衿酹酒，俯伏，起立。祝者跪下宣读:“某（婿名）以今月吉日，迎妇某（妇姓）婚，事见祖祢。”祝者起立，主持人再拜。司马光说：“古无此礼，今谓之拜先灵，亦不可废也。”[9]表明“拜先灵”在当时是民间流行的一种习俗。《东京梦华录·娶妇》记载，新郎和新娘面对面各挽一段彩绢的一端，彩绢中间结一同心，新郎倒行，称“巾”，走到家庙参幷，然后新娘倒行，扶入新房。在此以后，还要举行夫妻“交拜”的仪式。司马光认为“占无婿、妇交拜之仪，今世俗始相见交拜”[10]。交拜的仪式是这样的：新郎和新娘各由陪伴者（富家由女仆）引导，进入新房，中间布席，新郎立在东席，新娘立于西席，新娘先对新郎一拜，新郎答拜，新娘又一拜、两拜。然后新郎揖请新娘就坐。这也是“乡里旧俗”，因为男子“以再拜为礼，女子以四拜为礼”的缘故。
五、结发的仪式
宋代新郎和新娘还有结发的仪式。唐代杜甫《新婚别》诗云“结发为君妇”，是说自孩提开始结发以来就为夫妻。西汉李广说“结发”与匈奴战，是说“始胜冠年少时”[11]。从五代开始，出现父母为新人“合髻”的仪式[12]。宋代“世俗”沿袭此仪，仪式是这样的：男坐在左（宋代以左为尊），女坐在右，各留出一撮头发，由男、女两家提供丝织物、钗子、木梳、头㠾（一种发带）等，合梳为髻，然后喝“交杯酒”[13]。
六、各色新衣
宋代新郎根据身份穿着不同样式的新衣。宋代贫苦人家终身只穿麻布做的衣服，麻和当时通称“布”或“苎布”。贫苦人家的子弟只在做新郎时，穿绢做的新衣三天，称为“郎衣”[14]。一般富裕的平民子弟，在结婚时，按官府规定只能穿戴丝织的衣衫和幞头。至于贵族和官僚之家的子弟，则可以借穿官服，据《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描述，官宦人家子弟举行婚礼前，先由女家赠给新郎礼服——绿色的公服（公裳）、罗花幞头、靴、笏，新郎便在婚礼上穿戴，官灯只准许品官子弟和三舍生在结婚时穿戴这种衣帽[15]，宋神宗元丰官制改革以后，六品到九品官可穿绿色的公服，所以官员子弟和三舍生的结婚礼服也是绿色的。当时习俗还喜欢在新郎的帳头上插戴花、胜，以致“拥蔽其首”，颇失大丈夫的气派，因此引起司马光的非议。他赞成实在不得已，不妨“随俗”，戴花一两枝、胜一二枚就可以了[16]。
本文刊载于《文史知识》1988年第12期。
注 释
[1] 《宋文鉴》卷61《请禁绝登科进士论财娶妻》。
[2] 《蔡忠惠公集》卷18。
[3]见《东京梦华录》卷5《娶妇》。
[4]廖刚：《高峰文集》卷5《漳州到任条具民间利病五事奏状》。
[5] 《朱子语类》卷128。
[6] 《朱子语类》卷128。
[7] 《书仪·亲迎》。
[8] 《东京梦华录》卷4《公主出降》。
[9] 《书仪・亲迎》。
[10] 《书仪・亲迎》。
[11] 《鸡肋编》卷上。
[12]欧阳修：《归田录》卷2。
[13] 《东京梦华录》卷5《娶妇》。
[14] 《鸡肋编》卷下。
[15] 《政和五礼新仪》卷179“三舍生及品官子孙假九品（服）”。
[16] 《书仪·亲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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