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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京迷案:太平天国命运的十字路口,隐藏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小人物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公元1856年)9月,以杨秀清的横死和东王阖府惨遭灭门为标志,拉开了“天京事变”的血腥大幕。

因争权夺利而起,由两败俱伤而终;借诛除乱党为名,行手足相残之事,直至最后两万多无辜军民惨遭屠戮——这场内讧变乱的性质如此恶劣,影响又相当深远,使其成为研究太平天国时无论如何都难以回避的话题。

只是囿于史料的缺失、散佚,相关记载已很难还原“天京事变”的全貌,而各种绘声绘色的演绎、传闻,又为该事件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所幸经后世史家、学者不断深挖发掘,内讧的原因、惨剧的经过、事变的结果,各种细节得以不断呈现于世人眼前,而“天京事变”的全过程,在一百多后,也逐渐被勾勒出了大致的轮廓。

然而在这场惊人的血腥政变之中,有一个贯穿始终却从不显山露水的关键人物,却很少被史料提及。

此人如同恐怖的幽灵,出没于刀光剑影之间,包藏祸心却不动声色;又像个嗜血的杀手,游走于生死旋涡的边缘,置身事外却在等待时机送出致命一击。

直到“天京事变”尘埃落定,在所有被处决者的名单里,才终于出现了一个此前鲜为人知、又似乎与这场灾难毫无瓜葛的名字——佐天候陈承瑢!

裂痕

1856年6月,随着西征在湖北、江西、安徽各地相继取得重大胜利,以及清军江南大营被捣毁,在“天京事变”爆发前夕,太平天国迎来了其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此时的天京城内,东王杨秀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又代“天父”言事,以无比奇特而尊贵的身份,高居太平天国权力架构的巅峰之上,非君非臣、亦人亦神。

对洪秀全而言,纷繁复杂的军政事务,既不是其兴趣所在也并非其能力所及,天王更热衷于以精神领袖的名义发布教义理论、接受万众敬仰,或以君主的身份在深宫后院中妻妾成群,安享胜利果实。

所以面对杨秀清的专权坐大,一心想着“垂拱而治”的洪秀全,可以说是默许、放任甚至欣然接受的。

但权力不受控制必然导致野心日益膨胀,独操权柄的东王,在肆无忌惮的凌辱诸王、百官之后,又开始利用“天父代言人”的特殊身份,于不同场合频繁“下凡”,借机申饬、侮辱、体罚洪秀全。

毫无节制的嚣张跋扈、突破底线的挟势弄权,也让洪秀全逐渐对杨秀清产生疑虑——这个烧炭工一步步蚕食的,除了君主的职权,是否暗中还有取而代之的野心?而1856年8月,杨秀清再一次借“天父”之口,强行向洪秀全索要“万岁”封号,更是让这种猜忌和危机感达到了顶峰。

当然,在杨秀清看来,讨封无非是想获得一个与身份更加匹配的“名分”,但在洪秀全眼中,“逼封万岁”便是公然的僭越之举,更是一场充满试探意味的挑衅!

“逼封万岁”事件,使洪、杨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裂痕,也为日后的变乱埋下了致命的伏笔,但让洪秀全真正杀心大起、并促使“天京事变”迅速爆发的,却是因为另外一个隐藏极深的关键人物。

陈承瑢,广西藤县人,金田起义时随太平军北上,定都天京后作为元老级人物,被加封兴国侯(后改佐天侯),此人虽目不识丁却思虑缜密,颇具权谋,而心机尤为阴险、深沉。

杨秀清总领天国朝政,陈承瑢也因办事机敏,受到东王重用,并被委以天官正丞相之职。然而1854年3月,因“牧马人事件”为好友燕王秦日纲鸣冤叫屈,而被震怒之中的杨秀清当众杖责两百。

皮肉之苦可以忍受,但颜面扫地却令陈承瑢羞愤难当,从此其便对杨秀清是恨之入骨,但又慑于对方淫威而不敢有丝毫显露,只能表面曲意逢迎,加倍的献媚巴结,以此获取杨秀清的信任、赏识,暗中却在等待时机,酝酿报复之举。

而陈承瑢身为朝官之首又是东王近臣,因传达政令的需要,得以频繁出入天王府,在接近洪秀全的过程中,陈承瑢不仅敏锐地察觉到洪、杨之间的矛盾所在,也终于找到了泄愤复仇的突破口。

1856年8月下旬,就在“逼封万岁”事件发生后不久,陈承瑢便借机向洪秀全透露了一个惊人的计划——杨秀清将于9月23日,其“万岁”登基大典上,行弑君谋逆之事。

弑君篡位,本是污蔑造谣之词,但陈承瑢的身份令洪秀全对告密内容深信不疑,而迫在眉睫的性命之忧,更使天王终于决定要先下手为强……

回兵

洪秀全虽然动了杀心,但是真要除掉这个心腹大患却并不容易,此时天京城内的卫戍部队尽在杨秀清掌控之中,而朝野上下又遍布东王党羽,若稍有不慎走漏消息,不仅会打草惊蛇更有可能引来灭顶之灾。

深思熟虑过后,洪秀全并没有动用任何身边的力量,而是手书密诏发往前线的北王韦昌辉和燕王秦日纲处,以“东逆干犯天条,蓄意造反”为名,指示北、燕二王立即率兵回京平叛。

韦昌辉和秦日纲,均是太平天国的核心成员,二人对于东王大权独揽早就心怀不满,而且他们与陈承瑢一样,平日里也受到杨秀清的百般羞辱、责罚,怀恨在心却又敢怒而不敢言。

利用诸王的复杂矛盾为契机,精准选择手握重兵的韦、秦充当帮手,不动声色之间,天王已掌握先机——洪秀全的治国才干也许远不及东王,但落第秀才的权谋手段却显然在烧炭工出身的杨秀清之上,只可惜东王威风张扬而不知自忌,大难临头之时更是对危险毫无察觉。

1856年9月2日,接到天王“诛杨”密诏之后,韦昌辉立即率三千精锐由江西瑞州秘密返回京城,当日凌晨,北王又在城外遇到了同样从金坛前线兼程赶来的燕王秦日纲。

但需要注意的是,勤王兵马能够迅速、顺利且十分隐秘地由前线返回天京,在当时的太平天国,这几乎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首先,杨秀清为了监督在外作战的将领,在部队之中安插了大量的眼线,而东王作为太平军的最高军事统帅,所有的作战方案、主将人选以及军队的调动情况,也尽在其操控与掌握之中。

而韦昌辉、秦日纲二人作为统兵将领,却突然带着数千人马从战场凭空消失,这样的反常之举怎么可能瞒过杨秀清的耳目?

其次,天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时刻处于清军的威胁围困之下,周边自然是关卡重重、戒备森严,即便北、燕精锐能够悄然脱离战场,但数千人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抵达天京城下,恐怕也是困难重重。

在不惊动杨秀清的前提下,即能顺利调动作战部队,又可以隐藏几千人的行踪,恐怕只有一个人具备这样的能力,那就是深受杨秀清信任、身居东殿文官之首的陈承瑢。

为了全力配合洪秀全的“诛杨”计划,陈承瑢先是假传东王谕令调动部队,并借职务之便暗中掩护勤王兵马返京,就在杨秀清浑然不觉之际,这个居心叵测的小人,却以一己之力为“天京事变”的爆发做出了诸多“重大贡献”,而紧接着,他还要再次发挥关键作用。

屠杀

夜幕之中,北、燕勤王兵马已悄然兵临城下,但天京城防自有一套严格的出入规定,出征兵将非持有东王符信一律不得入京,何况正值深夜,韦昌辉等人在此时领兵入城,只会更加惹人怀疑。

但主持城防工作的,正是身为天京卫戍司令的陈承瑢,此人再次假传东王手谕,擅自打开城门,将北、燕精锐接入城中。

入城之后,一行人直奔北王府,而提前在府内等候的天王大驸马钟万信,向参与此次行动的主要将领宣读天王诛杨密诏,韦昌辉也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和布置,随后披挂上马,率领三千余人杀气腾腾地直奔东王府而去。

在很短时间内,韦昌辉部将士便控制了通往东王府的各处街道,并把整个王府围困得水泄不通;夜色之中,韦昌辉首当其冲,率领队伍破门而入,杨秀清猝不及防横死于睡梦之中,随后夜袭者更是见人便杀,东王阖府上下三千余人,包括杨秀清的母亲、数十名侍妾、家眷、府中官员、卫士全部惨遭屠戮,无人得以幸免。

天明时分,杨秀清的首级被悬挂示众,城内各处贴出告示,宣布其“窃据神器,妄称万岁,已遭天殛”,洪秀全更颁下圣旨,将曾经的东王九千岁贬为“东孽”。

按理说“罪魁祸首”伏诛身死,政变的目的已然达成,这场造成数千人死难的惨剧就应该到此为止了,但杨秀清的势力在天京盘根错节,身为“诛杨”总指挥的韦昌辉,担心事后遭到报复,索性以铲除东孽余党为名,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屠杀。

北王屠刀挥舞,天京城内顿时血雨腥风,大批东殿部将、官员接连惨死,而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最终也激起了杨秀清部将的拼死反抗。

9月3日,即“天京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以傅学贤、吉成子为首的东王旧将,率领余部五千人在东王府望楼处鸣炮誓师,宣布讨伐叛军。一时之间,东殿大军与勤王兵马在天京街头巷尾进行轮番恶战。

在求生欲的驱使之下,傅学贤的部队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而韦昌辉兵力本就处于劣势,几次交手之后,渐渐落入下风。

洪秀全也没有料到事态竟会如此发展,为尽快解决杨秀清的残余势力,天王连忙下旨昭告民众,声称韦昌辉、秦日纲等人滥杀无辜,要于次日将二人绑缚广场受鞭笞之刑,并由陈承瑢亲自出面,邀请幸存的东殿将士集体前往观刑。

陈承瑢原本便是杨秀清集团的文官首领,傅学贤等人自然对其深信不疑,随即点齐兵马,前往指定地点,而且按照陈承瑢的要求,所有人员均未携带武器。

而等待他们的,自然是一场更大的阴谋,五千多手无寸铁的东殿将士,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进入预先为他们准备好的陷阱之中,随后全部惨遭屠戮。

在此之后,杀红眼的韦昌辉变得更加疯狂,凡是曾经与杨秀清有过交集的将领、兵卒均沦为追杀的对象,随着搜捕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上万来自两广的精锐老兵相继死于非命,发展到最后,就连许多与杨秀清仅有一面之缘的无辜平民,亦不能在这场血腥屠杀中幸免。

此时,这些“东党余孽”到底所犯何罪,又究竟该不该死,已不再是被关心的问题,曾经的手足之情、同袍之义,也没有了任何实际意义。手握屠刀就能代表正义,与杨秀清存在交集便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在韦昌辉丧心病狂的号令之下,其麾下三千部众化身屠夫、恶魔,在天京城内掀起了一场长达两个多月的杀戮风暴,最终两万多人沦为刀下冤魂。

反噬

9月下旬,惊闻天京发生变乱,正在武昌督师的石达开,急忙从前线返回天京,在与韦昌辉会晤之时,翼王责备滥杀之事,并劝其立即停手,尽快让天京回归正轨。

北王韦昌辉本是东王之下、太平天国的第三号人物,但长期受杨秀清欺凌、压制,此时罪魁已然伏诛,其正欲借“剿灭东党”之机大肆清除异己,从而名正言顺的填补东王留下的权力真空,哪里还听得进半点劝告。

而面对石达开的指责韦昌辉更是心怀不满,甚至因为翼王为死难者发声,而怀疑其忠于杨氏,暗中召集部下,扬言“不去石氏,吾患未已”。

北、翼二王的短暂会面就此不欢而散,回想韦昌辉阴郁的神情,石达开隐隐感觉不妙,而多年沙场浴血的经验,更使其敏锐地判断出危险即将临近。

因翼王此次匆忙返回并未携带兵马,而天京已成是非之地断然不可久留,当日夜间,石达开便带领亲随缒城而走,匆忙离开天京。

但韦昌辉已彻底疯狂,见石达开趁夜逃脱,不禁勃然大怒,先是假传圣旨,以天王名义发布针对翼王的通缉令,并命令秦日纲立即挥师出城追杀,与此同时,韦昌辉又亲自领兵,残忍地将翼王府两千余人全部杀害。

翼王行至安庆,便获悉府中遭遇灭门惨案,不由怒火中烧、悲愤交加,随即以“清君侧”为名,召集本部人马浩浩荡荡杀向天京。

翼王石达开本就在太平军中享有崇高威望,而其悲惨遭遇更是获得了军队将领的同情,再加上此次回师靖难的目标直指刽子手韦昌辉,在复仇心理驱使之下,大批流离失所、不知何去何从的东殿部众也迅速集结于翼王麾下,顷刻之间,一支数万人的复仇大军便已成型。

而一直在幕后操控一切的洪秀全,此时也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出于“丢车保帅”的心理,其将“天京事变”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并暗中联系石达开,准备交出罪魁祸首韦昌辉来平息争端。

接到消息的石达开,暂时停止东进,并驻军于宁国府(今安徽宣城),但此时天京城中各种不利于韦昌辉的小道消息开始甚嚣尘上,令其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石达开突然按兵不动,洪秀全又态度含糊不清,韦昌辉隐约猜测到,两人之间可能已经达成了某种私下的约定。

11月4日,谣传石达开正潜入天王府与洪秀全密谋,得到消息的韦昌辉急忙带兵向天王“要人”,在长时间没有等到回复的情况下,其竟丧心病狂地纵兵围攻天王府。

幸而守卫天王府的女官殊死抵抗,关键时刻又在城墙上升起翼王的专属旗帜以壮声威,而韦昌辉麾下兵将本就无意犯上作乱,又对石达开心怀敬畏,片刻之后,数千人便在喊杀声中一哄而散。

韦昌辉兵败,洪秀全随即下诏缉拿,天京城内原本对其恨之入骨的文武将官此刻纷纷加入搜捕行列,而众叛亲离的韦昌辉只能乔装改扮试图蒙混出城,却在街棚被巡逻兵丁抓获杀死。

韦昌辉伏诛后,其头颅被装入木匣,连夜送往石达开军前,与此同时,洪秀全下诏请石达开入京辅政,但翼王盘桓宁国府并不奉旨,似乎仍然余怒未消。

为显示足够的诚意,也为了安抚在天京事变中无辜受到牵连的石达开,洪秀全又于11月28日再次下旨,将秦日纲、陈承镕二人处决,随后,翼王在满城军民的欢呼声中返回天京主政,至此,这场历时近三个月,造成两万多人死难的血腥政变,才终于落下帷幕。

韦昌辉残暴成性,秦日纲助纣为虐,两人在“天京事变”中大开杀戒,最终也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陈承瑢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屠杀,但洪、杨决裂的导火索正是源自其造谣诬告东王谋反,天京事变得以突然爆发,此人更是“功不可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承瑢比双手沾满鲜血的韦昌辉、秦日纲更加令人唾弃。

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处心积虑的陈承瑢,隐藏在暗处推波助澜,但阴险狡诈之人还是难逃身败名裂的下场,最终身首异处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而“天京事变”的参与者相继伏法受诛后,真正的主谋洪秀全,看似成为了唯一的受益者,只是经此变故之后,原本处于巅峰的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并迅速走向衰落,以王朝崩塌作为代价,胜利者洪秀全其实才是最大的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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