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末五代以来，在战乱频仍的背景下，世风衰微，礼制沦为虚文。宋初两朝统治者惩五代之弊，在恢复统治秩序的过程中也注意到礼制建设，修订朝廷礼仪典章制度并付诸实践，意在发挥礼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必要作用。同时，将礼制下沉到基层社会，制定了一套适用士庶的礼仪准则，在民间予以提倡，以正世风。宋太祖、太宗两朝在礼制方面的拨乱反正，促进了五代以来朝纲败坏与伦理道德沦丧局面的终结。在正统礼法观念重新回归并逐渐加强的形势下，统治秩序进一步得到巩固，从而为宋朝的长治久安及文教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陈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晨鹭，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剧烈动荡时期，礼乐制度在战乱中遭到严重的冲击。政权衰微、更迭与连年的用兵作战，使得帝王无心制礼，尤其是五代以武夫悍将为主的统治集团更是“专上武力”，往往只顾兵甲、帑藏之需，而无视“文章礼乐”。北宋继五代丧乱之后，统治者充分汲取了历史教训，力图通过拨乱反正恢复秩序，以重建中央集权统治。为此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举措，以开展各方面的建设，而复兴礼制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学界已有关注和讨论，然而目前的论述尚缺乏全面的考察，特别是对宋太祖、太宗两朝在重振礼制方面的具体措施、动因及成效，缺乏细致和深入的探究。本文即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探讨，冀望通过对北宋前期礼制重建过程的剖析，有助于加深对宋朝政治史的认识。
一
北宋建国前礼制秩序败坏的背景
唐末五代时期，因长期动乱致使统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当时不仅藩镇割据加剧、兵燹迭起以及君弱臣强的现象日益突出，也出现了兵变夺权频仍、文武关系失衡等各种顽疾。在此局面下，礼制或沦为摆设，或施行颇为草率。当时，仅有后唐庄宗与后周世宗稍重礼仪，前者常以唐朝故事为治礼样板，但诸事皆草创，且本身出于沙陀，又将诸多胡族传统杂糅其中。周世宗曾下诏编修《大周通礼》、定雅乐，但在位时间过短，亦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礼制的粗疏。至于其他帝王，则大都无暇顾及。因此，欧阳修对五代时期礼乐废弛之弊有如下评述：
纵观五代时期礼制状况，其疏失包含国家制度与社会道德两个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主要如下。
（一）礼制结构残缺
就五代礼制而言，吉、宾、军、嘉、凶等五礼中废弛之处甚多，造成了这一时期礼制整体结构上的明显缺失。与此同时，由于五代长期处于战乱与割据的形势之下，统治集团又皆由藩镇而来，不通礼文，故在礼制的具体施行中常有不规范的现象。
首先，以吉礼为例，五代帝王在宗庙制度方面建设较多，各帝皆立庙，在禘袷、配享、时饗等方面亦有一定创置。不过关于庙制、祧迁问题仍然出现许多争论或违礼之处。郊祀作为吉礼之首，虽受到重视，然也常因各种原因延迟或停罢。如：后梁太祖曾定于开平二年（908）四月行郊天之礼，后因工期缓慢，一直拖延至次年方举行；后唐庄宗于同光元年（923）十一月降敕于十二月行郊祀，然而随之又改为翌年二月；后周太祖重视郊天大礼，于显德元年（954）参照唐制定郊祀仪制，不过，其在这次郊祀完毕后便过世，周世宗一朝则不复举行。郊祀本是表明政权合法性的必要方式，但在五代频繁的政权交替中，实际上已经不再得到重视。其余仪节，或因战乱废止，或多不合规。有时雨雪不止，后梁太祖便令群臣分拜各祠庙或灵迹；后唐长兴元年（930），田敏请修司寒之祭，因冰室未备只在后园水井祭祀，“大为士子所笑”。由于战乱中经典流散严重，许多礼仪不知其意，只能苟取一时之制，故又常有礼仪与胡礼或流俗并行的现象。如：同光二年所行的雷山赛天神仪式，实为“夷狄之事”；唐明宗、晋少帝在位期间亦多次祭拜突厥神祗；后唐、后汉、后周皆行的寒食望祭，前典无载，被宋人称为“俚俗之祭”。再如，后唐时出现禳荧惑星现象，庄宗却令人置水于城门，难明其义。这些胡礼、民俗与国家礼仪的杂糅，无疑对传统的儒家礼制与精神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对其神圣性与纯正性也难免造成影响。
其次，其他四礼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如五代宾礼与嘉礼缺失较为严重，较之《大唐开元礼》，许多礼仪皆未实行，亦有礼俗杂糅之事。之处同样甚多，如天成四年（929），后唐行献俘礼，朝中竟无人知晓露布之文，只得临时草拟，“颇为识者所嗤”。唐代献俘之时按礼必先告祭宗庙与社稷，而五代军礼则将此步骤省略，只将战俘押解至阙下直接斩首。凶礼情况亦然，五代帝王往往不得其死，故丧葬礼仪十分简略，辍朝、丁忧一类的制度虽有施行，但均无定制。
此外，五代乱世之中，统治者无暇编纂礼典。周世宗曾令窦俨编修《大周通礼》，可惜其书未能完成，故终五代之世并未有完整的成文礼典流传下来。由上可见，五礼结构上的残缺、礼仪实施过程中的不规范以及官修礼文的缺位，使得整个五代时期的礼制呈现出极不完备的特点。
（二）礼制发展缺乏连续性
由于政权更迭迅速、国祚较短，五代礼制的发展往往缺乏连续性。梁太祖一朝在礼制方面有所举措，祀天地、立宗庙，文宣王庙、武成王庙以及各类祈禳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创置，亦有意改善民风。而梁末帝继位后十年间建设寥寥，仅于贞明三年（917）行郊天之礼，还因晋军压境而被迫停止。后唐自视为唐室正统，于制礼作乐多有措意，五礼之中皆有一定程度的创立。然而，随着后唐政权的覆灭，其诸多所为又化为泡影。其后，晋、汉两朝礼制则均无明显建树。后周礼乐建制相比前代较为完备，周太祖在位期间祀天地、立宗庙，且极重孔庙，多次下令修葺。周世宗又作《大周通礼》，定雅乐。可是，后周两代皇帝在位时间都过短，其成效自然较为有限。正因为如此，五代礼制缺少代际有序传承，也就无法实现长远的建设目标。
（三）礼仪与道德观念缺失
五代国家相关制度的缺失，势必导致统治集团礼制观念的淡薄。典型的例证如：唐代举行讲武、田猎礼时，一般需设围场、置牙旗，礼毕后又有明赏赉、分赐物的程序。五代统治者虽然尚武，却甚少关注这些军礼的礼仪功能，行礼时常带有娱乐意味，并且随时随地为之。前代射礼多于射宫、射殿举行，既要设宫悬之乐，又要立元会之仪，而五代行射显然只是帝王游兴的项目之一，常在野外随意而为。同样，五代时文臣对于礼制的态度也相当淡漠。如后梁末帝欲行郊祀，宰臣敬翔劝道：“郊祀之礼，颁行赏赉，所谓取虚名而受实弊也。”后晋大臣杨邠也曾说：“为国家者，但得币藏丰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也。”敬翔曾于唐末参加科举，“好读书”，然而其对礼乐尚且如此轻视，更不必提武夫悍将了。还有研究者注意到五代礼制行事身份出现品官化的现象，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礼制在国家政治中地位的降低。
在长期战乱下，不仅朝堂上礼制意识淡薄，社会上的礼仪观念也渐衰，不少家庭“子孙于岁时展祀盖不能及”，甚至公卿之家祭祀也“因循便俗”。由此，本已脆弱的传统道德进一步遭到腐蚀，最终导致君臣大义缺失、伦理纲常败坏，以至于“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如：后梁太祖朱温被其子朱友珪所杀，后唐庄宗李存勖同样死于其同宗李嗣源之手，后唐闵帝即位后不久便又被其弟李从珂所弒。而官僚则大都朝秦暮楚，无视忠义气节。如安叔千本为后唐大臣，后随石敬瑭击契丹，却又私下暗通耶律德光。最典型者如冯道，历经四朝十帝，被评为“无廉耻者”。诸如此类，可谓不胜枚举。至于人伦也日趋败坏，如后梁太祖诸子为争夺储位，竞相献妻于其父；南汉主刘玢在父丧时不但饮酒啖肉，更“召伶人作乐，裸男女以为乐”。类似的行为，也已是司空见惯。
由上可见，国家礼仪制度的缺失是君臣意识淡化、道德秩序涣散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此背景之下，政权难以稳固，长则十数年，短则四五年，便走向崩溃，五代的统治因此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二
宋初两朝礼制的重建
及其重要举措
北宋建国后，面对五代以来统治秩序混乱的局面，统治者充分总结和汲取了前代教训，予以拨乱反正。而五代礼仪失序与世风败坏的问题，即其中积弊之一。宋初两朝将重建礼制、重塑道德作为恢复秩序的重要环节，为此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举措。
（一）重建礼制及其典章
针对“五代以来，丧乱相继，典章制度，多所散逸”的问题，宋初两朝围绕制度与礼典两方面展开建设。
其一，修复五礼并完善制度。
重建并完善以五礼为纲的礼仪结构，是恢复礼制的首要任务，故宋初以《大唐开元礼》为本，围绕吉、宾、军、嘉、凶五礼展开建设。其中在吉礼方面，力图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国家祭祀制度。建隆元年（960），宋太祖君臣首先详定了宗庙制度，确立每岁五享、时享、荐新、禘袷之礼，定宗庙七祀内容。又立后庙。其次，逐步完善郊天之礼，明确配享制度、厘定牲牢等级。太祖、太宗虽未亲祀明堂，但已修定季秋享明堂之文。再次，恢复其余各项重要礼仪制度，如封禅、五方帝、岳镇海渎、释奠、籍田、先代帝王、马祖、司寒、各类祈禳及天下诸神祠之礼，都在宋初两朝陆续得到恢复。在重建吉礼的过程中，统治者对前代的疏漏进行了修复，如淳化三年（992），李昉等人共修正了二十七项不合典礼的祠祭。又对礼仪实施过程中的诸多细节予以完善，如宋太祖听闻祭祀时供帐不备，遂诏令陈设幄幕，并要求保证洁净；乾德六年（968）郊祀时，朝臣和岘因望燎之位距离祭坛过远，无法“光明远照”“知宸心博达”，提议加以调整，随即获得采纳；淳化四年，吏部侍郎陈恕在祭祀后见祭器脏乱，便亲自检查礼料、洗涤祭器，并告知有司督促并监视礼官的日常工作。经过以上不断的完善，宋初两朝初步制定了较为齐备的祭祀礼仪。
在宾礼方面，宋初两朝主要继承了唐制。据学者考证，宋初《开宝通礼》中的宾礼，包括蕃主来朝与蕃使来朝两部分，基本与《开元礼》相合。《宋史·礼志》中记载了宋初蕃使来朝时所行宾宴制度，太祖、太宗已据此先后接待了吴越、后蜀、南汉使臣，契丹国信使、高丽使及诸国蕃客等。另外，实行“二王三恪”之礼，先于建隆元年封周恭帝柴宗训为郑王，后于周太祖、周世宗墓旁修塑像。柴宗训死后，太祖葬其于顺陵，差官祭飨后周陵庙。与此同时，还定群臣朝使宴饯之礼，规范了节度使来朝、群臣出使及回朝、群臣表贺等相关礼节。基本建立起宋廷的外交礼仪秩序。
针对军礼，宋初两朝综合前制，积极进行建设。建隆元年，太祖亲征潞州，出宫日告祭天地、太庙、社稷，城门外軷祭用羝羊，对于所过州府河桥及名山大川、帝王名臣陵庙，亦遵前制以香、酒、脯祭告，基本还原了《开元礼》中除祃祭之外的所有亲征仪式。此后，太宗又参考前代兵书对此进行调整，使其更具军事意义。至于军礼中的其他内容，如献俘、田猎、讲武及大射等礼，也逐步得到恢复。与五代相比，宋初两朝的军礼已具有相当的标准和规模，其所涉时间、场所、参与人员、内容，皆具一定的礼仪规范。
在嘉礼方面，宋初两朝在继承前代朝会、册封、巡幸等礼的基础上，结合自身需要而进行了创置。太祖、太宗即位，按礼行登极之典，之后相继改元、大赦，同时恢复了前代久未实行的上皇帝尊号之仪。又在百官班序、入閤、上表、集议等环节上，陆续完善了相应的礼仪。宋初两朝还规范了宴饗制度，通常于南郊之后、春秋二季、外使来朝时举行大宴。又不定期设小型曲宴，以待特殊对象。此外，雍熙中，复兴了中唐的赐酺制度，以待天下父老宴饮；淳化中，依据明州所存唐乡饮酒礼，恢复了废止近百年的乡饮酒礼。
对于凶礼，宋初两朝在前代的基础上，重修大行皇帝丧礼、山陵及园陵之制，重订皇室丧仪。同时健全官员丧葬礼仪，逐一恢复皇帝问疾、辍朝、举哀挂服、辍乐、赙赠、诏葬、追封册命、定谥等制。针对百官私忌、官员丁忧、五服制度等也都做了新的规定。
其二，重视礼书的修纂。
宋初两朝恢复礼制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启动礼书的系统编纂，为礼制的实施提供典章依据。开宝四年（971），太祖命刘温叟、李昉等人以唐朝旧典为基础，编修《开宝通礼》。该书于开宝六年编成，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官方礼书。《开宝通礼》目前已佚，故无法直接了解其详细内容，学界对此已有讨论。关于《开宝通礼》撰写的情况，宋代文献中一直存有疑议。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刘温叟、李昉等人“重定《开元礼》，以国朝沿革制度附属之”。而据宋初两朝《实录》及《本纪》所载，该礼则为李昉等人依国朝沿革制度，损益《开元礼》而来。无论是哪种说法，皆说明其与《开元礼》有密切关系。不过，《开元礼》虽为编纂《开宝通礼》的重要参考，但后者对前者沿袭的程度却相对有限。就其“通礼”体例来看，后周的《大周通礼》才是《开宝通礼》参照的主要对象。
自唐末以来，随着开元盛世的疏远，《开元礼》的效力已逐渐疲弱。故宋太祖朝在修纂《开宝通礼》时，自然以此前的《大周通礼》为体例上的参考，而以《开元礼》为其精神上的样板。宋廷在重振礼制的政治目标下，意欲修一部万世不刊之典，所以《开宝通礼》便立足本朝制度，希望以此为基础，通过代代增补，最终完成一部可与《开元礼》比肩的盛世礼典。正如欧阳修在《太常因革礼·序》中所称：“太祖皇帝始命大臣，约唐之旧，为《开宝通礼》，事为之制，以待将来。”“事为之制”反映了其主要记录一朝之事，而“以待将来”则是其远大的目标。该序还表示：“虽不足以称先帝改礼修业、传示无极之意，犹庶几于守职不废，以待能者。”亦印证了太祖此意。因此，《开宝通礼》以历代之典为起点，以厘清建隆至开宝年间的礼仪沿革为主，从而为后世修盛典提供国朝故事。就此而言，在宋朝开国时期，太祖便已有编纂盛世礼书的目标，由此反映了其欲重振盛世礼制秩序的政治追求。
与此同时，宋初两朝多次对一些礼文进行修订。如太平兴国八年（983）增订的《周公谥法》、淳化二年增订的祭祀《正辞录》等。太宗还尤其重视制定礼图，先后制《入閤图》、《南郊图》、《淳化大射图》等。
除此之外，宋初两朝也十分重视礼仪官的选任与培养。太祖对礼官的出身颇为看重，选任时须“以诸道前资宾幕、州县京官、黄衣、诸司守选人充”，同时核查其出身、履历。为保证祭祀的肃穆、庄严，太宗令郊庙行事官在祭祀前必须沐浴、着净服，凡违反者都要受到御史的纠察；要求祭官在斋戒及祭祀时，“不吊丧问疾，不判刑杀文书，不行刑罚，不预秽恶”，并督促其研习相关礼文。若礼官称病不赴任，则遣医官验视，若有虚假，即予以降黜。由此，礼官的职能获得肯定与加强，礼制的纯粹性与神圣性遂得到有效保障。
通过宋初两朝对礼仪典章制度的建设，五礼中的大部分内容均得到恢复，“礼容不备”的状况亦得到改善。就此基本建立起一整套礼制体系，终结了五代以来礼制废弛的局面。
（二）提高礼制意识
伴随着重建礼仪、典章的过程，宋初两朝统治者的礼制意识逐渐提高。由此，既使得国家各方面政务有序展开，又进一步从礼法上巩固了政权的统治。
赵匡胤称帝后，对礼制的理解其实有一个过程。据记载，太祖初即位时，曾见太庙中陈列笾豆簠簋之类礼器，曰：“我之祖宗宁曾识此？”命人换日常食物祭上。之后又醒悟过来，“令设向来礼器”，恢复原样。可见武夫出身的宋太祖与汉高祖刘邦相似，对礼制的认识有一番提升过程。此后，赵匡胤格外留心礼仪规则。如：乾德二年合祭天地时，礼官依规铺黄褥以迎太祖，其为表虔诚，命人撤去。礼毕，他欲乘金辂返回，但问是否符合礼典，确认无碍后才安心离开。宋太祖因尊重礼制，遂不断提出要求，如他认为“祠祀大事，居处必庄”，故对祭祀名物、场所严格要求；为保证祭祀的庄严，规定皇帝致斋及郊祀日，京城内不得有凶秽之事，也不能出现哭声。诸如此类，不可胜举。与此同时，宋太祖重用了窦俨、和岘等一批通晓礼乐的官员，以便尽快恢复礼仪秩序。窦俨曾于周世宗朝考正雅乐，撰《周正乐》《大周通礼》等，入宋后任礼部侍郎，《宋史》载：“当是时，祠祀乐章、宗庙谥号多俨撰定。”足见其在宋初制礼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岘也曾辅助宋太祖厘清祭天大礼、宗庙之礼的诸多细节，又在窦俨去后制定雅乐，对宋初礼制重建颇多贡献。这些礼官的所作所为，势必亦促进了宋太祖对于礼制意义的认识。
宋太宗即位后，统治秩序已日趋稳定，同时随着“崇文”导向的确立，其对礼制的理解亦进一步提高。如至道二年（996），举行郊祀典礼，礼仪使宋白建议减少升坛次数，以方便晚年的太宗，但太宗却说：“如合遵旧典，虽百次登降，亦不以为劳。”太宗曾于祝版上亲自署名，官员认为皇帝不必如此，太宗则说：“国朝典礼素定，岂可废也。朕为万民祈福，桑林之祷，犹无所惮，至于亲署，又何损焉。”太宗还命人在国子监墙壁上绘聂崇义《三礼图》，以便诸生熟悉。由此可见宋太宗对礼制的重视程度，故史称“太宗尚儒雅，勤于治政，修明典章，大抵旷废举矣”。
伴随着礼仪制度的不断完备与实践，统治者对礼制的理解不仅体现于日常礼仪运行中，也认识到其在维护政权合法性上不可或缺的作用。如：太平兴国九年，宋太宗举行了荒废已久的封禅大礼，以彰显自己受命于天的神圣性，所谓“国家承百王之大统，抚万国之烝民”，“治定功成，可以继三五之迹；升中肆觐，可以副亿兆之心”。淳化二年，赵光义命在五郊迎气日，祭各方岳镇海渎，并为其立庙刻碑，以表明祭神之权在握。“自唐乱离之后，有不在封域者，遂阙其祭。国家克复四方，间虽奉诏特祭，未著常祀。望遵旧礼，就迎气日各祭于所隶之州，长吏以次为献官。”这种遍祭群神之举，大有重振山河之意。与此同时，下诏对历代帝王陵墓进行保护，还依其功德划分等级，以此展示一统江山与长治久安的追求。
宋初两朝固然重视礼制形式，其实更在意其维系朝纲的功能，试图以此消解五代传统道德败坏带来的祸害，如司马光指出：“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这里所说的“无礼”，不单是指散乱的制度，更是针对社会失序的难题。因此，宋太祖曾在阅览进呈的《五代史》后对臣僚说：“昨观新史，见梁太祖暴乱丑秽之迹，乃至如此，宜其旋被贼虐也。”对五代以来朝秦暮楚的行为，两代帝王更难容忍。如陶榖虽“强记嗜学，博史通经”，但太祖因其曾拟有后周恭帝禅位诏书之事，认为其丧失气节，故“甚薄之”，始终不予大用。而对韩通、卫融等守节的反抗者则给予表彰。太祖晚年曾对宰相说：“为臣者，或不终其名节，而陷于不义。盖忠信之薄，而获福亦鲜，斯可戒矣。”太宗也充分意识到忠义观的重要性，因此要求官员以忠义为本，“深惩五代之乱，以刷涤污俗，劝人忠义为本”。淳化三年，太宗诏刻《礼记·儒行》赐予官员，要求谨遵为臣之道。并且将节操作为用人的重要准则，如赵普罢相为西京留守，通判刘昌言因知遇之恩为其精心处理后事。太宗认为刘昌言重义，予以奖励并重用。武将田重进亦因曾忠于太祖，赵光义“知其忠朴，故终始委遇焉”。太宗还对宗室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如其对教导王府子弟的官员说：“使日闻忠孝之道。”
宋初统治者对礼仪制度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即从重视礼仪形式到礼仪形式与宗旨两个层面并重，以发挥其维系朝纲秩序、政权合法性的作用。
（三）加强世风建设
宋初两代统治者在制礼、重礼的过程中，也在社会上推广礼仪准则，并借此推动道德伦理建设，以达到改良世风的目的。
北宋建国后，首先在前代基础上逐步确立庶民礼仪。开宝三年，宋廷对士庶丧葬、服饰、居室及出行等方面，都作出细致规定。同时，根据现实状况不断进行调整。在宋太宗朝，有关这方面的规制进一步细化。如太平兴国七年重订士庶丧葬、车舆、服饰制度，其中新定丧葬制度颁行后，要求百日内施行。同年，因士庶之家车服多有逾僭，太宗下令对“冠服、居室、器用、车马之式”作出规定。端拱二年（989），又厘定鞍髻、服带、头巾等制。针对以往“丧葬之家，送终之礼不得过度”的规定，太宗朝制礼的官员认为过于严苛，不能彰显孝道，遂获准提高标准。宋太宗还下令各地在要道设《仪制令》木牌，用“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的告示，宣传礼让精神。
其次，宋初两朝重视民风建设，以礼法改造民间陋俗。乾德年间，针对唐邓、西川等地“父母骨肉疾病，多不省视医药”的旧俗，宋太祖曾多次下诏严刑禁之。雍熙二年（985），宋太宗获悉岭南有“饮食、男女之仪，婚姻、丧葬之制，不循教义，有亏礼法”的风俗，甚感不满，便下诏诸州长吏严加训诫，革除杀人祭鬼、病不求医及僧侣置妻等陋俗。对于巫风流行地区，同样进行整改，禁止巫者以巫术伤人，不许乡里与之通婚，若发现有杀人祭鬼、用巫术治病等行为，一律以死罪论。
与此同时，宋初也大力表彰孝行事迹。太宗亲自书写《孝经》碑刻，以示重视孝悌之道。对于父子异居、不视父母疾、火葬、灵前举乐游戏等有伤人伦的行为，则多次下诏禁止，甚至以刑罚手段打击。对于累世同居的大家庭、有孝行的个人则加以旌表，还在民间访查孝悌彰闻、德业纯茂之人，推举入官。太宗为了强化孝道，更严明了官员三年之期的丁忧制度，若有官员父母殁亡未经百日便赴任者，责令御史台纠察。
宋初两朝重修典章制度、深化礼制观念、加强世风建设等方面的举措，可谓有的放矢，从而对五代以来礼制衰败及其带来的诸多危害进行了纠正。
三
宋初两朝重建礼制的意义及影响
宋初两朝在礼仪制度、社会道德两方面的建设，作为恢复统治秩序的必要环节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不但对当时的朝野大有意义，也对宋朝其后两百几十年的发展深具影响。
（一）助力中央集权秩序的稳固
宋太祖朝确立了有宋一代礼制大纲，宋太宗朝继之而渐趋完备，这既终结了五代礼制不振的颓败局面，也奠定了宋朝礼制的基石。宋人高斯得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祸败，原于礼制不立，故创业之初，立纲陈纪，为万世法”。由此可见，经过宋初两朝的建设，礼制在维护国家秩序中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为了确保礼制的顺利推行，宋初两朝还以法律与之配合。如建隆四年，太祖诏令编修《宋刑统》，之后又编《建隆编敕》进行补充，对“盗大祀神御物”、“养饲牺牲”不如法、“居丧嫁娶”、“父母在及居丧别籍异财”等触犯礼制、有悖人伦的行为，均制定了相应的刑罚规则。宋太宗时期的诸多相关举措，已见前述。这种礼法相辅的做法，遏制了五代以来漠视礼乐、朝纲的积习，正所谓“乱臣贼子惧”。事实上，宋中央集权秩序长期稳固便与此存在密切关系。如范仲淹指出：“皇家起五代之季，破大昏，削群雄，廓视四表，周被万国，乃建礼立法，与天下画一，而亿兆之心帖然承之。”南宋人称颂道：“太祖、太宗能立礼之大节，是以百年之间教化兴行，臣民轨道。”吕祖谦也认为：“以礼逊节义成就风俗，此所谓远过前代者也。故于俶扰艰危之后，驻跸东南逾五十年，无纤毫之虞，则根本之深可知矣。”可见宋初礼制建设的效能有目共睹。
宋初礼制的重建，不仅为当时朝廷提供了基本的礼仪典章，改变了五代以来礼文散乱的局面，也有助于宋廷政务的正常运行，从而为宋初中央集权统治秩序的稳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调和社会氛围
宋初重建礼仪与道德的所作所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调和社会氛围的作用，有利于消弭弥漫已久的戾气。“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夫悍卒”，故统治集团残酷暴虐，常常无视生灵，社会环境极为恶劣，以至于士庶皆不得其安。宋太祖即位后，一改残暴的统治之道，注重怀柔方式，其中就包括用礼安民，以缓和社会矛盾。如宋代嘉礼中的各类宴享，便是当时用以和睦君臣关系的重要手段。宋初常常举行三元灯会、各类圣节以及赐酺，既是向民间展现政治清明、世风祥和的气象，也意在抚慰民众压抑的精神。以赐酺为例，雍熙元年的诏书曰：“王者赐酺推恩，与众共乐，所以表升平之盛事，契亿兆之欢心……宜从士庶之情，共庆休明之运。”即体现了“以嘉礼亲万民”之意。前述相关士庶礼仪的施行，都发挥了柔性的统治作用，从而缓和了紧张的社会氛围。
经过宋初两代的拨乱反正，民众的生活与精神得到长足的缓释，社会遂日趋稳定。据《岁时广记》载，宋太祖曾问朝臣李昉，今天下比五代如何？李昉答道：“民物繁盛，比之五代数倍。”太宗曾诏京城百岁以上耆老至长春殿，老人皆谓“自五代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也”。宋朝历史上，未曾爆发席卷全国的民众起义或兵变夺权的现象，实与宋初以来缓和社会矛盾、调节社会氛围的传统有一定的关联。
（三）奠定包括礼乐在内的文化勃兴之基石
现代史家陈寅恪曾对两宋的文化成就评价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当然是宋朝崇尚文治的最终结果。而宋初两代恢复礼乐与儒术，则是两宋文教兴盛的起点，史称“宋一中国而文教修，学者大盛”。其成效为此后的文化发展，尤其是礼乐繁荣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综合而言，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宋初复礼为宋朝制礼作乐活动拉开了序幕。太祖编纂的《开宝通礼》，确立了有宋一代修礼的目标。此后各朝又续修《礼阁新编》《太常新礼》《庆历祀仪》《太常因革礼》及《政和五礼新仪》等礼典，均是在《开宝通礼》基础上发展的结果，体现了北宋礼制的繁盛。与此同时，太祖诏窦俨定乐制，后再订大朝会之乐。其后各朝又有“李照乐”“阮逸乐”“杨杰、刘几乐”“范镇乐”及“大晟乐”等多次乐制改革，从而在礼乐文明上取得突出成就。
其次，宋初两代对礼制的重视，也是刺激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肇始。司马迁曾评价孔子：“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其实，宋初两朝制礼与重视儒经之举，也有相类的意义。在对以往礼乐废弛状况的纠正过程中，宋初两朝统治者也意识到经学教育的重要性。如：建隆三年，宋太祖获悉判国子监崔颂聚生徒讲经书，“上闻而嘉之”，遣内侍“徧赐以酒果”。赵匡胤曾针对宗室教育强调道：“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赵光义也特意挑选通晓经义者为诸王府教官，如刑昺因究心礼文，依据戴圣《礼记》编《分门礼选》，太宗对其中《文王世子》一篇尤为中意。事实上，宋初官方已开始经学建设。一方面，重视选拔经学人才，如太宗曾说，朝廷文士虽多，但“通经者甚少”，故要求增加五经博士的人数，以光大“风化之本”。另一方面，对儒经组织注释与校勘工作，先后推出了《经典释文》《五经正义》及《七经疏义》等。因此，经学在宋初两朝虽仍处于汉唐框架之下，但却因为当时官方的重视，儒经日益受到关注，进而引发随后对经义的不断探寻和思考。由此，北宋中叶以来，学人纷纷著书立说，掀起了直追原典、回向三代的思潮，从而推动了宋学的产生，开启了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其中宋儒对“三礼”的重解，直扣礼之本义，颠覆了汉唐经学的狭隘认识，为儒学注入新的内涵，形成两宋独有的礼学。至于教育大兴，亦与宋初以来崇儒、重礼政策的持续发展有直接关系，因相关论述已多，在此不再赘述。
此外，宋初对于庶民礼仪的关注，也逐渐带动了宋代民间礼制的发展，促进了以礼仪规范基层秩序的模式盛行，以此维护社会秩序的功效遂日益显著。即如北宋建国伊始，就详定士庶车服、丧葬制度，又强调宗法族制。此后，各朝都注意制定民间礼制，尤其是宋徽宗朝所修《政和五礼新仪》，便有大量的庶民礼仪规定，这也成为中国古代官方礼典中首次专门针对庶民礼仪的内容。有研究者认为，宋代“在社会控制方式上建立了一套以礼制为核心”的系统，横向上包括丧葬、婚礼、家训家范、乡约、地方祭祀等礼制手段，纵向上则是学校、旌表、祭祀、家庙等行政力量，这“对于宋王朝走出五代政局变乱，王朝更替频繁的政治怪圈，加强基层社会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可以说，宋初两朝对民间礼制的构建，既是两宋以礼仪规范民间秩序的开端，也是礼仪观念深入社会的肇始。
四
结 语
五代时期，在长期战乱不已、政权频繁更迭的背景下，礼仪制度废弛，相关典章流失，统治集团礼制观念薄弱，致使礼制在统治过程中的功能大为减弱。这种制度与观念的双重残缺，不但造成了当时国家礼制运行的不畅，更加剧了统治秩序及传统道德的败坏。
宋初两朝统治者深刻总结历史教训，将重振礼制作为恢复统治秩序的重要环节，为此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举措，诸如恢复五礼等制度、编纂《开宝通礼》等礼典、制定士庶礼仪准则等。随着宋太祖、太宗两朝礼制意识的不断提高，礼仪制度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位置凸显，在基层社会中的影响也日益扩大。经过宋初两代的礼制建设，中央集权统治秩序进一步得到加强，并就此终结了五代以来世风不正的局面。而宋初重振礼制的种种作为，则既成为其后统治集团的重要政治遗产，也对两宋时期文化的昌盛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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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3年第9期
原文编辑：王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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