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长期以来以“五胡十六国”表称“永嘉之乱”后北方的封建割据时期，这一概念也被学界外人士广泛接受和使用。目前对于这一概念的通行解释是内迁五个民族即匈奴、羯、鲜卑、氐、羌建立的十六个政权。十六国的概念主要是源于崔鸿所撰《春秋》，因“凡十六国”[1]卷67《崔鸿传附子元传》故后人将此时期以十六国表称，但是“五胡”这个名词由何而来？最初的含义究竟是什么？现在这种含义是如何确立的？学界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将“五胡”最初的含义及其发展过程做一梳理，以求正于方家。
一
对“五胡”最初之含义进行思考和研究的当代学者，大都将其与曹魏时期分立的匈奴“五部”联系在一起。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我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胡”与“匈奴”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关系，两种称谓在史籍中时常混用或置换。
“胡”之名称在史籍上出现比较早。周穆王时铜器《■（戈+冬）簋》铭文中有“为戎■(害+夫)”的话，唐兰先生认为“■(害+夫)”即胡，《墨子·兼爱中》：“燕代胡貉”；《晏子春秋·谏下》：“今夫胡貉戎狄之畜狗也。”；《吕氏春秋·义赏》：“戎夷胡貉巴越之民”；《穆天子传》中有“阏氏胡”。匈奴作为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游牧民族，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逸周书·王会篇》、《山海经·海内南经》、《战国策·燕策三》。在这一时期，“胡”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泛称，其种类包括东胡、林胡、楼烦、匈奴等，[2]117页“匈奴”的称谓则专指匈奴。至秦汉时期，史籍时常将“胡”与“匈奴”互称：“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亦筑长城……以拒胡，当是之时，寇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3]卷110《匈奴列传》第2885页“月氏遁逃面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来胡，闻此言，因欲通使……” [3]卷123《大宛列传》第3157页“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3]卷6《秦始皇本纪》第280页，东汉学者郑玄甚至将《周礼》考工记总目中的“胡无弓车”之“胡”注为”匈奴”。故而有学者谈及匈奴的称谓变化时说：“战国以降，又称之为胡，曰匈奴”[4]卷13，第369页，将匈奴与“胡”的内涵与外延完全等同。
由此可知，战国以后“匈奴”与“胡”就开始有关紧密的联系，密不可分，对于“胡”与“匈奴”的关系，中外学者曾做过深入的研究。即使是如此，“胡”并不能完全与匈奴等同，“胡”之含义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相应地与匈奴之间的关系也有所变化。
秦汉之际，“胡”与“匈奴”互称，其原因是当时冒顿单于在政治上统一了北亚草原，建立了匈奴帝国，故而“以往只是北方‘诸胡’之一的‘匈奴’部落，跃居北亚草原的统治地位，成为北方‘诸胡’唯一的政治代表。战国时的北方‘诸胡’——林胡、东胡、楼烦、中山与匈奴，到汉初只剩下一‘胡’——匈奴及其帝国——了。此时的‘胡’是匈奴，‘匈奴’也是‘胡’”[5]第60页。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匈奴单于孤鹿姑在其致汉的书信中曾经自称为“胡”：“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6]卷94《匈奴传》，第3780页 这种状况导致一个结果，即在汉文史籍中，“胡”与“匈奴”之内涵与外延一度几乎完全等同。
东汉建武二十三至二十四年（47－48年），因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争权斗争，匈奴发生了第二次大的分裂，原呼韩邪单于孙比因不得立为单于，率所主南边八部众四、五万人投降汉朝，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沿用其祖父的名号，史称此部为南匈奴。留在漠北的蒲奴单于，史称为北匈奴，匈奴正式分为南北二部。建武二十五年（49年），南匈奴遣使到东汉，“奉藩称臣，献国珍宝，求使者监护，遣侍子，修旧约”。[7]卷89《南匈奴传》，第2943页 南单于徙庭于西河郡的美稷（今内蒙古准噶尔旗北），后东汉“悉复缘边八郡”，允许南匈奴部入居。
随着匈奴草原帝国的瓦解，南匈奴及其统治下的诸多北方游牧民族大量内迁，在大致今甘肃东北、山西与陕西北部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与华夏族混居杂处，以往是匈奴作为草原帝国的政治代表与华夏民族接触、交往，现在分化出一个个个体民族与汉民族打交道，因此，原本掩盖在强大的匈奴民族身影下的其他“胡”族开始浮出水面，日益凸显出来，时间日久，双方接触日深，了解愈多，汉族对内迁游牧民族的认识日渐清晰、准确，反映在史籍中，就是“胡”的含义再次发生变化，它不再是“匈奴”的专称，而是又一次成为汉族之外北方游牧民族的泛称。
三国时期，乌丸在北方的势力比较强大，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比较密切，因此史籍中以“胡”指代乌丸的情况俯拾皆是，兹举一例予以说明：“太祖将征袁尚及三郡乌丸，诸下多惧刘表使刘备袭许以讨太祖，嘉曰：“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丸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8]卷14《魏志》，第434页
此后，更多的内迁民族被称之为“胡”，如羯、氐、羌、鲜卑等，“胡”又一次成为一种北方游牧民族的统称、泛称。石勒和刘曜交战，刘曜捉住几个羯人，亲自讯问：“大胡自来耶，其众大小复何如？”，羯人回答“大胡自来，军盛不可当也”[9]卷103《刘曜载记》，第2700页。“石勒，上党武乡羯人也。……会并州刺史司马腾执诸胡山东卖充军实，将诣冀州，两胡一枷，勒亦在其中”[10]卷120《偏霸部》引崔鸿《十六国春秋》，第578页石勒称赵王之后，“制法令甚峻，讳胡尤峻”、“号胡为国人”[9]卷105《石勒载记》下，第2753页，所引资料说明在当时羯人被其他民族称为“胡”已是人所共识。除羯之外，鲜卑也被称为“胡”，晋太和五年（370年），苻坚再次派遣王猛率军伐（慕容）暐，行前坚告诉王猛“但忧贼，不烦后虑”，王猛回答说‘禀陛下神算，残胡不足平也……臣虽不武，望克不淹时。’”[9]卷113《苻坚载记》，第2891页此处之“残胡”之“胡”明显指代的是慕容鲜卑。在西晋十六国时期，还出现了山胡、屠各胡、河西胡、卢水胡等众多称谓，反映出此时“胡”之种类的多样与复杂。
当然，由于匈奴久远的影响，在十六国时期以“胡”指称匈奴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刘曜）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左右贤王以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9]卷103《刘曜载记》，第2698页，此处“胡”指的即是匈奴。由此可知，此时“胡”之含义应当有两种，一种是狭义上的，专指匈奴，一种是广义上的，包括了当时北方地区许多内迁民族。
虽然氐、羌不包括在“胡”之内，史籍仍称之为“戎”，但此时之“戎”“夷”与“胡”一样，皆有泛称的含义，并不是如先秦时期只作为一种专称。晋武帝年间，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9]卷97《北狄匈奴列传》，第2549页
总之，“胡”之含义随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与匈奴之间的关系也随之而变化。春秋战国时期，“胡”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泛称，匈奴只是“胡”之一种。秦汉之际，由于匈奴势力的强大、草原帝国的建立，“胡”一度成为匈奴的专称。东汉末年至十六国时期，匈奴帝国分裂，南匈奴内迁，“胡”再一次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泛称，其中包括乌丸（桓）、羯、鲜卑等民族。
二
“五胡”一词最早引起学者注意是出自前秦苻坚的一句话。淝水战败后的苻坚被姚苌监禁，苌要求坚交出国玺：“‘苌次膺符历，可以为惠。’坚嗔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玺己送晋，不可得也。’”[9]卷114《苻坚载记》下，第2928页对于苻坚所说“五胡次序，无汝羌名”一句，《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胡、羯、鲜卑、氐、羌，五胡之次序也。无汝羌名，谓讖文耳。姚苌自谓次应历数，坚故以讖文为言。”[11]卷106，第3348页由于胡三省对“五胡”含义的解释，从字面上看与苻坚说“五胡次序，无汝羌名”有非常明显的矛盾，因此后世学者见仁见智，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对“五胡次序，无汝羌名”做出合理分析和阐释，以避免或弥补胡三省解释的矛盾，使“五胡次序，无汝羌名”的含义更加合乎逻辑。
有学者对“无汝羌名”之“羌”进行分析、解读。吕思勉先生认为：“此羌字指姚苌言之，非指凡羌人。当时最重图纬，故苌以是求而坚斥其诬。”其理由是：“苻登载记：冯翊郭质起兵广乡以应登，宣檄三辅曰：‘姚苌穷凶肆害，毒被人神，于图讖历数，万无一分，而敢妄窃重名，厚颜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仪实亦不育。’意与坚之言同。不然图讖岂有不为一人造而为一种族造者邪？”[12]“五胡次序，无汝羌名”条，第807页陈寅恪先生认为：五胡次序当是图纬符命之一种，汝羌指姚苌本人，言其中不载苌名，非谓五胡中不包括羌族也，但并没有说明理由。周一良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羌”名之“羌”的指姚苌本人一说提出证据：“（《晋书》）卷115《苻登载记》中登檄文称姚苌‘于图讖历数，万无一分’，亦指此。《魏书》卷三《太宗纪》，太常元年常山民霍柔自言名载图讖。又卷二八《刘洁传》，‘又使右丞张嵩求图讖，问：我审有名姓否？嵩对曰：有姓而无名’。《苻洪载记》以讖文有草付应王，遂改姓为苻。利用图讖以附会姓名，乃后汉以来旧习，至南北朝未变。上述诸例足以证成陈先生之说。”[13]《晋书札记》“五胡次序，无汝羌名”条，第113页
另有一些学者是对“五胡”进行分析、解释。王树民先生认为“五胡”指的是刘渊领导下的五部匈奴，原因是刘渊领导下的五部匈奴“一般称为五部，自然也可以称为‘五胡’”。只不过当时“所指的范围很小，所以也不多见使用。后来由于讖书的使用，‘五胡’一词有了新的内容，逐渐成为一个历史上通用的名词。”[14]第247页王先生对于五胡即五部胡的论证稍嫌简略，理由和依据也不十分充分。但是，王先生 “五胡”由于讖书的使用有了新的内容，这一观点应该说比较深刻，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王先生没有就此深究下去，以至于错过了事情的真相，关于这一点，下文详述。王树民先生之后，孙仲汇先生、台湾学者雷家骥先生也认同“五胡”即“五部胡”之简称这一观点。
孙仲汇先生阐述“五胡”即“五部胡”之简称时，以《晋书》卷6《元帝纪》中的一段话为论据：“晋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庙隳尊……两京胡羯，风埃相望。”他认为：“《晋书》把西晋覆亡归咎于五胡扛鼎，这里的‘五胡’绝不可能包括鲜卑、氐、羌，因为西晋亡于公元316年，而慕容儁问鼎则在公元337年，姚苌称号在公元384年，苻洪在永嘉之乱时仅为部落酋长，根本不可能左右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苻氏的兴起在石虎死后，公元350年苻健西入关中，始取得立足之地。故这里所指的五胡即刘、石而已，与后文中的两京胡羯相呼应，清楚地说明了‘五胡’即刘渊五部之众的简称”。
孙先生对于几件相关史事发生的时间及当时苻氏势力所做的分析没有任何错误，其推测“五胡”为匈奴“五部胡”之简称，似乎也非常有道理，但孙先生却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五胡”一词于《元帝纪》中所处的位置。在我国古代，史书编纂者在撰写史书时，时常在帝王列传、人物传纪或一段史事叙述之后略加评论或总结，即附于文后的“赞曰”、“史臣曰”等等，或在某些类传之前首先对即将叙述的内容做一简介或历史追溯即所谓的“序”。史书中所有这些“赞”序”都只能反映、代表撰者的思想见解，并不能代表、反映前人的看法，孙先生论证“五胡”即“五部胡”的论据即是这种情况。
台湾学者雷家骥先生搜集、列举了比孙先生更多、更丰富的史料用以证明“五胡”即“五部胡”之简称，但是雷先生对于“五胡”所做分析、解读的思路和方法并没有超越孙仲汇先生，而且同样也忽略了其所引资料在文中出现的位置。现将雷先生用以论证“五胡”即五部胡的资料罗列，就会发现这些条目大都是如上所说，主要集中出现在“史臣曰”或是在某些类传的序中出现：
“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9]卷91《儒林传序》，2346页
“史臣曰：……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缀衣之命，膺负图之托，光辅嗣君，允釐邦政，求诸冥兆，或废兴之有期，征之人事，庶胜残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争，五胡之能竞逐哉！”[9]卷38《宣五王传》平原王赞论，第1139页
“史臣曰：“自五胡纵慝，九域沦胥，帝里神州，遂混之于荒裔；鸿名宝位，咸假之于杂种。尝谓戎狄凶嚣，未窥道德，欺天擅命，抑乃其常。”[9]卷125《乞伏国仁载记》，第3135页
“史臣曰……元康以后，《风》、《雅》虽丧，五胡递袭，翦覆诸华。及涉珪以铁马长驱，席卷赵、魏，负其众力，遂与上国争衡矣。”[15]卷95《索虏传》，2358页
因此，孙、雷二位先生利用这些史料，把“五胡”与匈奴“五部胡”联系在一起，将“五胡”释为“五部胡”之简称难以令人信服，分析也太过于牵强和拘泥。即使“五胡”为“五部胡”简称一说能够成立，那也只能是唐人对于“五胡”的认识，而绝不是十六国时期的含义，更不是苻坚在当时情境下所说“五胡”之含义。而且有史料证实，苻坚所说“五胡”绝对不可能是匈奴“五部胡”之简称。
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苻坚派兵攻打西域，苻融固谏以为不可。坚回答：‘二汉力不能制匈奴，犹出师西域。今西域既平，易若摧朽，虽劳师远役，可传檄而定，化彼昆山，垂芳万载，不亦美哉！’”[9]卷114《苻坚载记》下，第2911页；（苻）坚南游灞陵，对群臣说：“汉祖与项羽争天下，困于京索之间，……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赖陈平之谋，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祸”[9]卷113《苻坚载记》上，第2886页；晋穆帝升平四年（360年），乌丸独孤、鲜卑没弈于率众数万又降于坚。坚初欲处之塞内，苻融以“匈奴为患，其兴自古。比虏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9]卷113《苻坚载记》上，第2887页
从上所引资料可以看到每当苻氏谈起已经被分为五部的匈奴时，总是将其明确地称为“匈奴”而不是“五部胡”或“五胡”，故而苻坚与姚苌对话中所说的“五胡”绝对不是匈奴五部胡的概念。
三
那么苻坚被姚苌求国玺时所说之“五胡”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发现，姚苌、苻坚二人在对话中分别提到“次膺符历”和“图纬符命”，这既是姚苌求国玺的理由和依据同时又是苻坚予以拒绝的理由和依据。而所谓“符历”之“历”当为“历数”，即指王朝更替的次序，“图纬”是指附会经义以占验术数为主要内容的图及书籍，这些皆与汉代以来流行的讖纬之学有关。
有汉一代，与经学的兴衰共始终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是讖纬的出现。两汉经学尤其是今文经学的发展，正是沿着讖纬化的发展。“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讖书”[7]卷59《张衡传》，第1912页。此类书有的还附有图样，故又叫“图讖”。但是两汉时期的讖书并不讲一般的因果验证，而专门“言为王者受命之徵验也”[7]卷1上《光武帝纪》上注，第3页。故而王莽篡汉，先编造讖文，“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6]卷99中《王莽传》中，第4112页。东汉光武帝刘秀登基，即位告天文引讖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7]卷1上《光武帝纪》上，第22页
北方游牧民族内迁之后，与华夏族长期混居杂处，在华夏文化的熏陶浸染下，内迁民族的上层对汉文化中的经史典籍非常熟悉。永嘉之乱后，北方地区混战的局面虽然给人们带来灾难，同时也给人们带来憧憬，在一切都有可能，而一切又很无常的情况下，人们更加相信神灵，相信天上世界的存在，也相信各种神秘的事情，以及预示未来的讖文。熟悉汉民族经史典籍的内迁民族上层贵族深谙其中的道理，故而对于东汉以来盛行的图讖之学，主动有所响应，有所迁就，并试图加以利用。
咸和五年（330年），石勒在群臣以“功业既隆，祥符并萃，宜时革徽号以答乾坤之望” [9]卷105《石勒载记》下，第2746页的理由固请之下称赵王。而氐族苻氏更是对图讖之学情有独衷，可谓是迷恋：“时有说洪称尊号者，洪亦以讖文以‘艸付应王’，又其孙坚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9]卷112《苻洪载记》第2868页；“永和十年（354年），新平有长人见，语百姓张靖曰：‘苻氏应天受命，今当太平，外面者归中而安泰’”[9]卷112《苻健载记》第2871页；晋穆帝永和十一年（355年）“（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应符，故立（生）为太子。” ；苻坚“背有赤文，隐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阳’”[9]卷113《苻坚载记》，第2883页；至苻坚之时，新平有人陈说图讖：“谨案谶云：‘古月之末乱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圣讳也。又曰：‘当有草付臣又土，灭东燕，破白虏，氐在中，华在表。’案图谶之文，陛下当灭燕，平六州。……坚以雕言有徵，追赠光禄大夫。”[9]卷114《苻坚载记》，第2910页慕容鲜卑也信奉图讖，太元二年（377年），慕容农言于慕容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颓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将至矣，图谶之言，行当有验。大王宜结纳英杰以承天意，时不可失！”[11]卷104，第3282页从所引史料可以看出，十六国时期各内迁民族首领对图讖之学普遍非常相信，并加以利用。
也正是因为图谶之学的蛊惑力及强有力的舆论作用，故而每个政权的当政者对于己不利的图谶都非常担心、害怕，并且试图加以抑制。宁康二年（374年），“冬十二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鱼羊食人，悲哉无复遗！”次年，“秦王坚下诏“禁老、庄、图谶之学，犯者弃市。”此后因“尚书郎王佩读谶，坚杀之；学谶者遂绝。”[11]卷103，第3270页齐永明三年（485年），北魏曾下诏：“图谶之兴，出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11]卷136，第4265页
在图讖的铺垫与配合之下，内迁民族纷纷建立政权，但鉴于中原自古以来均为汉族统治者活动的政治舞台，从未有过少数民族政权立足中原的事实，汉族正统观深入人心，再加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内诸华而外夷狄”古老的华夷思想理论压迫，使得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君临汉族地区忐忑不安，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卑怯心理。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年），“（石勒）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斋珍宝，奉表推浚为天子曰：‘勒本小胡，出于戎裔，值晋纲弛御，海内饥乱，流记屯厄，……今晋祚沦夷，远播吴会，中原无主，苍生无系。伏惟明公殿下，州乡贵望，四海所宗，为帝王者，非公复谁？’”[9]卷104《石勒载记》，第2721页当王浚对此表示怀疑之时，王子春说：“且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之所许耳。”[9]卷104《石勒载记》下，第2721页而且石勒僭位之后，仍时常“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箓”[9]卷104《石勒载记》下，第2753页；鲜卑慕容儁在答群臣上称号时言：“吾本幽漠射猎之乡，被发左衽之俗，历数之籙，宁有分邪？”[9]卷110《慕容儁载记》，第2834页太兴元年（318年），靳准控制平阳，自号大将军、汉天王，但仍深深感到“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故欲将破洛阳所得晋传国玺，托胡嵩带回东晋。[11]卷90，第2826页
尽管如此，内迁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毕竟已经成为事实。由于永嘉之乱以来，统一被打破，形成了一种政权林立的局面，而且政权之间的转移非常迅速、频繁，因此，争正朔，明法统便成为每个政权建立之后急需解决的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由于天命转移五德终始的文化传统对社会心理的影响之强大，故胡族政治家既不能无视其影响，更不能不受其困扰。五德终始的政治学说的主要观点是认为阴阳五行，在时间上按照一定的次序循环演进时，并且各有符瑞与之相照应，体现出严格的规律性，“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3]卷74《孟子荀卿列传》，第2344页。五行阴阳消长的结果，体现为五行相胜（克）及五行相生，循环运转，往复无穷。用此学说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王朝更替，便有所谓“五德之次”，此种学说按照严格的五行顺序，不仅将历史，而且将未来都编排进一个整齐的系统模式之中，为改朝换代的英主枭雄提供了一套自欺欺人的迷彩服。刘曜光初二年（319年），“以水承金晋，国号曰赵”[9]卷103《刘曜载记》，第2685页；[10]卷119《偏霸部》3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第577页；咸和五年（330年），石勒称赵王，“以赵承金（晋）为水德”；[9]卷104《石勒载记上》，第2743或2746页慕容暐承水（石季龙）为木德；[9]卷111《慕容暐载记》，第2851页苻氏前秦政权居木德；[16]卷22，第444页不仅如此，有些内迁民族上层在建立政权之前，就竭力寻找符瑞现象极力符合五行次序，慕容儁攻打邺城时，有人献五色异鸟，群臣皆曰：“言圣朝将继五行之籙以御四海者也”，儁览之大悦[9]卷110《慕容儁载记》，第2834页。由此可见，十六国时期内迁民族在建立政权之前普遍利用五德说创造依据，建立政权之后，又利用五德循环的历运行次理论为自己的政权争正统。
晋永兴元年（304年）刘渊建立汉国，为其他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树立了一个榜样，开创了秦汉以来北方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参与华夏正统争夺的新局面。尔后继之为后赵、前燕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果说刘元海自称“汉王”时，追尊蜀汉刘禅为孝怀皇帝，并祭汉高祖等历代皇帝遮遮掩掩，显得不理直气壮，那么到了前秦苻生、苻坚之时，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情形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整个北方地区一直处于“胡”族建立的政权统治之下，内迁诸胡人建立政权、继承法统有了相当的事实支撑，各个“胡”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鲜活历史场景，也给中华正统观念以有力的冲击和侵蚀，而且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汉族心中的正朔所在——东晋王朝偏安一隅，无心北伐，无力恢复国土和“解救”处于“胡”族统治下的广大汉族民众，这一切也足以挫伤北方汉族民众的信念，导致“并不是该时代所有的汉族都把继承西晋的东晋看作正统王朝的”，[17]第84页这种状况发展到一定阶段、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使内迁民族的自信增强，对建立自己的政权产生一个强有力的心理支撑，故而氐族苻生能径自称“朕”，视自己为华夏正统：“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业，君临万邦，子育百姓”。[9]卷112《苻生载记》，第2877页
因此，在内迁“胡”族纷纷建立政权的事实支撑下，汉族及其内迁“胡”族对“胡”族政权有了相当的心理准备及承受能力时，在“胡”族信奉图讖之学及五德终始学的基础上，社会上开始流行一种与阴阳五行结合在一起的讖书，在这些讖书中，“有一种是讲‘五胡次序’的，这就是说，出现了一种预言当时北方各主要少数民族都将建立政权，并且认可这种政权合法地位的学说。”[18]第47页而且从苻姚二人的对话中得知，“五胡次序”之类的确是与讖文有关系。由此推断，苻坚所谓的“五胡次序”应是在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胡人的五德历运次序”或“五德历运中的胡人次序”，故而其中的“五胡”与所谓的匈奴“五部”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可能是五个民族或五个人的确指。
不过，结合苻、姚二人说此话时的历史状况，后世学者们将“五胡”解释为“匈奴、鲜卑，羯、氐、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前秦建元二十一年（385年），苻坚被俘，此时北方地区已经先后有四个内迁民族建立政权，即匈奴、羯、鲜卑、氐，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民族在此地区混战角逐，鹿死谁手，难以预料，再加讖文本身的艰晦难懂。因此，将苻坚所说“五胡次序”中的“五胡”释为五个民族也完全可以理解。
解决了“五胡次序”的含义，再去追究“无汝羌名”之“羌”是羌民族还是羌人姚苌变得没有任何意义，而“五胡次序”中没有羌人（族）的名字也是当时社会状况的一种表现。因为自商代有文字记载起至隋唐一直有歧视羌人的现象，[19]第79页至南北朝时期，这种传统被传承下来，因此，在当时流行的预言内迁民族建立政权的“胡人的五德历运次序”中没有羌人的次序和名字，另有史料也可作为苻坚所说“五胡次序，无汝羌名”的一个佐证：晋太元十五年（390）“冯翊郭质起兵广乡以应登，宣檄三辅曰：‘……姚苌穷凶肆害，毒被人神，于图谶历数万无一分，而敢妄窃重名，厚颜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仪实亦不育。’” [9]卷115《苻登载记》，第2952页只不过，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苻坚及郭质所说的图谶都是被苻氏利用为苻氏服务的，再加之自晋永和七年（350年），苻健建立前秦，此后陆续灭前燕、前凉及拓跋代国等，至建元十二年（376年）基本上统一北方，一直到建元十九年（383年）发动淝水之战前，氐族在整个北方地区无人匹敌，这一切足以使氐族傲视其他民族，因此谶文中没有姚苌或羌族的名字是非常正常的，不要说羌人，恐怕其他民族的名字也是苻坚不想看到的。但是，令苻坚非常尴尬的是五德终始说毕竟是一种循环理论学说，既然可以为苻氏服务，同样也可以为其他任何人任何政权所服务，故在姚苌求国玺时，也以“次膺符历”为理由，只不过这种理由不为苻坚所接受而已。
四
在苻坚“五胡次序，无汝羌名”之前，“五胡”之名在文献上曾经出现于《晋书》卷32《后妃传》中，升平元年（357年），晋康帝之褚后还政穆帝时所说的一句话：“帝既备兹冠礼，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当路，费役日兴，百姓困苦。愿诸君子思量远算，戮力一心，辅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归别宫，以终余齿。仰惟家国，故以一言托怀。”[9]卷32《后妃传》下，第976页但是，此处的“五胡”并没有引起学界太多的注意和重视。雷家骥先生首先对此注意，并分析其中的“五胡”含义：“此为‘五胡’一名在文献上之始见，是褚后为还政于穆帝时所发。盖穆帝以幼冲继位，故褚后以太后临朝称制，改元永和（345年），其时汉赵已亡，而为后赵石虎之建武十一年，正是匈奴胡部势力鼎盛之时，故褚后摄政也。及至升平元年（357年）正月一日穆帝既冠，褚后还政，而石虎早已死于九年前，此时则诸石子弟内战相继，北方大乱，慕容鲜卑乘机南下，氐族苻氏、羌族姚氏相继西归关中，苻坚且于此年六月政变自立。氐、羌并非草原骑马‘胡’族，原被视为戎夷之列，且褚后还政及下手诏之时，羌已服属于氐，而苻坚犹未自立，是则褚后所称之‘五胡’，苻坚及其氐族未得列入其内——由是，褚后手诏所谓‘五胡叛逆’盖专指屠各刘氏所统、陷两京而虏二帝之五部胡而言，由‘五部胡’而‘五胡’，确应是其简称而已”。[20]第20页
但是雷先生对于此处“五胡”的解释太囿于“五”数了，其实此“五胡”应为泛称，对其解释不必拘泥于“五”数，这正如有学者所说：“在古书上数字本有实用和虚用的区别，五字虚用时即指大于三而小于七的不定数而言，所以用‘五胡’一词作为东晋时期活动于中原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的泛称，最为言简意赅，又在历史上通用己久，也不至于引起混乱，但不可强指为五个少数民族，那样便陷于拘泥偏执了。”[14]第247页不仅如此，而且雷先生对于一些史事的分析也有误释之处。
如前所述，“夷”、“戎”不再是先秦时期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的专用称谓，“夷”、“戎”与“胡”一样，皆成为非汉族以外其他民族的泛称。刘琨致书羯胡石勒，劝其背聪向晋，允授高官重爵时，勒曰：“吾自夷，难为效”[9]卷104《石勒载记上》，第2715页，后致书王浚时又称：“勒本小胡，出于戎裔”[9]卷104《石勒载记上》，第2721页。还有当时常用的一个称谓“六夷”：“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人。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9]卷102《刘聪载记》，第2665页“勒以弘镇邺，配禁兵万人，车骑所统五十四营悉配之，以骁骑领门臣祭酒王阳专统六夷以辅之。”[9]卷105《石勒载记下》，第2743页皆能说明，“夷”“戎”成为一种泛称，氐、羌也应该是广义上的“胡”之一种。
匈奴被分为五部之事，史书有关记载略有不同：“建安（196－219年）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9]卷97《北狄匈奴传》，第2548页，“建安中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录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泰始（265－274年）之初，又增为四……”[9]卷56《江统传》，第1534页无论如何，匈奴被分为五部是在公元四世纪之前无疑。西晋陈寿（233－297年）撰《三国志》时正是匈奴五部势力比较强盛之时，但陈书却没有对匈奴采用“五部胡”或“五胡”之类的称呼。遍检其他相关史书，对于匈奴五部的称呼皆用“五部”，而无“五部胡”之称谓，只有《南齐书》卷57《索虏传》中有一“五部胡”：“初，姚兴以塞外虏赫连勃勃为安北将军，领五部胡，屯大城，姚泓败后，入长安。”雷家骥先生认为此处“五部胡”即是匈奴五部，即五郡屠各。[20]第 页实际上，此处之“五部胡”很难说是匈奴五部之称呼，因为此时匈奴五部早就分崩离析，已经不足称道，况且其他史书对此事的记载则是：“姚兴以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10]卷127《偏霸部》引崔鸿《十六国春秋》，第615页；[9]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2页二种记载孰是孰非、难以确定，笔者认为后者记载更符合当时朔方地区的形势，因此更为可信。
自曹魏时期匈奴被分为五部，至褚太后还政于穆帝（公元357年），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都没有出现“五胡”甚至“五部胡”的称谓，难道有可能在匈奴五部解体、其势力及影响已是明日黄花的情况下，会有可能出现“五部胡”简称之“五胡”？这似乎不太合乎常理，况且已经有学者研究认为“五部与诸胡是有区别的”、“当时五部人的观念中已自外于匈奴” [21]第203页。因此，除苻坚与姚苌对话中的“五胡”有特殊含义之外，史籍中其他的“五胡”皆为一种泛称或虚指，而这种泛称和虚指，也是由于“五胡次序”之类谶文在社会上的流传所致。由于谶文“言为王者受命之徵验”，且含义相当隐晦，故当时一般民众并不完全清楚、理解“五胡次序”之类谶文的真实含义，只知道它们与内迁诸游牧民族即所谓的“胡”族有关，尽管如此，但由于“五胡”之类谶文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影响甚大，故而谶文中的“五胡”逐渐被借用，用来作为非汉族之外其他民族的一种泛称。有史料为证：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李玄盛遣使间道奉表于东晋曰：“自戎狄陵华，已涉百龄，五胡僭袭，期运将杪，四海颙颙，悬心象魏。”；[9]卷87《凉武王昭王李玄盛传》，第2260页 北齐建武四年（497年）北魏孝文帝南攻，致书讥齐雍州刺史曹虎临阵怯战，虎使人答书曰：“自金精失道，皇居徒县，乔木空存，茂草方鬱。七狄交侵，五胡代起，顾瞻中原，每用弔焉”，[22]卷30《曹虎传》，第563页此处两条史料中的“五胡”明显指的是在中原建立政权的非汉民族。
以“五胡”作为北方游牧民族泛称的状况一直延续至唐宋时期：“寻而五胡逆乱，二帝播迁，东晋洎于宋、齐，僻陋江左、苻、姚之与刘、石，窃据中原，事迹纠纷，难可具纪。”[23]卷29《地理志》，第807页“自晋室分崩，中原丧乱，五胡交争，经籍道尽。……”；[23]卷75《儒林传序》，第1705页“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运历纪年，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11]卷69，第2185页“西晋南渡，国势至弱，元帝为中兴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讥，余皆童幼相承，无足称算。然其享国百年，五胡云扰，竟不能窥江、汉，苻坚以百万之众，至于送死淝水，后以强臣擅政，鼎命乃移，其于江左之势，固自若也，是果何术哉尝考之矣，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轻其权，文武二柄，既得其道，余皆可概见矣。”[24]第104页
而且只有将“五胡”理解为一种泛称，史籍中一些令人费解之处才能得到比较圆满的解释。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五胡乱华”条中列举七个人：即刘聪、刘曜、石勒、石虎、慕容儁、苻坚、慕容垂。如果拘泥于“五”这个数字，洪迈这一条目显然是匪夷所思的，且成为难解之谜。因为从现在的民族概念上讲，他所列举的七个人分属四个民族即匈奴、鲜卑、羯、氐，而从人数上讲，此一条目下罗列的又是七个人。因此，无论从哪种含义上分析，此条目的内容或是不够“五”数或是超过“五”数，无法与“五”数相符。
既然“五胡”当时的含义与现在含义大不相同，那么现在意义上的“五胡”概念是何时确定的呢？对于这一问题，日本学者川本芳昭曾有过相关论述：“五胡十六国北朝史上的‘五胡’等于‘匈奴、羯、鲜卑、氐、羌’这一概念的成立，至少可以上溯到崔鸿《十六国春秋》成书之时”[17]第71、72页。但是这一论述也是以“五胡”即“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民族为前堤的。如前所述，“五胡”当时并不是指五个民族，因此，在前堤被误释的情况下，川本芳昭先生在此基础上所做的推论也必然站不住脚。
虽然川本芳昭先生的这一结论不完全正确，但他的另一个结论应该非常有道理：“以五胡指称‘匈奴－羯－鲜卑－氐－羌’是后秦以后的事”。何况，不可否认的是，“五胡”一词现代含义的确立，崔鸿的《十六国春秋》确有很大的功劳。崔鸿在西晋灭亡之后林立的近二十个政权中选择了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等十六个政权，将其历史脉络加以梳理，撰写成《十六国春秋》。由于战乱，当时各个政权撰写的史书基本亡佚，了解、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主要是依靠崔鸿一书，故崔书关于十六国历史框架的建构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它可以强有力地引导后世学者沿着他的思路去思考、总结那一段历史。
至南宋时，王应麟将已经流行已久的“五胡”解释为：“刘渊匈奴，石勒羯，慕容皝鲜卑，苻洪氐，姚苌羌”[25]第53页，继之元朝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将“五胡”含义进一步明确“匈奴、羯、鲜卑、氐、羌”，由于此二人之力，“五胡”现在的含义得以最终确定并流传下来。
五
总之，东汉末年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大量内迁，秦汉之际以“胡”指代匈奴的状况有所改变，“胡”之含义发生变化，再次成为北方内迁游牧民族的泛称，内迁之后的“胡”族，接受汉文化，利用东汉以来流行的图讖之学为其建立政权或称王、帝制造舆论，建立政权之后又对定型于汉代的五德终始学说主动响应，以此为理论依据争正朔、明法统。刘渊建立的汉国，开创了胡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新局面，此后后赵、前燕、前秦等继之，内迁胡族建立政权在华夏族及其“胡”族的思想意识里既有事实根据，也有社会心理支撑，因此，在胡族首领普遍信奉图讖及五德终始的环境下，社会上开始流行一种“五胡次序”的讖文。由于这一讖文是“言为王者受命之徵验”，故而一般民众对此并不能完全明了和理解，但因为这些讖文主要是与“胡”人有关，故而“五胡次序”之类讖文中的“五胡”被一般民众理解为“胡”人的泛称，这种误释一直延用至唐宋时期。至南宋王应麟将“五胡”解释为“刘渊匈奴，石勒羯，慕容皝鲜卑，苻洪氐，姚苌羌”，后元朝胡三省注《通鉴》时又承继之，借王、胡二人之功，“五胡”即被解释为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在内陆建立政权的内迁游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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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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