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题是研究北魏王朝那自有渊源的崩溃过程。这崩溃从公元500年左右开始的汉化改制时就埋下了伏笔，在北魏最后的两位帝王在位时,它终于无可避免。北魏王朝作为一个有清醒自我意识的异族入主王朝，它建立了由鲜卑族和鲜卑化的上层精英所构成的统治阶层，这些不同层级的统治精英们彼此之间有一个心照不宣但又是直白明确的“协议”，即授予这些统治精英们政治特权，而这些政治特权根本是不准备授予被征服人民的。对这些统治精英而言，主要组成人员是最初起源阶段的征服诸帝们的后裔，还有另一些接近这个体制的人。北魏朝廷是他们的政治基石，它给予他们开启政治生涯、行使管理职权、建立社会网络关系的机会。假如跟领土更为广袤、精英人群来源更多样化的土著中原王朝相比，北魏精英们跟朝廷的关系更为紧密，他们更像是朝廷的内附。假如我们追溯到北魏统治的早期阶段，北魏朝廷明显是建立在以占有关键性政治、军事岗位为基础的种族隔离基础上所形成的那么一种权力边界，这种权力边界为鲜卑统治者服务，尤其还形成了北魏的“内朝”制度。内朝同样形成了一个确保鲜卑青年贵族参与政治的关键点，因为它是一个宫廷禁卫军力量来源跟鲜卑的武士群体之间的接驳口。本文将讨论北魏朝廷改变这些力量对比的过程以及随之而来的持续性影响，并真实地刻划出这么一个过程——从500年之后，在这种带有族歧视性质的“协议”之下激发出一系列的政治危机，最终导致北魏的覆亡。
北魏孝文帝从490年至499年的政治改革消除了先前的种族政治结构边界。否则，个人联盟所作出的决定仍将持续性地粘附于朝廷的种族——个人政治生涯之上，甚至取而代之。从世宗（宣武帝，500—515年在位）统治时期开始，就采取措施打破鲜卑贵族家族的血缘联系对政治生活的垄断，尤其是打破普遍存在的党派之别和竞争，而这些党派之别原先是为世宗所鼓励和操纵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些努力导致了既有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开始出现长期的不稳固倾向，在公元528年尔朱氏家族进入洛阳，接管北魏王朝时达到顶峰。
一 世宗统治时期（500——515年）
世宗支撑着、并执行着孝文帝奠定的重新建构北魏宫廷政治力量这一政治理想，至少是在最低限度上这么做。无论哪里，只要新皇帝在执行着那富有卓越独创性和开放性政策的地方，都在他的引导和重新安排下充斥着宫廷政治力量的冲突、交融和调和。权力的结构和运行过程变得日益协调。北魏传统的建立在男系宗亲基础上的小派别政治斗争图景公开化了，成为一种处于皇权积极安排下的、整体上对各派系政治力量进行重组的多色调干预。无论是母系亲属们（外戚），还是中原士大夫，还是由帝国的一时佞幸所组成的“风景线”，都被邀请进来，互相竞争地参与这一微妙的权力重组过程，更不用说是父系宗亲和鲜卑贵族们了。各种亲族、派系之间的竞争如万花筒般多姿多彩地转换着展开，于是，带有个人色彩的社会组织纷纷从古板的王朝纪年文献中呼之而出。
在世宗统治之下，妇女首次被设计成真正生育了嗣位皇帝的皇太后这么种角色。世宗先后有两位皇后，她们都生有儿子，可惜都夭折了。世宗的继位者肃宗是后妃胡贵嫔所生（后来的胡太后，又称灵太后），肃宗于510年出生，512年被宣布为太子，后来那几位被认定为皇太后的妇女并不必按传统的“子贵母死”制度被迫自杀，她们起着跟中原王朝的皇太后一样的作用。世宗的第一位皇后于氏出自鲜卑贵族家庭，501年被册封为皇后，507年去世（谣传是跟她儿子一起被世宗的舅父高肇毒死的）。下一位皇后是世宗的表妹高氏，具有朝鲜血统[1]，在微弱到几乎难以察觉的宫廷政治生活中的家族影响因素之上，高氏公元508年被册立，世宗去世之后的515年她被迫出家为尼，517年被世宗的生母胡太后处决。
世宗不仅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皇后——他还积极利用他姻亲中的父系亲戚（在高氏家族的事例中同时还存在着母系亲戚们的势力）作为宫廷各政治派别的领袖和决策谋划者。世宗所合并的派系的范围扩大了，于是它们之间原先的边界被渐渐打破。在490年之后的岁月里，孝文帝对他的母系亲戚们保持距离很可能会冒犯了冯氏家族和他们的联盟。相比之下，世宗却于510年任命了他的舅父高肇进入管理帝国政治事务的高层，并且高肇的弟弟和侄儿在高氏被册封为皇后之前[2]就进入了内朝。世宗的母亲忽然于497年去世，可能是因为她当时站在北魏内朝一边而被毒死。同年，世宗册封了他的第一位皇后于氏，于氏是一位鲜卑高官于烈的侄女，而于烈是平定世宗最年长的一位叔叔元禧发动政变之潜在威胁的关键人物。相应地，于烈之子于忠就成为世宗身边的近臣兼建议者，于忠十分嫌恶高肇。世宗公元515年去世之后，于忠乐见高肇被处死。这一切说明，世宗从即位之初开始，就积极地利用他的姻亲们来反对他的母亲（文昭皇后高氏）的家族。
世宗这种积极促进党争的手段跟他的父亲孝文帝极为不同。孝文帝在他的有生之年一直倾向于创造平静而无动于衷的、无竞争的国家集团，并一直努力实施。是什么导致了如此剧烈的风格差异？这恐怕要追溯到世宗长期生病这一原因[3]，世宗在统治的整个时期，除了502年巡视邺城之外，他从未离开过洛阳。在我看来，他缺乏孝文帝那样的个人魅力和直接影响力，作为补偿，他只能通过精心安排不同党派之间的权力分割和游戏规则来让朝廷维持秩序和平衡。同样还有一个相关问题：孝文帝从未像他的父辈、祖辈曾经做过的那样，陷入整体捕杀他的父系亲属（我先前曾经提到过）中。十六岁的世宗整个继承了先前北魏皇室宗亲们，尤其是他雄心勃勃的叔父们所具有的各种政治遗产，孝文帝可能并不想处死他的兄弟们，但他的儿子却不得不这么做——随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公元500年，新皇帝17岁了，相对而言已经成年，所以他也不那么容易被摆布了，501年，世宗积极地构建他那拜占庭式的党派体系，事实上在孝文帝去世的499年之前，有可能就已经直接构思了世宗时期的政治格局安排。孝文帝事先安排了时经商议而产生的“六辅”，看来是有意识地让这委员会的成员们监督彼此的野心，这样就给予了新皇帝可以操作的空间[4]。“六辅”领导班子的开创同时包容了拓跋鲜卑的传统政治惯例，尤其是在令人瞩目的先前年轻的高宗、显祖、孝文帝本人的升迁过程中。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世宗鼓励各种政治派别（它们之间或者互相从属勾连，或者彼此竞争）时时刻刻不停地处于人员更换之中。然而，某个在他统治时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政治派别是由他的叔父们组成的。世宗最初有六位叔父，其中一位于499年三十岁时去世，500年，还剩下五位叔父，但只有一位活到508年之后。最年长的叔父元禧因为发动宫廷政变未遂于501年被处决，其他有一位是元羽，被一位戴了绿帽子的丈夫冯俊兴打死[5]，后来世宗显然没有处罚冯俊兴。最年轻的叔父元详则在跟世宗的连襟高肇的政治斗争中失败，并于504年被处死，此外这一年（504）在立即处决元详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高肇派系政治势力的扩张，世宗将其余宗室诸王们安排在宫廷禁卫军的严格监视之下[6]。最终他的叔父元勰（他晚年是一位孝文帝的知己近臣）在高肇势力抬头之后，因为被卷入世宗的兄弟元愉在北部平原地区发动的叛乱之中，于508年被处决。高肇是一位首相般的咨询大臣，世宗通常采用他提出的有关加强对男系亲属进行监视的政策，甚至有所加强。为了实施这一点，高肇不得不终身致力于此，即便是在世宗公元515年去世之后。高肇在贯彻一些限制皇室叔父们和兄弟们的权力的政策（这些政策有些是被北魏那阿尔泰式宫廷政治生活认为是不利的）时，他似乎是被利用了。在鲜卑人的朝廷中，高肇作为一个外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替罪羊。最终，一幕仅凭个人喜好而展开的政治斗争的随机图景呈现了，它表现为反对所有拥有高贵地位的个人。这些政治派别的公然决裂是由世宗煽动的，并且世宗看上去仔细地保存了对朝廷政治中个人的监视，而这监视正是处在他安排下的。
世宗从不让政治生活中的每个个体感觉到在占有王朝的某个重要职位时很舒服。在无穷无尽的政治变数和某些时候相互矛盾的变动中，世宗那党派化的操纵管制着他们彼此对话的比例。在503年年末，世宗决心要把于氏家族的某些高层成员从受信任的核心位置上拉下来，与此同时，于氏家族的高级成员，以及传统上接近皇室的鲜卑高级贵族，正准备被高肇降级处理,因为高肇对他们日益不满。世宗积极地任命一位于氏家族的低级成员于忠来作为高肇的平衡物，于忠同时也是世宗本人的密友和随从。跟高肇的要求相比，世宗将于忠的活动仅限于朝廷之内，在505至512年，于忠的诸头衔中有了“领左卫将军”[7]，这一头衔使他在508至512年成为在高肇之前担任“领军”的元珍的直接下属。[8]512年于忠被任命为领军，他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呆515年，直到下一位皇帝肃宗即位。这种从同一类工作岗位或同一系列中对立的派系中安插个人位置的“框架”正是世宗开创的典型策略。
当世宗身为党派之争的操盘手之际，王朝事务中的高品阶的官员如秘书、大臣们便虚伪地保持着表面上的平静[9]。否则，既有的政治体制将在507至508年发生一系列动荡，这些动荡反映在被采用的政策和系统化的人事任命变迁上。这一动荡变化的第二个节点是公元512年发生的人事变动。
若对高肇在朝廷政治生活中产生的政治影响进行研究，实际上从501年到507年的阴历九月，高肇是国家的右仆射，阶衔在左仆射之下。从502年直到他506年去世，左仆射都由深受世宗信任的鲜卑贵族源怀担任，从506年到512年，左仆射由世宗的弟弟元怿担任。有趣的是，507年高肇被擢升，位居元怿之上担任尚书令。一直到512年他都居于这一职位，与此同时，元怿仍然只是左仆射，元怿厌恶高肇，我们再次看见了世宗在宫廷人事安排上玩起了平衡手腕[10]。公元507至508年的这些事件值得注意，因为它是一个危机时代，这些危机激发了个人的以及政策的各种决断，这些决断影响着随之而来的下一拨事件，几乎让它们处于在双轨上杂耍的状态。507年4月，一场延伸性的包围战役在南朝梁的要塞钟离展开。钟离在淮河南岸，在北魏的扬州（北魏如此称呼这座城市）东部。然而这次战役输得很惨，假如钟离能够攻下，北魏就将握有对淮河南部的绝对控制权。但因为钟离仍然未被攻下，淮河南部地区仍然是一片战地。并且这场失败的争夺的结果并不仅仅是保持了钟离一城未克，它还是一场战略上的失利，使得北魏兵锋不能继续往南。在南朝梁的反击下，北魏在淮河流域中部的瞭望岗哨落到了梁手中，北魏在钟离地区军事上的失落被认为是并不稳定的，在十万大军中，人力和兵力损失了40%到50%[11]，因为507年8月，此次战役的军官们中的一些人是北魏经验最丰富的，包括出自皇室的元英，他们或是被解雇抛弃，或是被剧烈降级[12]。
君位和整个朝廷被军事上的失败深深震撼了，随之而来的人事贬黜和调动被507年9月颁布的一项法令证明，这法令规定所有的朝廷官员（包括额外的临时官员即“吏”，下同）晋升一级[13]，对学者们仔细研究北魏官吏制度和体制化的历史变迁而言，507年这项法令是著名的，或许同时又是恶名昭著的，它是朝廷如何任命、擢升个人仕途升降的分水岭。这一法令额外和长期所衍生出的事物将在下文讨论。但是标记出这一法令颁布背后的理论基础是很重要的，在淮河前线战事失利之后，安抚朝廷，使得朝廷的政治空气趋于平静。作为507年法令的一部分，尚书省首脑的人事安排，一位先前的拓跋贵族，元嘉，被擢升到高级的荣誉地位：司空。511年他去世了。而后高肇身居此位。高肇早就是朝廷精英中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他不是鲜卑人，并结党反对皇室宗亲。但在世宗眼里，高肇堪称是驯顺的工具，又是巩固后来一系列政策的替罪羊[14]。在精致安排的政治格局视角下，世宗很明显希望尚书省由一名他能够绝对信任的代理人来担任，这名代理人既是世宗个人意愿的工具，又能让世宗从从任何由非大众化的政策引发的责难中得到庇护。
当于太后忽然在在下一个月（507年十月）去世时，朝廷上这种微妙的政治张力升级了，她死于某种未解释的原因，可能是疾病。随后，她那一岁的儿子也于508年三月病逝，留下世宗孤零零地独享无人瓜分的皇权。朝廷上的流言责备说是高肇造成了于后母子的死亡[15]。在这些政治漩涡旋转的过程之中，钟离之败仍然在朝廷上回荡，甚至在平民之中，508年早期颁布的法令也授权豁免那些参与钟离战败家庭三年的税收[16]。随后的508年将变成政治动荡的高潮。这高潮由酝酿已久的党派之争激发，紧跟着的是对北魏而言危险的梁朝淮河地区军事实力的复兴。钟离惨败以及507年世宗的人事安排再次直接地跟508年的政治动荡相关。几乎就在同时，507年法令跟相关的人事调动一起被宣布，世宗的弟弟元愉，被调任为冀州（位于中国北部平原）刺史。从501年到507年，元愉担任中书监，一个他显然非常不满的职位，因为他觉得他的弟弟们都任了更高的职位，享有更好的待遇[17]。元愉成了世宗的一个心病，这心病由出生的不平等所激发，此时愈发严重。孝文帝的两位皇后冯氏都是文明太后的侄女，文明太后并没有熟悉可靠的子侄，看来她把这两位侄女送进宫做皇后当做安慰了。世宗和他的兄弟们都是妃妾所生，相应地，他同母异父的兄弟们虽然也是皇后所生，在古代中国政治体制中被赐予的身份地位，处在一个直接的内部政治地位体系中，但是按照半兄弟的原则安置，也就是说，这跟直系大统的传递是不相关的。出生的资格看来在兄弟们之间尤为重要，元愉是世宗的二弟，他利用自己在朝廷上的地位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兼综艺术家、儒家学者、佛教的慷慨供养人，以及不吝惜钱财的挥霍者那么一种社会形象，世宗据说是厌恶元愉如此铺张浪费的行径，逮捕了他并拷打他，随后于507年把他遣送到冀州做刺史。[18]元愉同样在忽视他的正妻的情况下度过了这一朝，他的正妻是于皇后的妹妹，这婚姻也是皇室安排的，不过元愉更喜欢一位他在冀州碰见的中原歌手，然而，比元愉的铺张浪费更令世宗不安的是他弟弟那作为沙龙资助者和朝廷某个关系网络组织者的，广为人知的雄心，既然元愉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帝之弟的地位，皇帝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编织的关系网络浮出水面，这对于皇权而言是必须警惕的[19]。不用说的是，元愉对皇权人事上事先安排的无视使得原先的政治生态恶化——因为他太过目中无君。
508年7月，世宗决心册封高肇的侄女为皇后。此时高肇是尚书省的首脑。封闭的拓跋皇室宗亲们瞧不起高肇。世宗那德高望重的叔父元勰更是强烈地反对这一选择[20]。几乎是与此同时，高肇推行了一项法令，内容是削减拥有爵位的贵族们的收入，他还把据说是没有资格的朝廷官吏降级或解雇，并且把军事上的利益按照朝廷阶位和具体所任职位来发放。这些政策可能是507年那项法令的显现性成果，也是皇帝对付为数庞大的那些寻求有限朝廷官位的人员的、正在行进中的努力。否则，高肇在君主的保护之下，倾向于保护自耕农的这些努力，被整个朝廷的官员们看在眼里，并被认为是对旧有传统的背叛。朝廷上充斥着抱怨的气氛，高肇的政策被认为是鲁莽的，当然，在世宗的有意打算之下，高肇蒙受了所有的责备，在这一事件的前后，在508年8月，元愉在冀州发动叛乱自立为帝，并宣称高肇正准备杀死世宗并攫取政权。元愉打算把叛乱的人心基础建立在朝中对高肇的厌恶和恐惧之上，然而不幸的是，对元愉而言，朝廷有的地方的守卫部队把握着军权。元愉在冀州孤立了，并且一个月内就被逮捕并处决。否则，这场失败的叛乱就会具有显而易见的衍生物。在镇压此次叛乱之前，世宗通过高肇的运作，让他的叔父元勰蒙受跟元愉勾结发动叛乱这一责难，并且也被处死。只有一位仍然健在的叔父元雍除外。至此，世宗对他的五位叔父中的四位，或是处死，或是看着他们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率领宫廷禁卫军逮捕元勰并预见其死期的是左卫元珍，元珍此后旋即被任命为领军[21]。元珍被认为是高肇的同情者[22]。几乎就在此同时，洛阳周围要塞（四中府）传来的命令被传到了元珍指挥的禁军那里，这命令使禁军统领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更有影响[23]。这很可能反应了世宗的关切，在元愉事件的余光中，地方刺史武备力量的上升不得渗入京畿区域。这一人事安排一直持续到512年，那时世宗又安排了新的一番人事“轮回”。
元愉叛乱失败的影响并不局限在朝廷。508年9月直到年底，紧接着元愉叛乱被镇压之后，北魏经受着跟南朝梁进行的一系列重大而痛苦的拉锯战，这些拉锯战沿着整个边境展开，各种要塞受到梁的攻击，这一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叛变和投诚。最糟糕的就是北魏原先已经占有了的汉水流域和南阳东部地区的得而复失[24]。这段时间里密集的叛变为我们提供了这么一种视角：元愉叛乱暗示着北魏朝廷中普遍存在着道德水准的低落。这一视角并不是直接得出的，北魏对此也给予了反击，又重新夺回了被梁朝攻占的上述地区。钟离战役中被革职了的将领们又官复原职，并且成为北魏政府重要的“收复失地运动”之参加者。事实上，淮河地区在515年，在后世宗时代的政治平衡中终于平静了下来，否则，北魏人事政局中微妙易碎的动荡将如图景般生动地摆上台面。随之而来北魏在淮河前线的姿态变得日益谨慎，以防御为主[25]。实际上，到514年，当淮河前线趋于稳定之际，世宗还试图开辟四川前线。
512年是世宗统治时期第二个值得注意的节点，这一节点上存在着引人瞩目的人事变动。在这段世间的分裂中，尚书省的首席职位尚书令，无论是在执行政策方面还是在直接向帝国高层提出建议方面都是强有力的。正是在512年早期（在继嗣太子明确地定下来之前很早），高肇作为皇后的叔父，从具有潜在晋升空间的“令”的职位上被擢升到更高但是荣誉化的阶衔“司徒”上。这一“晋升”在高肇本人看来是把他架空从而消除他在王朝事务中的影响[26]。有趣的是，高肇的潜在对手，世宗的兄弟元怿同样被架空，从尚书左仆射的位置上升到了荣誉的虚职上。从512年世宗去世开始到515年年初，尚书省领衔人物整个处于错综复杂地变换中。从501年到512年（508年除外），尚书省的三位最高长官一直都是满员的[27]，通常模式是这样的：两位鲜卑贵族占有两职，另一席由高肇占有。但从512年到515年，这三个职位只有一个是满额的，通常是左仆射，尚书令则是空缺着的。这一时期担任尚书左仆射的是一名极具竞争力的中原汉族精英——郭祚。世宗统治时期，《魏书·郭祚传》强调郭祚在帝国法律和行政管理法规建设方面的贡献[2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郭祚的传记中，他在这两大部分所作出的贡献集中体现在编撰有关职位绩效评估和涉及晋升系统的法令并使之出台上，这些法令体系让大多数人烦恼，它从孝文帝时开始建立，但世宗统治时期将它扭曲走样了。其他的个人升迁同样暗示了这一时期重要的人事变化。512年年初，于忠首次被任命为北魏都官尚书，同一年稍晚些时候他被任命为领军将军，取代了高肇的支持者元珍[29]。 这一高层人事升迁所激发的东西尚不明朗。有一种可能性是它可能是为时年两岁的继嗣者（后来的肃宗，于512年正式立为太子）作人事铺垫。先前的于皇后生了个儿子，但于508年一岁时便夭折了，现任皇后高氏早些时候在还是嫔妃时曾经生了个儿子，但也在婴儿时期就夭折了[30]。世宗的嫔妃之一胡氏（后来肃宗时期的胡太后）于510年生了个儿子，为了避免夭折，婴儿处在严密监护之下，避免一切人为或疾病造成的意外[31]。我假设512年10月的这一人事调动宣布是为尚在婴儿时期的肃宗做人事安排的未雨绸缪之举，并且有关这一人事安排的讨论反映了世宗希望支撑一个将来能平稳过渡的政局。这一形势，在随后的512年暴露出了它的尴尬，因为高皇后没有生出一个自己的儿子，只好从政治上屈从于嫔妃所生的皇位继承人。作为“外人”而闯入的继嗣者很明显对高肇的个人位置构成威胁。另一种可能性是世宗持续面对着中国北部平原上无休无止的水旱灾害，还面对着北部边境上的六镇需要足以胜任的将领来控制日益严峻的矛盾这一事实，郭祚理所当然是能够胜任这些的，他能够应对日益严峻的食物匮乏危机。于是这样一种局面出现了，依靠在朝廷上依附某派系而胜出的官员被真正具有个人管理实力的官员所取代。在于忠被任命为禁军首领这一事例中，他的家族（以及他个人的职业生涯）跟这一职位深深地拴在了一起。可能这就是促使世宗进行人事调整之后浮现的两个结果。
而后，512年12月，世宗下令所有曾经被检查部门（御史）弹劾，但是随后被广泛宣布的特赦诏令宽恕的地方刺史们，以及在考核中等级被评为“中”的刺史们，都要被替换[32]。这次考核所评估的等级可能是从早先的512年就开始的、持续了好几年的对所有官员进行更为广泛的重新评估的结果。这一广泛评估的烙印就是世宗被卷入了一场对所有官员进行大规模的重新人事安排之中。这场人事安排沿着对某些跟高肇结盟的主要朝臣的清洗而展开，514年年末，高肇被从朝廷派遣出去担任一场跟梁朝对抗战争的总司令官（这场战争希望从梁朝手中夺得四川的汉中地区），高肇富有军事经验，并且被成功地被从朝廷的高位上拔走，因为世宗牵涉到这件事，高肇对朝廷的忠心就此耗尽。然而也可以说是世宗给了高肇一个机会，通过军事胜利来扩张自己在朝廷上的“核心地位”。他被各个领域的优秀领袖们簇拥着，他所要做的就是跨上这种簇拥形成的联盟，经受住这一严酷考研，充满胜利感地浮现在众人跟前。然而，这一入侵在515年年初因为世宗的去世而宣告终止。当高肇返回朝廷向已故皇帝表示深刻哀悼之际，他就被即刻限制在了预先安排好的一场攻击中，这一攻击是由拓跋贵族精英们事先协调好的[33]。世宗可能是中国古代的帝国政局调控者中最为天才的一位了[34]。周一良先生基于另外的原因，同样将世宗评价为一位出色且活跃的帝王，他成功地执行了孝文帝时代倡导引领的那些政策[35]。
二 肃宗统治时期（515——528年）及最终的结局
515年，五岁的肃宗继承了皇位，并且因为他冲龄在位，这种形势要求必须有一个摄政团体以他的名义展开统治。在这个过程中，高氏家族以及它的一些最突出的支持者们遭到了清洗和处决。高皇后出家为尼，于517年被处决。这摄政团体的前沿看上去从这一铲除异己的过程中获得了力量并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架构。胡太后（同样也被称为“灵太后”）是已故世宗的一位嫔妃，也是五岁的肃宗名义上的母亲。她被授予极为重要的政治权威，并且成了维持其他鲜卑贵族精英们之间势力平衡的缓冲物。尽管她看上去并没有提拔她自己家的男系亲戚们，除了给她父亲加上荣誉头衔。在某种程度上，胡太后的功能跟先前的文明太后冯氏类似，尽管在某些仪式性的场合上，她比文明太后更富有侵略性。她坚持要以个人名义参加高级别的帝国礼仪活动，而先前这些活动是对妇女封闭的。实际上，假如北魏在重大礼仪活动中有过事例的话，就像唐朝的武则天为她个人和皇室女性争取到的那样（我知道唐代的史料在武则天之前也并没有先例），这个事例就是胡太后的，而不是文明太后的[36]。然而，作为一名独立的政治人物，胡太后的权势可能不如文明太后，从476年到她去世的490年，在北魏政治的后半段。在胡太后的政治生涯中，她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在拓跋贵族和各路鲜卑精英间进行政治协调，并使他们的意见达成某种正统的一致这样的角色。在随后的528年，当她再也不能履行这一任务时，她被残酷地处死了。在这种感受下，胡太后跟早先的文明太后（465—471）比是一位更为积极活跃的太后角色，当时文明太后的兴趣仅限于将拓跋贵族的兴趣和权益合法地权威化，比如说466年压制乙浑的派系，这保证了尚在冲龄的娃娃皇帝显祖的地位。文明太后在476年至490年的统治很显然比后来的胡太后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声望和权威也更高。
在胡太后的正式权威之下操控朝政的，是世宗最年长，最知近的叔父元怿，元怿在朝廷上有很高的声望，他个人可能跟胡太后也比较亲近[37]。另一位叔父元怀同样在朝廷上地位显赫。三位存活下来的叔父中的两位被处决了，在世宗统治时期。另一位在肃宗统治的初期，相对而言不那么活跃。元怿比较引人瞩目的地方是：他是一位强有力的政策制定者，并且看上去他的工作的某方面就是监督拓跋宗亲。元叉也是一位拓跋皇室远亲，他跟灵太后的妹妹结婚了，被给予了位高权重的职位。在这一级别的拓跋精英下是鲜卑和汉族的朝臣们，他们负责朝政的日常事物。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于忠和一位中原汉族的大臣崔光，两人都是肃宗接续世宗时代的重要大臣，保护过当时还是妃子的胡太后的性命，并且在消灭高氏家族的派系中发挥过作用。为了政局稳定，也为了公众形象，日常的朝廷事务都是由高级官员，有些时候是关系遥远些的拓跋贵族们公开处理的。孝文帝的堂叔元澄，以及世宗的叔祖父元雍，俩人都是四十多岁。在宫廷中，同样还有地位举足轻重的宦官，为保障肃宗坐稳皇位而努力。
在世宗奠定起来的政治格局的运行惯性之下，胡太后企图建立起一种旨在保持朝廷各派势力均衡的机制，这种机制不会让既有体制失去平衡，但这种政治体制最终仍然撕裂了。元怿跟元叉不和[38]，于忠则跟元雍及他身后的一帮中原官僚不和。于忠起初是宫廷禁卫军的领军，但到了515年晚期，他便逐渐失势，并且领军的职位从515年至519年也是先给了元继。从519年开始这一职位又由元叉担任，直到525年他被处决[39]，张金龙一直指出，宫廷禁卫武官这一关键席位既联系着朝中各种具有争议的平衡，又能在北魏朝廷中结成新的利益同盟[40]，在北魏朝廷前前后后的政治生活中，由领军统领的禁卫武官制度完全浮现出来，是在孝文帝493年那暂时的朝政重组方案出台之后[41]，在515年之前，于忠身为领军，被证明是一位在朝中具有一定侵略性的政治家。可能胡太后出于对这种侵略性性格在朝中重现的恐惧吧（先前的高肇），胡太后任命了一位德高望重但是亲戚关系较远的拓跋贵族元继，即她妹妹的岳父来担任领军，他对她地位的忠心可以想见。
这时朝廷政局表面上保持着平静，然而，这表面的平静被520年元叉的激烈阴谋给粉碎了，元叉519年利用他新攫取到的领军地位在朝廷上发挥压倒众人的作用。然而，元叉出身于皇室疏宗，是开国皇帝道武帝某位儿子的后裔。但因为他娶了胡太后的妹妹，他迅速飞黄腾达，被擢拔到高位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北魏王朝中拓跋贵族政治力量的直线型传递看上去部分地跟皇室谱系牢牢联系在一起。这种跟皇室谱系的远近关系同样决定了一个人在朝的政治生涯能够走得多远。相对较远的男系宗亲虽然不会从朝廷职位中掉出去然后一蹶不振，但跟较近的宗亲们比，他们的政治生涯走得没有那么远。也就是说，某种血统上的结构奠定了拓跋宗室和鲜卑贵族的行事方式，这种行事方式某种程度上并不为朝中的中原士大夫所熟知。这种刻板同样也被先前孝文帝决意“中原化”的各种政策加强了。元天穆传中记载他是道武帝之前的拓跋同盟统治者的六世孙，“……因为他是疏远的宗亲，所以他没有任何晋升的机会和希望，因此他把所有希望都押在了尔朱荣的身上”[42]，元昭被认为在朝廷上没有竞争力，被孝文帝招纳进来，但后来他的政治生涯受益于他的堂弟元晖，一位朝中炙手可热的高官的权威和影响力，他们俩都是道武帝父亲的后裔。元叉的一位最知近的支持者是他的堂兄弟元法僧，后来在525年，元法僧在北中国平原上按照北魏王朝设计好的一场系统性的计划袭击梁朝但是失败，这场失败极大地削弱了元叉及其党派在朝中的地位[43]。当元法僧宣称他们对梁失败之际，北魏的反对力量袭击他起初并不成功。在这一事件的过程中，他紧紧抓住一位拓跋宗室精英元显和，显和是景穆帝一系的后裔，也就是说，是显祖某位叔父的儿子。元显和因为被元法僧紧紧黏住，在朝廷上遭到排斥，于是元显和声称：“我们都是同源，但出自不同谱系。我们都是皇室的基石！”[44]
因为疏远的宗亲也被授予了敏感的高级位置，这种在520年由元叉的忽然发动政变而导致的剧烈改变（有时是有限的）从表面上看是粉碎了，因为它直接针对者宗室谱系中的高位者。在局部上，针对某些宗亲的暴力在北魏王朝并不鲜见。在随之而来的争斗过程中，它有可能推翻先前确立的所有边界。北魏皇帝们登基后利用先发制人的暴力措施，倾向于削弱乃至清除兄弟和叔父的力量。世宗的统治在这方面就是一个良好反对叔父们把持朝政的榜样。然而，这些皇帝们在应付血缘更远、更老谋深算的宗亲们时更为谨慎，更为小心地考虑是否有必要采用先发制人的措施。比如堂叔(自己父亲的首席堂兄弟)，即便如此，后来的有关宗亲的分类在政治上仍然是活跃而敏感的。比如，在“正常”派系斗争过程中的暴力看上去仅限于中原士大夫和宦官中存在，比如，于忠515年晚期被收走了他的许多权力，他对元雍感到非常愤怒，当时元雍跟元澄一起负责朝廷日常事务。于是，有一帮中原士大夫想跟元雍联合起来推翻于忠。于忠成功地下令处决了这些拉帮结派的中原官吏，但是在另一位中原官吏崔光的劝说下，他放弃了处决元雍的决定。[45]。于忠并不是拓跋宗室，但他从属于最高级的鲜卑贵族在朝中的那一派系，这场针对中原士大夫的暴力行为看来搅乱了朝廷的稳定，在胡太后被正式任命为体制代言人之后的一个月，这一政治体制精心安排了一场达成共识的、对于忠的正式惩罚，这惩罚表就将于忠郑重其事地降级。假设于忠此番被处决了，于忠可能会让他妻子也搭上性命。高级拓跋宗室只能由皇帝来处置，而且在一般情况下，皇帝不得不找出理由来这么做。
元叉于520年发动的政变可能让他在朝中拥有极为显赫的位置，直到他525年死亡才让出位置。元叉派系在朝廷的价值表现为它是拓跋宗室集团的一个侧面，这一宗室集团面临着不可控制的分裂。那么就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元叉能够组织这么一场政变？我认为在朝中个体官员升迁的法令颁布后，朝中存在着深深的失落感，并且朝政那日益增长的开放性加重了外部军事力量发展的速度。519年，有位中原官吏张仲瑀建议应将所有的军事官员“清”的职位上排除出去，这一政策跟孝文帝早先关于定姓族的立法很是合拍。这一建议还让正在服役的青年军官们的上升通道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些激怒了宫廷的禁卫军——御林、虎贲们，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鲜卑人，或出自阿尔泰系的族群[46]。据说有大约1000多御林军参与了骚乱，他们毁坏了政府建筑，纵火焚烧了张仲瑀的家，打了张仲瑀的兄弟，并把他父亲殴打致死[47]，朝廷被这场骚乱震动了，但立刻将张仲瑀的建议不予考虑，并且宽恕了绝大多数参加骚乱的御林军，只是将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人处决了，这场针对个体官员任命和升迁政策的失败了，尚书令立刻更换这一事实说明了它是造成暴乱爆发的根基原因。关于官员升迁和晋升的一项新政策很明显让朝中的个体官员们感到满意[48]。禁卫军的骚乱引发了整个朝廷范围的重要人事政策变化，这一政策变化超出了张仲瑀所提建议的范围。自从孝文帝对朝廷政治结构和个人任官资格进行改革（原先的任官资格是建立在个人身份和能力二者之上的），北魏朝廷就充斥了各种有关官员晋升和任免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跟执行了牵涉到晋升和降黜的体制化的程序有关，有的跟迅速提拔某些官员或让某些官员原地踏步有关，有的则跟把朝廷官位向年轻人开放的积极政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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