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而言，拥有共同祖先的后裔们组成的社会群体即为宗族。而宋代以前，宗族往往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宋代士大夫既怀念前代人伦敦厚的社会氛围，又通过重新阐释儒家经典中的礼法规范，将旧的宗族制度进行与时代相应的改造，进而加以重新构建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新宗族理论和制度。
魏晋隋唐时期，谱牒是世家大族选官和婚配等方面的依据。随着门阀的衰落，谱牒学亦逐渐走进历史。宋仁宗时，欧阳修编写《欧阳氏族谱》，苏洵编写《苏氏族谱》，开启了家族私家著谱盛行的局面。直至今日，我国民间修订家谱的基本格式依然本于二氏著述所形成的规范。与魏晋时期官方撰修谱牒以维护士族政治地位不同，宋以降的民间家谱，目的在于传承家族历史，最终达到“敬宗收族”的目的。有了家谱，即使是血亲关系稍为疏远的宗族成员，也可以在家族谱系所确定的尊卑之序下约束彼此的行为。
更为重要的是，宋人所修家谱，严于续修后世而疏于考订先世，记录当世子孙的官爵、德行被视作荣耀祖先的行为，而祖先的事迹却多有模糊不清之处。相州韩氏家族自名相韩琦发迹之后，渐为显达。然自韩琦父韩国华之上历代祖先，不仅记载不一，且与韩氏交好的士大夫又主动为韩琦先父的形象加工润色，宋代宗族对于祖先的回忆愈发具有主观色彩。诚然，这可能是因为中唐以后战乱频仍，族谱之类的文书资料难以保存。然而不可否认，宋人追述祖先多是用来激发宗族成员对祖先的崇敬之情，并提高宗族归属感、自豪感，夸饰之风也就在所难免。
宋代以前，宗族婚配非常重视门第观念。唐高宗时有个宰相叫薛元超，据说他自述平生“三恨”，其一便是未娶“五姓女”。五姓是指崔、卢、郑、王、李，即为当时的名门望族，他们几乎不与门第低下的外姓通婚。宋代士大夫则有意识地强调“婚姻不问阀阅”，即不甚重视门当户对的观念。
吕蒙正是北宋初年的宰相，他的大女婿孙暨、三女婿周渐、六女婿扬巽不仅门第不高，他们本人当时也仅仅是八品官僚。这是由于宋代推广科举制，宗族再也不能成为仕途延续的保证，反而要靠婚姻吸纳科举新贵维持自身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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