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后期，先有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人推祟，后有近现代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使一度式微的《公羊传》，又重新进入人们视野。
本来，我是最没有资格讨论《春秋三传》的人，如非受好友之邀大抵不会作答。因为此书我只作过粗读。而因毕业就职时，曾有新闻真实性或导向性的纠结，又将其列入不读之书目，至今也未曾细读。
其实我们读书时也学过。春秋三传包括了《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也知道这都是解释《春秋》的著作。
《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相传为战国齐人公羊高所著，是一部专门解释《春秋》的书。最初作为家学口授相传，至汉景帝时，胡母生和董仲舒被招为博士。二人同业《公羊春秋》。（也有史学家认为是借二人名的集体创作。）
《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实是为迎合当时“封建大一统”、“拨乱反正”等政治思想需要。是借微言大义对孔子《春秋》进行改造的新儒学。汉武帝也对此极其欣赏，获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统治地位。魏晋后又消沉了千余年。
孔子修鲁国编年史《春秋》，引出了两个词，一是微言大义。二是春秋笔法。一是说其修史时语言极小(实际只有寓褒贬的题纲)，却是含有精深切要的义理。而春秋笔法是指孔子修《春秋》所采用的方法，分“笔”和“削”。“笔”是在原来《春秋》的记录上加添，“削”是对原来的《春秋》的记录删减。这种带有自己价值观和统治者需要的编史方式，一直存在争议。也使一部中国历史变得不清不楚。
孔子对弟子授讲《春秋》时说过：“后代了解我凭的是这部《春秋》，而怪罪我也凭的是这部《春秋》。”
而我则属于后者。当然，我并不反对孔子微言大义，但可否不借修《春秋》而另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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