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人和南宋人的语汇里，“汉人”与“南人”有严格的区别。辽人和宋人则使用“汉儿”一词专门指称辽朝境内的汉人。金朝灭辽后因为占有了淮河以北的北宋故地，故称原辽朝境内的汉人为“汉人”，称原北宋遗民为“南人”，所以，辽金时期的“汉人”与“南人”的分野是非常明确的。
辽金统治区域的汉人的来源途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被掳掠强迫北迁的汉人；二是在战争中被迫投降的汉人；三是主动叛降与主动逃奔北迁的汉人；四是后晋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的汉人等。
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
燕云十六州”位于今河北及山西北部，包括北京市和天津市的大部。分别为：幽州（今北京市）、蓟州（今天津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县）、莫州（今河北任丘县北）、涿州（今河北涿县）、檀州（今北京密云县）、顺州（今北京顺义县）、新州（今河北涿鹿县）、妫州（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儒州（今北京延庆县）、武州（今河北宣化县）、蔚州（今河北蔚县）、云州（为旧时云中郡，今山西大同市）、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朔州（今山西朔县）
燕云十六州地图
辽代对境内汉人采取“因俗而治”的治国方略。兼制中国，官分南、北。国制治契丹，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
辽代统治范围
辽代“因俗而治”，根据契汉两族的不同习俗特点和发展水平制定出不同的统治方式。在中央统治机构设置南北面官，分别采用南北两套统治系统进行管理，国制治契丹，汉制待汉人，分北、南院。在地方，契丹本族及北方少数民族地区采用部族制，汉人所地区县采用州县制。在选官上，契丹本族采用世选制，不能参与科举考试，对汉民和其它民族则采取科举制，用选拔人才参与国家营理；在法律上，辽代统治者采用蕃律和汉律并行的政策，契丹等民族适用蕃律，汉人适用汉律（当然，汉人在法律地位上是弱于契丹等民族的）；在日常生活和礼仪上，契丹统治者也遵从汉人习俗，没有改俗易服，“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
金朝建立之初，女真族仍用勃极烈官制，进入燕云十六州后则沿用辽代南面官制，设枢密院并启用刘彦宗等汉人任枢密院事。海陵王官制改革后，采用“因俗而治”的方针，在女真地区行猛安谋克制，在汉人和渤海人聚居地设州县，多沿袭中原旧制。
金代统治范围
虽然辽金的统治者对境内的汉人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但汉人各阶层的待遇还是不同的。辽初期，对于掳掠的汉人俘虏，则设立头下军州安置。《江史》记载：“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居之”。“头下”即契丹统治集团中的贵族，这些俘虏就成为了贵族的奴隶，头下军州就是贵族的私城，直到辽后期才被普通州县所取代。辽金时期普通汉人还是免不了被奴役，汉人地位远低于契丹、女真、奚等族。对于汉人地主阶层，辽金的统治阶层就不断在其中寻找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优秀人才，当作参谋，为自己的政权服务，同时也借此笼络汉族的上层人士，使其保持对王朝的忠心。这些汉人大族为统治者服务，成长迅速，很多成为世家。辽代以韩、刘、马、赵四大家族最为著名，其中又以韩氏为尊，“耶律、萧、韩三姓恣横”，韩氏已蜕变成和契丹王族一样的上层统治者。
由于与中原汉人之间的巨大差异，辽金统治下汉人的民族身份认定便十分尴尬。一方面，“汉人”的民族身份得不到宋人的承认；另一方面在女真、契丹、奚等北方民族看来，汉人终究是汉人，并不十分信任。
自唐以来，燕云地区几经战乱，数易其主，因此，该地区“汉人”的政治态度一般都比较灵活。宋人马扩评价说:燕云汉人随事俯仰，契丹至则顺契丹，夏国至则顺夏国，金人至则顺金人，王师至则顺王师，但营免杀戮而已。金世宗也感慨道：“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 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汉人”政治态度的灵活多变，除了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之外，与他们民族意识的淡漠也大有关系，他们没有中原汉人那么强烈的华夷观念，故辽人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金人至则从金，并不在乎做谁的臣民。
北宋末年，宋朝背弃与辽盟约，同金达成海上之盟，联手灭辽，夺回了燕云十六州。燕云地区的“汉人”对此普遍心存不满，怨恨宋人背信弃义，而纷纷投靠金人。等到金军南侵，宋人则更加猜忌燕云“汉人”，以至发生屠杀燕云“汉人”的事件。
宋、金海上之盟，联合攻辽
当然事无绝对，辽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还是出现了不少像辛弃疾一样心向宋朝的起义军。
辛弃疾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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