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古的河西走廊
摘要：张掖属国确为汉武帝时所设，其地望在张掖郡南部黑河上游地区。但其始设年代既不是太初末至天汉年间（前101年—前97年），也未迟至征和三年（前90年），而是在此以前的元封四年（前107年）。张掖属国是为安置归降的小月氏部落而设，故其民族构成也以小月氏为主。留居河西的匈奴人数量有限，不足以构成张掖属国的主要成分。汉代张掖属国的设立，为切实“隔绝羌胡”，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张掖属国；小月氏；匈奴；“隔绝羌胡”
汉代张掖属国是为安置河西地区的“蛮夷降者”，“因其故俗”而特设的相当于郡一级的地方机构。虽然学界对张掖属国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但由于文献记载语焉不详，在关于张掖属国的辖区地望、始置年代及其民族构成等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仍然观点各异。本文在认真梳理并借鉴吸收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对汉代张掖属国诸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一、学术史回顾与张掖属国的地望
早在上世纪40年代，谭其骧先生就推测张掖属国置于汉武帝征和年间。他根据《汉书·匈奴传》关于征和中，汉军进围车师，“尽得其王民众而还”的记载，判断汉朝“或即因以建属国于张掖矣”。[1]94-101.及至60年代，陈梦家先生结合居延汉简和传世文献记载，提出了至迟在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已设有居延属国，张掖属国设于汉武帝时但具体年份不详，其地“似在弱水上游”的观点。[2]37-95， 125-134.此后，贾敬颜[3]、肖化[4]、吴礽骧和余尧[5]及李并成[6]诸先生大体均持张掖属国位处黑河上游之说，但又各自有所申发。肖化先生指出，张掖属国是汉武帝为安置归降的匈奴人而设，其所辖以匈奴部众为主，同时还包括羌族和小月氏及融合了匈奴、羌、小月氏而形成的杂胡——卢水胡等；吴礽骧、余尧先生基本赞成肖化主张，但又认为，“卢水士民”是指世居卢水沿岸从事农耕的汉族骑士和农民，他们是郡县编户，不属张掖属国管辖。李并成先生赞成张掖属国管辖张掖郡南部黑河上游地区匈奴、秦胡和卢水胡等民众的观点，但其设置时间应在征和三年（前90年）以前，《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标在张掖以北黑河中游东岸是缺乏依据的。
王宗维先生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张掖属国设于太初末至天汉年间，其组织和规模与其它属国不同，“从西起居延，东至武威，连绵千余里，凡是张掖郡的辖地，也就是张掖属国的地方，前者管理按郡、县、乡、里定居的编户、田卒，后者管理因其故俗、保留部落组织的游牧民族。”至于西汉有居延属国之说，乃是出于对汉简的误释，是不能成立的。[7][①]
各位学者的立论，主要基于如下材料：
1.居延汉简：“出糜卌三石二斗，征和三年八月戊戌朔己未第二亭长舒付属国百长、千长（148.1+148.42）”
2.《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初置”；“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
3.《续汉书·郡国志》“张掖属国”条：“武帝置属国都尉，以主蛮夷降者。”
4.《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匈奴右贤王、犁汙王三路“入日勒、屋兰、番和。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属国都尉郭忠封成安侯。”
5.《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张掖属国都尉郭忠斩杀匈奴犁汗（汙）王，于元凤三年（前78年）二月癸丑被封为成安严侯的记载。
上引居延汉简出于额济纳河下游瓦因托尼，据此可以断定：至迟在征和三年（前90年）八月以前居延地区已设有属国，具体是哪个属国尚不明确。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后将军赵充国论及匈羌联谋时说：“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阬，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8]2973.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返回时，也曾“并南山，欲从羌中归”，但因“羌中”为匈奴控制而“复为匈奴所得。”[9]3159,[10]2689.到汉宣帝时，酒泉太守辛武贤欲率一万轻骑分两路出张掖，进攻鲜水一带的罕、开羌。赵充国等认为：“武威县、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与羌有谋，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张掖、酒泉以绝西域，其郡兵尤不可发。”[8]2978.可见，当时匈、羌之间的确是经由盐泽（今罗布泊）“并南山（今祁连山）”南下至柴达木盆地的这一通道进行联系的。史书明确记载，神爵二年（前60年）秋赵充国平定西羌后，“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②]则此前匈奴“南抵”之“属国”不可能是金城属国，而是张掖属国。故当汉昭帝元风三年（前78年）匈奴右贤王和犁汙王进攻张掖郡日勒（今张掖市山丹县东南）、屋兰（今张掖市甘州区东）、番和（今金昌市永昌县西）三县时，张掖属国都尉郭忠才可就近与张掖太守一起发兵迎击。由此可见，张掖属国确在张掖郡南部黑河上游一带。由于属国是为安置“蛮夷降者”而设，故其所辖区域应相对集中，不大可能漫无边际地散布于整个张掖郡（汉武帝时张掖郡管辖包括居延在内的河西中东部地区），否则，就无法对“蛮夷”降众进行切实有效的管理。陈梦家先生关于上引瓦因托尼所出征和三年简中的“属国”，应是居延属国而非张掖属国的判定是完全正确的。
二、张掖属国为元封四年安置小月氏降众而设
张掖属国的始设年代并非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而是元封四年（前107年）。这既是边疆形势使然，也有佐证材料。就汉朝边疆战略而言，经营河西，无疑是汉武帝实施隔绝羌胡、“断匈奴右臂”战略的重要举措。河西郡县属国的设立，与当地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息息相关。当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军大败匈奴夺取河西后，一方面将匈奴浑邪王及其降众四万余人迁出河西，安置在西北边五郡故塞外，“因其故俗为属国”；[11]2934,[12]2483.另一方面，又向河西移民，设立酒泉郡，对新开之地进行管理。此后，汉军深入漠北，大败匈奴。“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但因骠骑将军霍去病于元狩六年（前117年）死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13]2911,[14]3770-3771.直到元鼎五年（前112年），先零、封养、牢姐等西羌部落与匈奴勾结，合兵十余万，进攻汉朝令居、安故、枹罕等地，汉武帝于次年命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平定西羌；并以此为契机，设立了秩比二千石、专门处理西羌事务的护羌校尉一职，即《后汉书》卷87《西羌传》所谓“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
就在西羌反叛的同时，楼兰、姑师等西域当道小国，自以道路遥远汉兵不能到达，肆意袭击和劫掠汉朝使者；而匈奴则时常派兵袭击和劫杀汉使。为保证丝路畅通和汉使安全，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前111年）秋派浮沮将军公孙贺、匈河将军赵破奴分别出九原、令居两千余里斥逐匈奴，匈奴闻讯远遁，两路汉军皆无功而还。汉于是在原酒泉郡基础上，增设了张掖和敦煌二郡。至此，汉朝先后设置了酒泉、张掖、敦煌三郡和护羌校尉一职。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军政建置（如设立属国等）举措。
属国的职责在于“主蛮夷降者”。根据“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15]3619.的属国设置原则，张掖属国应是在张掖郡“远县”之地、以“本郡”之名而设立。元鼎五年发生的先零部反叛虽然很快就被平定了，但西羌各部并未归附汉朝，而是“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16]2876-2877.。此后数年间，河湟地区局势一直很不稳定，西羌各部“解仇合约攻令居，与汉相距，五六年乃定。”[③]在这种形势下，汉朝不可能在设张掖郡和护羌校尉的同时，再设立一个张掖属国。而且，此间也并无归附汉朝的“蛮夷降者”。因此，张掖属国的设立只能在元鼎六年（前111年）以后。
在西羌反叛“五六年乃定”之后的元封四年（前107年），恰有“蛮夷降者”来归。但他们既不是匈奴，也不是西羌，而是小月氏部落。史载，元封四年（前107年），小月氏右苴王（《史记》作“若苴王”）稽谷姑和小月氏王杆者（《史记》作“杅者”）率部降汉，并均被封侯。其中，稽谷姑于元封四年（前107年）十一月丁未（《史记》作“丁卯”）被封騠兹侯，一千九百户；杆者（杅者）于元封四年正月乙酉被封瓡讘侯，七百六十户。[17]660;[18]1055-1056.
一向依附于诸羌的小月氏，短短一两个月时间[④]就有两位首领相继降汉，的确是非同寻常的重大事件。这对于长期致力于“隔绝羌胡”[15]2876.、“隔绝南羌、月氏”[19]3928.的汉王朝，无疑是非常有利的。尤其是在当时西羌动荡持续五六年之久的特殊背景下，小月氏二王降汉，对于汉、羌局部力量消长和河湟地区形势的稳定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汉朝非常重视对归降小月氏首领和部众的安置，不仅封小月氏二王为侯，而且拥有比同期受封的匈奴王、将更多的封户。如元狩年间受封的匈奴首领除浑邪王万户外，匈奴赵王援訾封潦悼侯，五百六十户；匈奴王謼毒尼封下摩侯，七百户；匈奴王应疕封煇渠慎侯，封户不详；匈奴右王乌黎封河綦康侯，六百户；匈奴大当户稠雕封常乐侯，五百七十户；匈奴归义因孰王复陆支封杜侯，千三百户；匈奴归义楼剸王伊即轩封众利侯，千一百户；匈奴符离王敞屠洛封湘成侯，千八百户；匈奴都尉董舍吾封散侯，千一百户；匈奴王雕延年封臧马康侯，八百七十户；匈奴归义王次公封膫侯，七百九十户等。这些匈奴王将虽均被封侯，但封户最多不过一千八百户，少者仅有五百六十户（其中杜侯复陆支和众利侯伊即轩最初均为归义侯，后因从骠骑将军霍去病击匈奴左王有功而加封），均不及小月氏騠兹侯一千九百户和瓡讘侯七百六十户。[17]649-653,[12]2487.但是，封侯仅限于极个别部落首领，所有归降的小月氏部众，都需要妥善安置。故在此时设置张掖属国以安置这些“蛮夷降者”，自然是水到渠成之事。而新设属国既是现实需要，也有旧例可循。汉朝就近在张掖郡南部设立属国以安置小月氏降众，使之“不改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继续保持原有的部落组织和风俗习惯，既显示了对小月氏部族的尊崇和褒奖，更重要的是通过属国组织进一步加强对小月氏部众的管理和控制，可谓恩威并济，一举两得。
小月氏部落降汉之事在《后汉书》中也有记载：“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16]2899.所谓“开湟中”，即指元鼎六年（前111年）李息、徐自为平定西羌事；而此后“月氏来降”，显然是元封四年（前107年）小月氏王稽谷姑、杆（杅）者及其部众降汉事；所谓“依附县官”，则指其接受张掖属国管理。他们由以往“依诸羌居止”转而“与汉人错居”，其身份和管理方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正是设置张掖属国“以其故俗”管理归附的小月氏部众的结果。故张掖属国设于元封四年（前107年），其所“主蛮夷降者”，即为归降的小月氏部落。
三、张掖属国的民族构成主要是小月氏而非匈奴
张掖属国既因安置归降的小月氏部落而设，则其民族构成也应以小月氏人为主。然而，几乎所有的学者均主张张掖属国的民族构成以匈奴部众为主，还包括秦胡和卢水胡等。从当时河西特别是张掖郡南部人口分布及其主要活动，以及汉朝西北边疆战略来看，张掖属国所辖主要并不是匈奴部众，而是已经羌化了的小月氏、义从胡，可能还包括一部分羌族部落。
第一，留居河西的匈奴人数量极其有限，不足以构成属国的主体民族。元狩二年（前121年）浑邪王降汉后，原住河西的匈奴部众悉数迁出，被安置在陇西、北地等边五郡塞外的“五属国”。而且，就在骠骑将军霍去病前去受降之时，浑邪王禆将“多欲不降者，颇遁去。”霍去病遂镇压了拒降欲逃的八千匈奴人，并“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号称十万。”[11]2933,[12]2482.既然“尽将其众渡河”，说明当时的匈奴部众已被全部迁出河西。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自“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的局面；[9]3167,[10]2691.甚至到元狩四年（前119年）漠北之战以后，张骞仍称“故浑邪地空无人” [9]3167-3168.、“昆莫地空” [10]2691-2692.。汉朝西北边防压力也因此大大减轻，于是“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繇。”[11]2933-2934,[12]2482-2483.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河西仍有一些零星的匈奴部众留居，其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恐不足以构成张掖属国的主要部民。加之元鼎六年（前111年）以来，汉朝在军事上势如破竹，不仅诛羌、灭两越、破姑师、俘楼兰王，而且在同匈奴的斗争中也明显处于优势。汉武帝甚至亲巡朔方，勒兵18万以炫耀武力；而匈奴单于则远走漠北，一再遣使汉朝，“好辞甘言求请和亲”。[9]3127,[13]2912,[20]3876,[15]3771-3772.况且，匈奴部众既已迁出河西，并安置在其他边郡“五属国”，就没有必要在河西另设属国安置其降众。实际上，“西汉凉州自汉武帝夺得河西走廊以后，已经很难见到匈奴的踪影了。”甚至在整个两汉时期，凉州匈奴的数量也不是很多，故在汉代的历次西羌反抗斗争中，都很少见到匈奴的参与。[21]96,102.
第二，将匈奴降众安置在河西中部地带，与汉朝“隔绝羌胡”、“断匈奴右臂”的边疆战略相悖。汉朝经营河西，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隔断匈奴与西域各国及河湟地区羌人的联系，即所谓“断匈奴右臂”。正如班固所云：“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19]3928[⑤]《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16]2876-2877《史记》《汉书》中均有汉朝“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13]2913,[14]3773.之说。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御史大夫桑弘羊论及汉朝开发西域时也说：“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属，南与群羌通。先帝推让斥夺广饶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国，皆内拒匈奴，断其右臂”。[22]499.可见，人们对汉武帝“隔绝羌胡”战略的认识是一致的，文献记载也是明确的。汉朝担心匈奴“兼从西国，结党南羌”，故汉武帝开河西之地，致力于“隔绝羌与匈奴相通之路”[23]836.，使羌胡“南北不得交关”，阻止匈奴“南与群羌通”。张掖属国所在的张掖郡南部黑河上游地区，正是匈羌联系的交通要道所在。将大量的匈奴部众安置在与西羌交通极为便利的张掖属国，显然是与汉朝“隔绝羌胡”“断匈奴右臂”的边疆战略背道而驰的。
第三，为安置小月氏降众而设张掖属国，对于彻底“隔绝羌胡”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影响。小月氏是指未迁出河西的大月氏余部。他们“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20]3890-3891,[9]3161-3162.霍去病元狩二年（前121年）夏进兵河西时，就是先由居延“过小月氏”，然后“攻祁连山”，[12]2480,[11]2931.可知在张掖郡南部的祁连山麓确有小月氏部落。《水经注》关于“西平、张掖之间，大月氏之别，小月氏之国”[24]29.的记载，亦可佐证。后因小月氏“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16]2899.月氏与匈奴有世仇，西羌臣服于匈奴，小月氏则依附于诸羌且与其通婚，“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这种关系由来已久，“非一世也”。其微妙之处还在于小月氏在匈、羌联系中发挥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据汉宣帝时后将军赵充国言：“征和五年（按：汉武帝征和共四年，此处当为后元元年，即前88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匈奴煽动诸羌与其联合进攻汉朝，并非直接向诸羌游说，而是先“至小月氏”，继而“传告诸羌”。匈奴挑拨纵容西羌反叛，也往往“复结连他种”。如汉宣帝元康三四年间（前63-前62年）匈奴遣使至羌中，就是先“南抵属国”（金城属国设于神爵二年即前60年，此“属国”必为安置小月氏部众的张掖属国无疑）。其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此狼何部，正是阳关西南的“小月氏种”[8]2973.。由此可见，小月氏在匈、羌关系中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汉朝要切实“隔绝羌胡”，就需要争取小月氏。特设张掖属国以安置小月氏降众，实际也带有安抚笼络小月氏和分化瓦解羌胡联盟的意味。事实证明，小月氏部落在后来汉朝对匈奴和西羌的军事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张掖属国都尉郭忠等大败入侵的匈奴右贤王等部，“自是后，匈奴不敢入张掖。”[25]3783.神爵元年（前61年），汉朝欲从酒泉、张掖两路进攻鲜水一带的罕、开羌时，曾诏令“长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将婼、月氏兵四千人”参与；后来，赵充国建议在临羌东至浩亹一带屯田，亦欲“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为田者游兵”。 [8]2980.这里的“属国胡骑”，应即张掖属国的小月氏骑兵。东汉时小月氏骑兵常被用于讨伐西羌，并能取得以少胜多的效果。史称：“小月氏胡分居塞内，胜兵者二三千骑，皆勇健富强，每与羌战，常以少制多。”虽然汉朝“时收其用”，但又常受到西羌的胁迫，故其首施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势强弱” [16]2899.。如汉章帝时烧当羌等部反叛，欲进攻张掖太守、护羌校尉邓训，“时迷吾子迷唐，与武威种羌合兵万骑，来至塞下，未敢攻训，先欲胁月氏胡，训拥卫稽故，令不得战。”邓训一改以往使“羌胡相攻”“以夷伐夷”的策略，对小月氏等部待以恩信，最终使其心悦诚服，皆愿“唯使君所命。训遂抚养其中少年勇者数百人，以为义从。”[26]609-610.
第四，归降的小月氏部落人口规模足以成为张掖属国的主要部民。据前引《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载，被汉朝封侯的小月氏王稽谷姑（騠兹侯）和杆（杅）者（瓡讘侯）的封户分别为1900户和760户。汉代属国采用“因其故俗”、“不改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11]2934,[12]2483.的管理体制，也就是其原有的部落组织和风俗习惯继续保持不变，故受封的小月氏二王所领封户或可视为其归降时所率户数或其原有的部众户数。如此，则当时降汉的两部小月氏民众共有2660户。再加上原在张掖的数百户小月氏“义从胡” [16]2899.，总数约有3000户。以每户五口计，约有15000人。此前降汉的匈奴浑邪王部众号称十万，实际只有四万余人，汉朝为此设置了五属国以处之，平均每个属国约8000人；即使按虚数十万计，平均也不过两万人。如果对照《续汉书·郡国志五》所记，东汉张掖属国领有4656户，16952人；张掖居延属国则只有1560户，4733人。因此，仅就当时降汉小月氏的户口规模来看，也完全具备设置属国的条件。更何况小月氏“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16]2899.降汉的小月氏或即其中的两部，为进一步招徕小月氏余部，以削弱西羌，切实“隔绝羌胡”、“以断匈奴右臂”，在张掖郡南部设立属国以安置小月氏降众，是非常必要的。建武八年（32年）光武帝西征隗嚣，河西五郡大将军、张掖属国都尉窦融亲“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两，与大军会高平第一。”窦融身为河西五军大将军，故五郡太守均受其节制；而特别提到的“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显然是窦融直辖的张掖属国兵力。由此进一步证明，张掖属国的主要部众的确是“羌虏小月氏”等。
综上所述，张掖属国的辖区在张掖郡南部黑河上游一带，史书关于汉武帝时置张掖属国的记载是可信的。但其始设年代既不是太初末至天汉年间（前101年—前97年），也未迟至征和三年（前90年），而是在此以前的元封四年（前107年）。以张掖属国安置匈奴部众，既与当时河西“空无匈奴”的实际不符，也与汉朝“隔绝羌胡”“断匈奴右臂”的边疆战略相悖。张掖属国实为安置归降的小月氏部众而设，其所辖“蛮夷降者”也以小月氏为主。张掖属国的设立，为切实“隔绝羌胡”，实现“断匈奴右臂”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释：
[①]王先生后来又将张掖属国的始设年代修订为天汉至太始年间。并认为在武威设郡前，张掖郡辖境东起大河西至居延，张掖属国辖区还要略大于张掖郡。说见王宗维：《汉代丝绸之路的咽喉——河西路》，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252页。
[②]《汉书》卷8《宣帝纪》（第262页）与卷69《赵充国传》（第2993页）所记略有不同。前者系于神爵二年夏五月，后者云：“其秋，……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资治通鉴》卷26（第856页）所记文字与《赵充国传》同，亦系于汉宣帝神爵二年秋条。
[③] 参阅《后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2-2973页；《资治通鉴》卷25，汉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八月条，第837页。按：原文作：“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与汉相距，五六年乃定。”正如胡三省所云：“武帝元鼎五年，西羌反，攻故安枹罕，次年即平，至是五十一年。”“三”与“五”形近，故“三十”当为“五十”之讹。
[④] 汉初以来沿用秦正，以十月为岁首；太初元年（前104年）五月改历后，始以正月为岁首。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元封四年十一月丙午朔，丁未为十一月二日，丁卯为十一月二十二日；同年正月辛巳朔，乙酉为正月初五日。若以《史记》所记騠兹侯“十一月丁卯”受封计，则二王受封时间前后相距只有四十余日；若以《汉书》所记之“十一月丁未”计，二王受封时间也不过相差六十余日。
[⑤]《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作“隔绝南羌、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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