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韶
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陷了天京城，不久后逃出城的幼天王在江西被抓获，凌迟处死。这标志着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起义终于被平定，清廷论功行赏，众多将士加官进爵。除此之外，被曾国藩等湘军将帅视为一项浩荡皇恩的事是：免掉了湘军将历年军费造册向户部报销。
这让曾国藩及众多将领心头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曾就此事在给多年的粮台总管（后勤部长）李瀚章的信中说：
各路军营免办报销，近日皇恩浩荡，此旨尤为出人意表........闻此恩旨，直如罪人遇赦，大病初愈，感激涕零。
照理说，无论古今中外，花公家的钱，最后应该分明细造册报销，否则就是一笔糊涂账，花钱的人靡费公帑而无人追究，必然造成贪污和浪费。清廷也是这样想的，从乾隆朝开始，就有一套正规的军需报销制度。不论多大的战事，各项花费，最后需要呈整个帝国财政总机关户部一一核查，然后堂官签字，皇帝批准。名曰奏销。堂官多是科举上来的，未必会仔细看账本，而且尚书、侍郎经常换，皇帝更是只负责圈阅，具体工作由户部众多书吏负责。
然而，弊端很快出现，这项本属正常的会计制度在清帝国那种政治制度下走歪了，变样了。因为需要造册向户部报销，而一项战事花钱时间长、项目多，战局又瞬息万变，当时各军队也没有配备专业会计人才。账目的一收一支，很难针孔相符。这样，户部的书吏就有办法了，他们很容易找到茬子，刁难来报销的人。如果找出没有依据的支出——累计起来是大数目，那么经手人必须赔付，甚至受到更严厉的处罚。一人赔不了的，参加那场战争的将领要分摊，有些人在世时都赔付不完，父债子还，索及子孙。需要赔付的人家财耗尽还不够的话，由用兵的省分州县摊派，往往一件报销十数年，所欠的钱才能归补户部。
这当然太严苛了。于是报销人和核查账目的户部胥吏合谋，找到了一个办法，出一笔“部费”给户部的书吏，书吏不但不深究账目，而且帮其把账做平。做假账，当然是门技术活。部费的多少，可以商议，“每百几厘几毫”，即事先双方约定每百两银子拿出几厘几毫做部分，也就是说约定一个回扣比例，“一厘”，就是报销一百两收一两，1/100的比例，“一毫”，就是一百两给零点一两。部费比例视报销的总数和办事人与户部书吏的交情而定，可以讨价还价。一场大仗打下了，花钱如流水，总额往往是天文数字，书吏所赚的部费亦是一笔巨款。当然，这笔钱也应该不是办事人独吞，会拿出一些来孝敬上司。
陋习久而成规，到了后来，被军中将领视为固然，万口同声，毫不隐瞒。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称：“军需款目，至一千数百万之外，部费即须十余万。”
因为有“部费”这一“保险项目”，花钱的将帅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吴庆坻《蕉廊脞录》中言：
每遇征伐，帅臣兵饷兼操，内而户部，外而藩司，支数可稽，用数无考，而军中大小将吏得以多立名目，肆为侵冒，皆恃部费为护符，贪狡成风，真堪痛恨！
平定洪杨之役，历十四年，牵涉到十数省，这场战争要向户部奏销的话，那真是大清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发财机会。据《蕉廊脞录》记载：
当癸亥、甲子（注：即同治二年、三年）之交，江南官军严围复合，百道环攻，收复之机端倪可睹。户部书吏知复城之不远也，报销之难缓也，约同兵、工两部蠹吏，密遣亲信分赴发逆被扰各省城，潜与各该省佐杂微员中狙诈狡黠、向与部书串通又能为管库大吏关说者，商议报销部费，某省每百几厘几毫，粗有成约，一面遣派工写算之清书，携带册式，就地坐办。盖各省藩、粮、盐、关四库款目，及捐输、厘金等项，存库旧籍，报部清册，其名目省各不同，不得不就地查核，以求符合。
户部的书吏很有前瞻眼光，估计大仗已是尾声，便约好兵部、工部的哥们商量——毕竟牵扯到兵部用兵，工部分管一些战时工程，钱不能一家吃——派人去和太平军打过仗的省份，与省里的胥吏勾搭上。他们已经做好了收部费的预案。
可这场战争非同以往，不但历时长，席卷地区广，且清廷的兵源、饷源很复杂，有绿营军，但主力是团练出身的湘勇、淮勇；军饷来源有各省藩库的协饷，更有湘淮军设厘卡自己收取的。这笔账要搞清楚，恐怕要花十几年，和洪杨之役的时间差不多。
这一点户部的堂官、司官都看到了。知道如果按照惯例报销，不但得罪了湘淮军集团，太后和皇帝未必领情，得利的只是书吏集团。当时的户部郎中王文韶（字夔石）即将升任湖北安襄郧荆道。当时两湖、两江都是湘淮军的势力范围，他即将在湘淮系大佬手下做官。大约卖个人情是原因之一，他离开户部前向尚书倭仁建议，上奏皇帝，洪杨之役免报销。这事得保密呀，户部到处是书吏。于是王文韶关起门拟稿，修改、誊写、用印各司其人，一条龙办完，然后堂官随恭亲王诣宫门递摺子，不给部吏一点补救的机会。这份以户部尚书倭仁领衔的奏摺曰：
军需报销向来必以例为断，然其间制变因时，亦有未能悉遵之处。各省军需历年已久，承办既非一人，转战动经数省，则例所载征调，但指兵丁，而此次成功半资勇力，兵与勇本不相同，例与案遂致歧出。在部臣引例核案，往返驳查，不过求其造报如例，而各处书吏藉此需索，粮台委员借以招摇，费无所出，则浮销苛敛等弊由此而起。请将同治三年六月以前未经报销各案，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并请饬禁劝捐归补名目。
此摺太后和皇上照准，上谕中说，“若责令照例办理，不独虚糜帑项，徒为委员书吏开需索之门，而且支应稍有不符，于例即难核准，不得不著落赔偿。将帅宣力行间，甫邀恩锡，旋迫追呼，甚非国家厚待勋臣之意。”“分年分起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免其造册报销。”也就是由各部队自己搞个简明的清单给朝廷备案即可。
这一恩旨下来后，“各部书吏闻而大骇，有相向泣者。”太后和皇帝在这道上谕中强调：“此系朝廷破格恩施，各路统兵大臣、各省督抚具有天良，务须督饬粮台委员核实开报，不得因有此旨，任意影射浮冒。”也就是说，这是特事特办，下不为例，日后还得奏销，部费也还得收。
同治七年，李鸿章任湖广总督时，有一笔3000万两的军费需要报销，让还在湖北做道台的王文韶找户部相熟的书吏探寻部费要多少，回话说要一厘三毫，即3000万两左右需要缴纳40万两左右。真是狮子大开口。估计是户部书吏想补偿一下同治三年免奏销带给他们的损失。书吏不给户部老司官王文韶的面子，大概是因为他们痛恨王文韶是那次免奏销的首倡者。李鸿章后来央求自己的老师、两江总督曾国藩出面，找到江宁布政使李宗羲出面托人斡旋，部费才降到了白银8万两。
从恩准免奏销的圣旨中“徒为委员书吏开需索之门”之语可看出，最高层对书吏收取部费的事心知肚明。这其实是当时清廷政治构架必然产生的弊政。户部堂官、司官数量少，而且不是专业人才，核查账目这样的财会专业工作几乎都由书吏来承担。可书吏没有薪水，他们靠什么生活？当然只能靠山吃山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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