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到明清科举的计量研究，都会碰到进士的籍贯归属问题。而籍贯归属的处理规则有差异，则会导致进士地理分布上的计量差异。由于籍贯记载歧异的原因比较多，所以不同的研究者在进行计量时，结果都不会完全一致。故执其一端，是此而非彼，均非良策。而追求籍贯归属上的绝对准确，更是天方夜谭的事情。
明清进士籍贯归属上之所以发生歧异，根本的原因是史料记载上存在歧异。归纳一下，大略有以下几种情形：
其一、史料错误。最让人头痛的就是这种情形了，因为如果缺乏旁证资料，这类错误有时根本无法发现，更别谈纠正了。例如：
永乐二年进士朱光才，明俞宪《明登科考》作广西柳州人；张朝瑞《明贡举考》卷二永乐二年会试题名作广西柳州府，但注云"或曰湖广郴州"。 《万历广西通志》卷一四选举志二本科进士题名："朱光才，柳州府人。"下注："二人乡试不知何科。"（按：另一人为文彬，礼部侍郎，柳城人。）《乾隆柳州府志》卷二二《选举》本科进士题名作柳州人。
粗看之下，这条记载并无多大问题，《明登科考》、《明贡举考》都是专门的进士题名著作，而《万历广西通志》更是明代成书的，三种书记载的可信度很高。但是，我们在明黄佐《南雍志》卷一五《储养考·进士题名》中，却发现朱光才的籍贯作湖广郴州人。张朝瑞的注，也可能因此而来。进一步查《万历郴州志》卷四《科贡表》本科进士题名，有朱光才，注"见传"，且同卷举人表朱光才乡举科年在洪武壬午；卷一六《人物传》的传文虽然简略，但毕竟算是立传了。再检《明太宗实录》卷一九二，永乐十五年八月"戊午，升……户部郎中朱光才为陕西布政司左参政"。据此线索，继续检《康熙陕西通志》卷一七陕西布政司左参政题名，正作：朱光才，湖广郴州人。
《万历郴州志》卷一六朱光才传
《南雍志》上的进士题名过录自旧志，而旧志的题名有较大可能来自当时立在南京国子监的进士题名碑。加上《实录》和《陕西通志》的旁证，朱光才应该是湖广郴州人而非广西柳州人。作柳州人，显然是因为郴、柳两字形近造成的。
但是，《南雍志》的记载也并不都能作为证据。如永乐四年进士赵惟恭，《南雍志》籍贯为四川遂宁县。但检《嘉靖潼川志》卷六、《嘉靖四川总志》卷一一，均无赵惟恭，而仅有赵鉴一人。而赵鉴，《南雍志》 在赵惟恭下第二人，四川遂宁人。
检《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下称《碑录》），赵惟恭为山东济宁州人。《康熙济宁州志》卷五亦载：赵惟恭，登丙戌林环榜，仕贵州副使。查《明太宗实录》卷一九九，永乐十六年四月丁未，升刑科给事中赵惟恭、王铎为贵州按察司副使。检《万历贵州通志》卷二按察司副使题名：赵维恭，济宁人。可见《南雍志》注赵惟恭籍贯为四川遂宁是错误的。而之所以产生这种错误，则可能是把赵鉴的籍贯误植于赵惟恭。
又如清顺治十八年进士杨栻，《碑录》作四川成都府和州人。查本科进士题名碑，亦作四川和州人。但和州不属四川而属江南，作四川和州显然错误。查《顺治十八年进士三代履历便览》，杨栻籍贯作"和州籍，内江人"。复查《同治内江县志》卷三，进士、举人题名均载；而《光绪直隶和州志》卷一四选举表则不载。按《履历》，杨栻曾任浙江松阳知县。检《乾隆松阳县志》卷七职官题名，作"杨栻，内江人，（康熙）七年任"。则杨栻的籍贯应作四川内江人。
不难想到，史料记载错误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可能把本不属某地的进士纳入了纪录，从而导致计量的失真。
其二、现籍和本籍的记载不清晰。细心的读者大概已经注意到，上文杨栻的履历作"和州籍，内江人"，这种载录方式，在明清进士题名中颇为常见，也就是把现籍（或寄籍）和本籍（原籍）同时载录。因此，碰到这类记载时，还要区分究竟何者为现籍（寄籍）、何者为本籍（原籍）。
如杨栻，从履历记载的多数情形看，"籍"一般指现籍或考试时所入籍（寄籍），而"人"则指原籍。所以杨栻应该是以和州籍入试，而本籍则是内江。所幸《同治内江县志》卷七载有杨栻之父杨所修和杨栻本人的小传，能让我们对其入籍情况进行一点判断。
《同治内江县志》卷七《人文志》："杨所修，字爱竹，天启甲子乡荐。……由助教历郎署，数年，台阁诸公无不愿交者。官至江南凤宿道，因蜀乱，侨寓金陵。画舫短棹，诗酒自娱。课子传经，无不如意。暮年，槐桂心怡，犹系桑梓。年七十有五。子婿皆科甲。中川自甲申以后，杨氏称盛焉。"
同卷："杨栻，字孟宣，明观察所修子。顺治庚子举人，辛丑登二甲进士。昆季桐、楠亦同时隽乡科，人称三杨。初授推官，奉裁，改补山西汾阳令。居官清正，重士爱民。政暇，诗酒自娱。后致仕寓金陵，取邑志旧本手加编续，中川文献不泯，厥功多焉。子化光，康熙戊子乡魁，任县尹。孙熹，由江南籍中乾隆甲子举人。"
杨所修小传中的"侨寓金陵"、"课子传经"，都有时间标示的意义。所以杨栻履历中所称的"和州籍"，也就意味着杨栻是以和州籍而从江南乡试中式的。而其孙杨熹后来也从江南中举，也为此作了旁证。因此，杨栻籍贯的正确题法应该是：江南和州籍，四川内江人。
但是，并不是所有这类进士的籍贯都能进行这种明白的区分。如正统四年进士王竑，《碑录》作"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军籍"。《乾隆江夏县志》卷七进士表载，注"详人物"；同卷举人题名亦载，无外籍中式信息。而《正统四年进士登科录》也载"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军籍。河州卫学军生"。从形式上看，将王竑的籍贯归为湖广并无问题。但是，《登科录》中的"河州卫军生"却不能轻易忽略掉，河州卫不在湖广而在陕西。《登科录》其后云王竑"陕西乡试第四名，会试第五名"，表明王竑并非从湖广入试，而是从陕西参加乡试的。不仅如此，查阅《正统四年会试录》，作"王竑，陕西河州卫军生"。换句话说，在王竑考中会试时，他的身份是陕西河州卫的军生。旁证材料还有：《嘉靖河州志》卷二《选举志》载："王竑，字公度。正统戊午经魁，己未会魁，殿试二甲"云云。《乾隆江夏县志》卷一〇《行业》亦称："王竑，字公度，号憨庵，由江夏戍籍陕西河州，正统己未进士，授户部给事。"可见，王竑籍贯的正确题法应该是：陕西河州卫籍，湖广江夏人。
正统四年进士登科录王竑资料
与此类似，正统七年进士卢祥，《碑录》作"广东广州府东莞县民籍"。《正统七年登科录》作"贯广东广州府东莞县民籍。广西全州学增广生。……广西乡试第八名，会试第十六名"，《正统七年会试录》作"广西全州学增广生"。检《嘉庆全州志》卷六宣德十年举人题名，作："卢祥，长乡卢家村人，东莞籍。"同卷进士题名："卢祥，长乡卢家村人，正统七年壬戌科刘俨榜，仕至副都御史。"再检《雍正东莞县志》卷八《选举二》正统七年进士题名，作："卢祥，刘俨榜，二甲，官至右佥都御史。"同卷宣德十年举人："卢祥，宽之弟，以《诗》中广州乡试，以《春秋》登进士。"而同卷永乐二十一年举人载："卢宽，字百栗，《春秋》，广西全州训导。"卷一二人物传则云："卢祥，字仲和，邑之草村人。……兄宽为全州训导，祥从之游，年二十，始习举子业。宣德乙卯领广西乡荐，登正统壬戌进士。"可见，卢祥本来是东莞人，因为其兄卢宽任全州训导，遂随后习业，并以全州籍中乡试和会试。因此，卢祥籍贯的正确题法应该是：广西全州籍，广东东莞人。
很显然，如果没有旁证材料，区分这种籍贯著录就是困难的。
其三、卫所籍进士的籍贯归属不易处理。由卫所籍考中进士的情形，在明代比较多见。上文所列举的王竑，就是这种类型。
如正统十三年进士李宽，《碑录》作直隶凤阳府盱眙县人，四川叙南卫军籍。《正统十三年进士登科录》云："贯直隶凤阳府盱眙县人，四川叙南卫军籍。……四川乡试第四十三名，会试弟一百二十二名。"检《嘉靖四川总志》卷八、《嘉庆宜宾县志》卷三五、《光绪叙州府志》卷三一，于进士皆载，于举人则或载或不载。复检《乾隆盱眙县志》卷一七，进士载，举人不载。这类情形，没有旁证材料，只能按惯例及乡试中式地处理为四川叙南卫军籍、直隶盱眙县人。
又如隆庆二年进士邵仲禄，《碑录》作四川夔州府官籍，湖广瞿塘卫人。《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同，下有"府学生。……四川乡试第五十五名"。《会试录》作"四川夔州府学生"。但实际上，瞿塘卫的驻地就在夔州府治，瞿塘卫虽属湖广行都司，其实与四川夔州府在同一地，这就是邵仲禄为夔州府学生的缘由。这类情形，也只能按照乡试地来进行归属。
但这种处理并非不存在问题。如颍川卫属河南都司，但驻地在南直隶凤阳府颍州。颍川卫的考生从河南乡试，而非从南畿乡试。如万历八年进士王道增，《碑录》"河南颍川卫官籍，直隶颍州人"。本科登科录同，下有"州学生。……河南乡试第二名"。则王道增为颍州学生，而从河南乡试中式。
万历八年登科录王道增资料
显然，像王道增这种情形，无论是归入河南还是归入南直隶，都有可以异议的地方。
上面简单归纳了明清进士籍贯歧异的三种情形。无论哪一种，处理原则的不同，都会带来最终统计的差异。
那么，是否能用一个划一的标准来处理这种歧异呢？答案是：根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标准。因为无论使用何种标准来处理，都有意外的情形发生。更何况存世的史料不完整，也难以建立这样的划一标准。
有人认为，登科录是载录进士信息最权威的资料，以它的载录为依据来进行处理，就可以达成这样的目标。但是，如果认真研究过登科录的载录方式，就不会这么轻率地下结论。登科录从编定到刊刻，其间大约有半年时间，许多信息在此期间都可能被修改。上文卢祥已为一例，再举两例：
嘉靖二十年进士张牧，《碑录》"浙江绍兴府山阴县民籍"。本科登科录同，但下有"山西临县学教谕。……河南乡试第二十四名"。本科会试录："张牧，山西临县学教谕。"检《嘉靖十六年河南乡试录》，第二十四名张牧，河南裕州学训导。可见张牧以河南裕州学训导的身份参加河南乡试中式，但到会试时他已任山西临县学教谕，并以此身份参加会试并中式。登科录虽然列出了"山西临县学教谕"的信息，但显然不能据此判定张牧以山西籍入试。但仅仅把籍贯定为浙江山阴，又抹掉了乡试地乃至会试身份的具体信息，给相关的研究带来不便。
嘉靖二十年进士登科录张牧资料
再如嘉靖二十年进士宋治，登科录："贯直隶凤阳府临淮县军籍，定远县人。直隶内黄县学教谕。……顺天府乡试第五十三名。"会试录："直隶内黄县学教谕。"可见宋治以直隶内黄县学教谕的身份参加了顺天乡试和会试，而不是在本籍临淮或定远参加应天府的乡试。但这种信息，在他的籍贯著录中却难以反映。
嘉靖二十年登科录宋治资料
这类情形，显示出登科录上记载的籍贯，也需要进行辨识。因为一些人完全可能会在进士中式后，把原来的入试籍贯修改掉。
还有一种改籍的情况，就是乡试以別籍中式，但随后因屡考不中或其他原因，致使乡、会试间隔时间太久，于是有的人就在会试之前把籍贯改回本籍，然后以本籍参加会试。如清康熙四十五年进士贾兆凤，江南高邮州人，先以王兆凤之名参加顺天府乡试并中式，后改回本籍后会试中式。《乾隆高邮县志》卷一〇上《列传》记载了这件事："贾兆凤，……孝廉良璧季子。……后寄居吴门萧寺。寺有僧持般若行讽经旋走，匝昼夜以为常。兆凤坐楼上，读书声与梵呗相应，如是者三年。殿撰缪彤见其文，以国士决之。督学许汝霖谕令入都，遂以北籍入试，领己卯京兆第一，文誉大起。先是，兆凤兄国维受知圣祖，供奉之下，尝问国维家世。国维奏对详明，兼及兆凤事始末，上称叹久之。乙酉，改归本籍。丙戌赴试礼闱，成进士，选庶吉士。"
又如乾隆十三年进士梁国治，以顺天通州籍中乡试，后改归本籍浙江会稽，再会试中式[1]。
上文的卢祥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形呢？应该不是。因为卢祥在正统七年会试时的身份依然是全州学增广生，随即登进士，没有理由认为他在登进士时就已经改回了原籍。
很显然，这些例外的情形，最终都给籍贯的归属带来歧异。
总而言之，面对进士籍贯史料的复杂性，研究者的研究趣向最终决定了他对史料的取舍原则。而取舍原则的不同，必然会带来计量结果乃至研究结论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你没看到的史料，未必别人没看到，所以，谨慎对待你所看到的史料而不是轻率地下断语，才是对待研究的正确态度。
2018年3月7日于了不了斋
【注释】
[1] 参见清·朱珪《知足斋文集》卷四《太子少傅经筵讲官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尙书赠太子太保谥文定梁公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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