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专政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特殊产物。在中国历史上，宦官的危害、影响是颇为深广的。比较严重的宦官专政主要发生在东汉、唐、明三朝，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其著作〈〈廿二史札记〉〉卷5〈〈宦官之害民〉〉中指出：东汉、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裂。一般人们一旦提起宦官专政，必然是东汉、唐、明三代并举，其实三代是不一样的，各有其特点，不能相提并论。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所独有的特点，所发生的事件必然也有其不同与其他时期的特点。综观明代宦官专政的过程，对比东汉、唐两代，明代宦官专政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明代宦官专权的特点就在于它专权的背景，表现形式和最后的结果。
纵观中国历史，一般宦官专权都出现在每个朝代的中后期，明代也不例外，也是在中后期开始出现宦官专权的。
在朱元璋时候,就扩大宫中宦官的人数,设立了十二监、四司、八局,称为二十四衙门,秉承他的旨意处理政务。同时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衙,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明史·职官一》）,并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职官一》）
朱棣(成祖)在夺取侄儿朱允炆(惠帝)的皇位时,得到了宦官的帮助,即位以后,纷纷委以重任。如派宦官出使暹罗国;派郑和数次率舟师下西洋;派王安、马靖等担任监官,分镇掌握军权。这就为明朝宦官掌握军政大权开了恶劣的先例。明朝宦官专权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专权的。此时，明朝既没有外患，又没有内忧，国家一片升平。同时，需要说明的是，不仅成祖时国家安定，即使到后来宦官专权，国家也没有发生象唐朝安史之乱，藩镇割据那样的动乱。这就是明朝宦官专权的独特之处，明朝的宦官专权都是在皇帝允许下出现的，一旦皇帝不同意了，宦官专权就结束了。
明朝宦官专权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和东汉，唐朝不同。不像东汉那样操纵皇帝，达到专权的目的；也不像唐朝那样担任枢密使、神策军中尉掌握军政大权，进行专权。明朝宦官有他自己的官职，那就是二十四衙门。其中司礼监掌奏章机要，历来由皇帝心腹宦侍担任。随着票拟制度形成，皇帝的最后裁决意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批红”。于是秉笔太监成了皇帝的代言人，甚至利用职权，改动内阁票拟。史称“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如当时的司礼监太监王振，就曾矫旨引荐同党，陷害政敌，他威权日重，皇帝呼之“先生”，公侯勋戚尊之“翁父”，兵部尚书睎、工部侍郎王祐“百计效勤，极尽谄媚之态”，徐府、部、院诸大臣“俱攫金进见”。
太祖时设特务机构锦衣卫，负责侍卫、密缉盗贼，掌“诏狱”。成祖时，为了清除建文帝余党，还设立东厂特务机构，由亲信太监掌管，专门“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东厂和锦衣卫一样，只对皇帝负责，不必司法机关批准。成化时，有设立西厂，由宦官汪直提督厂事。有明一代，特务机构都有宦官掌管，他们利用特务组织排除异己，残害忠良，进行专权统治。这也是明朝宦官专权得特点之一。官员处处受到监视：东厂按月分配数百人“分瞰宫府”，由“坐记” 监视拷讯审狱，“听记” 监视其他官府及城门，写出小报告上送。天启年间有四人饮酒密室，一人骂魏忠贤，话未说完即有厂卫人员破门而入，骂者被处分裂肢体的极刑。
明中叶以后,他们掌握中央政府的实权,玩弄皇帝于掌股之上,利用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恣意谗害忠良;在京城和外地垄断税务,盘剥百姓,残害生民。在朱明王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把持朝政权倾朝野的宦官层出不穷,著名的有王振、汪真、刘瑾、魏忠贤等。明朝政治腐败,宦官擅权是一个重要原因。
明代宦官一大罪恶是坏法制、乱朝政、挟天子以令诸侯。得势宦官的权力之大可以说是超过了历代宰相。明初朱元璋废了宰相,朱瞻基(宣宗)时虽然设置了内阁,但阁臣并无实权。有些昏庸皇帝几年甚至十几年都难得和大臣见一面,内阁举行会议一般只派宦官参加,宦官代表皇帝,口含天宪,连首辅也不敢违抗,于是首尚书、侍郎的任免,督抚、镇守的调迁,甚至大臣入阁,名义上虽是皇帝的命令,实际上宦官有很大的决定权。如朱厚照一生只知玩乐,刘瑾投其所好送去鹰犬声伎,有人奏章,若正逢他玩得起劲,他还发火,训诫来人使得朝廷奏章“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明史·刘瑾传》）朝中大事刘瑾趁机得以独断专行,不必奏闻。朱由校(熹宗)“性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王渔洋《池北偶谈》卷2）。魏忠贤就乘他正忙于盖房时命太监去传奏文书,朱由校说声“知道了”（王渔洋《池北偶谈》卷2）便算完事。魏忠贤也就独揽了大权。奏章既不送皇帝也不与阁臣相议,自己为所欲为。实际上,宦官的权力远远超过宰相。
在成祖首开宦官专权的恶端之后，宦官势力在宣宗、英宗、武宗、熹宗诸朝中逐步增强。宣宗年间“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从此以后，明内宫宦官“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诈”，开始控制朝廷的大权。其中的代表人物始于王振，而后又有汪直、刘瑾等，最显著者当数魏忠贤。终明一朝，宦官从明初的“不及百人”发展到末期的总数超过两万（黄宇仁《万历二十五年》）；品秩从“五品至七品不等”到蟒袍加身，地位竟与最高级的文武官员相埒；从 “不识字”，“不得干预政事”到 “通文墨，晓古今”，掌司礼监成为皇帝的政治秘书，其势力一直处在膨胀的态势之中，而其专权擅政的程度，亦愈演愈烈。诚如黄宗羲所言：“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阉宦》）
明代入宫当宦官的,一部分是破产农民养不活的儿子被“净身”后送入宫中找一条活路;另有不少是市井无赖“自宫”以进。后者以刑余之身入宫侍侯皇室,无不施尽奉迎谄媚的伎俩,以博取主子的欢心,如有的替皇帝聚敛财物,有的引导皇帝去征逐声色犬马。朱厚照(明武宗)当太子时,宦官刘瑾就带着他去“为长夜之游”,他把刘瑾当成最可依赖的心腹,当上皇帝以后,就让刘瑾管理御林军神机营,后来入掌司礼监,宦官成了皇帝身边形影不离的心腹和近臣。他们对皇帝施加各种影响,直至把皇帝变成他们的傀儡,于是他们就可以打着皇帝的旗号垄断朝政,为所欲为。
明朝宦官专权的另一表现就是朝廷大臣屈服于宦官。那些无胆量和宦官斗争又想干一番事业的人,便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同宦官周旋，屈从于宦官。如著名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也只能凭借宦官来巩固他的地位,史书说他“独厚者,司礼中贵李芳”《嘉靖以末首辅传·张居正》.。李芳倒台以后,他又结纳宦官冯保。张居正虽身为首辅,拜谒冯保时,还得自称为“晚生”。名臣王守仁在平定王宸濠叛乱中立了大功,宦官要暗算他,他也不得不曲意奉承,把功劳让给宦官,才安然无事。
明朝的宦官,穷奢极侈,生活糜烂,为满足私欲,他们对老百姓巧取豪夺,大肆搜刮。特别是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皇帝派出大批宦官,充当各地矿监税使,他们所到之处敲诈勒索,横征暴敛。仅数年之间,就搞得天下骚然,成为明代老百姓受害最重的弊政之一。当时许多省份都开设金银场、炉局由宦官去担任监督,负责收税。但这些矿局对国家好处甚少，扰民却十分严重,只是肥了宦官。
明朝宦官专权加深了广大百姓的苦难，加快了明朝的灭亡，但是他们自身也没有好下场，和东汉、唐朝宦官下场不一样。东汉宦官被董卓消灭，唐朝宦官被朱温消灭，而明朝宦官则是被皇帝消灭，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在皇帝允许的范围内专权，一旦皇帝不愿意了他们马上便被皇帝消灭。像曹吉祥，“久之，帝觉其奸，意稍稍疑。”“越三日，磔吉祥于市。”(《明史·宦官传》)刘瑾“武宗即位，掌钟鼓司，……并以就恩得幸，人号‘八虎’”，“帝已负酒，俯首曰：‘瑾负我。’”“始大怒曰：‘奴果反。’……诏磔于市，枭其首，榜狱词处决图示天下。”(《明史·宦官传》)由此可见，明朝的宦官专权不同于东汉和唐朝，一旦皇帝不信任宦官，就预示着宦官的灭亡。
总之，明朝宦官专权不同于东汉和唐朝，明朝的宦官专权始终处于皇帝的监控之下，在皇帝允许的范围内专权，以不威胁皇权为基础。在明朝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下，宦官专权威胁不到皇权，而不像唐朝宦官拥有废立皇帝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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