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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末期应对财政危机的措施(一)

面临财政日蹙,国用日屈的残破景象,金政权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如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卖官入粟,加重对百姓的剥削等多种方式扩大政府财源,以期解决财政困难,支撑苟延残喘的末世王朝。然而政府的应对策略与其尚具备的实力、信用程度等息息相关,后者严重影响甚至限制着金政权所能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发行纸币“交钞”

金政府要在短期内筹集资费,最为便捷的方法就是进行货币创造,发行纸币“交钞”。纸币的产生和发展使货币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发生分离,货币的价值尺度由名符其实演变为名不符实,由真实、足值的价值量演变为观念、形式的价值标准。其广泛的流通和使用,有效的突破了金属货币的稀缺性对不断扩大的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制约,从而解决了金朝的钱荒问题。但当货币的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就会发生货币贬值、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即通货膨胀。金朝货币的发行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可以说通货膨胀过程也就是政府无偿占有社会财富的过程。由于政府无力支付运转经费,只得开动印钞机,凭空造出货币,以弥补财力之不济。

金代交钞发行最早是在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 年),当时是以金属为本位的兑换货币,“与钱并用”,二者可以自由兑换。到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更定钞法,取消厘革之限,使其永久流通,并且停止铸造铜钱。这便为纸币发行大开方便之门。明昌四年(1193 年)八月,据提刑司言“官兵俸,许钱绢银钞各半之,若钱银数少,即全给交钞。”说明金政府已经开始将交钞发行作为增加军费开支的手段。

到金朝末期,随着战争不断升级,国用不足,金政权更将货币发行作为灵丹妙药。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 年),“会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交钞)为军赏,兵衄国残,不遑救弊”,至是“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贯至百贯例交钞,又造二百贯至千贯例者”。这里已经直接言明将交钞作为军赏来用。当时的大臣们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贞祐三年(1215 年)九月,“御史台言:‘自多故以来,全藉交钞以助军需’”;贞祐四年(1216年)八月,“平章高琪奏:‘军兴以来,用度不赀,惟赖宝券’”;又如兴定三年(1219 年),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军旅调度悉仰于钞,日之所出动以万计……”。从上面群臣的奏议中可以看出,当时金政府发行交钞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弥补军费开支之不足,且已经成为筹集军费的主要手段。

可见,由于长期战争,军旅不息,军费开支过大,造成金财政上的困境。统治者逐渐改变了以往那种对交钞发行量实行控制的办法,开始大量发行交钞,“自是而后,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钞愚百姓”金政府把财政危机所带来的恶果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为保证钞法实行,金政府屡变钞之名目,并实行限钱,“民间之交易、典质,一贯以上并用交钞,毋得用钱”。连商人携带现钱数也加以限制:“商旅赍见钱不得过十贯”。并将交钞能否顺利流通作为官员升降标准,“县官能使民流通者,进官一阶、升职一等,其或姑息以致壅滞,则亦追降的决为差。”

金代交钞由可自由兑换的代用货币,发展成完全不能兑换的信用货币,货币的发行已经完全以政府信用为依托,而金政权正是以对未来战争胜利的预期来确保交钞的推行流通。过度的货币发行,以及战争的节节失利只能导致钞法不行,通货膨胀的恶果,最终使得货币体系宣告瓦解,金之政权也不能不随之瓦解。

(二)卖官鬻爵

经济衰退,粮食短缺,为解决财政困难,金朝在增赋之外,又行纳粟补官法,甚至僧尼度牒、紫衣师号等都在出卖之列。

金史》卷 50《食货志》记载:“(宣宗贞祐)四年,河东行省胥鼎言:‘河东兵多民少,仓空岁饥。窃见潞州元帅府虽设鬻爵恩例,然条目至少,未尽劝率之术。今拟凡补买正班,依格止荫一名,若愿输许增荫一名。僧道已具师号者,许补买本司官。职官愿纳粟或不愿给俸及券粮者,宜量数迁加。三举终场人年五十以上,四举年四十五以上,并许入粟,该恩大小官及承应人。令译史吏员,虽未系班,亦许进纳迁官。其有品官应注诸司者,听献物借注丞簿。丞簿注县令,差使免一差。掌军官能自备刍粮者,依职官例迁官如旧。’”可见,由于缺粮少食,金政权已将卖官鬻爵作为政府财源,并加大实施力度。同时在国家不能完全供应士兵口粮的情况下,把军官能否自备粮草作为升迁的条件。

不仅如此,不管军民,有能劝慰他人买官者也有犒赏。“有能劝率诸人纳物入官者,米百五十石迁官一阶,正班任使。七百石两阶,除诸司。千石三阶,除丞簿。过此数则请于朝廷议赏。”

官员能够搞到粮食也作为其升迁的标准,“推司县官有能劝二千石迁一阶,三千石两阶,以济军储,又定制,司县官能劝率进粮至五千石以上者减一资考,万石以上迁一官、减二等考,二万石以上迁一官、升一等,皆注见阙。”而如果筹集不到,反会受到惩处。宣宗兴定元年(1217 年)“诏定州、县官虽积阶至三品,坐乏军储者,听行部决遣。”这是搞钱不利的官被免职的证据,说明金末财政匮乏之严重,而且是财政直接影响到“军储”,才有如此严厉的政策。

纳粟补官法虽可解决部分败政亏空,却进一步加剧了官僚队伍的芜杂和吏治的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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