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存在很多特务机构，最著名的莫过于明朝的锦衣卫，天下闻名。主要还是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将特务机构合理化、明显化，使其与历代的特务机关不同。
实际上，宋朝也有类似的特务机构，由于它基本上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是一个十分神秘，不为外人所知的，连史书都没有详细记录的一个神秘组织。这就是皇城司，宋朝建立之初称为武德司，直到太平兴国六年（９８１年）才改为皇城司。
据《宋史·职官志》载：“皇城司：幹当官七人，以武功大夫以上，及内侍都知押班充，掌宫城出入之禁令。凡周庐宿卫之事，宫门启闭之节，皆隶焉。”
按照以上记载，皇城司主要职能是保卫皇城，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它还是一个侦察权力的机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皇城使在内中，最为繁剧，祖宗任为耳目之司。勾当官四员，多差亲信有心力人”，《宋史﹒职官志》也载：“人物伪冒不法，则讥察以闻。”可见，皇城司还具有“秘密警察”的功能，主管部门就是皇城司探事司，隶属皇城司。其职能一般包括派人在京师里侦探流言蜚语与图谋不轨的人，类似于便衣侦察机构，从事人员被称为逻卒，即皇城司探事司亲从官，也被称察子、亲事卒、武德卒。
皇城司的探事职能始于宋太宗赵匡胤时期，宋朝建立之初，还存在着各割据政权，全国未完成统一，这种情况下，赵匡胤“恐有大奸阴谋无状，所以躬自选择左右亲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间，密行伺察”（司马光《传家集》）。因此，他迫切需要通过一种机构来及时掌握各方动态，将各种不安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于是，乾德三年（９６５年）赵匡胤创设了专职的情报机构：“蜀平，以参知政事吕余庆知益州，余用选人以轻其权，而置武德司刺守贪廉。（陈师道《后山集》）”
皇城司探事的内容包括，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载：“皇城司每遣人伺察公事民间细务，一例以闻。”
第一，探事。
皇城司的主要职能为探事，监视官府所遗漏的奸盗及民俗异事等，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
首先，刺探、缉捕外国情报人员。宋朝京城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汇集了几乎全部重要政府机构，天子脚下，在这里刺探情报，价值很高。因此，这里也成为了各国情报人员最喜欢的地方。宋初大臣田锡就曾感慨：“辇毂之下，岂无外国谍人？”
据《资治通鉴长编》载，北宋政府曾发出相关对付外国情报人员的诏令。康定元年（１０４０年）正月，宋政府下诏：“募京城内外捕索元昊刺事人，获一名者赏钱三十万，公人仍转两资，百姓优与厢镇。而知不告者，法外重诛之，其妻孥仍配广南编管。”同年六月又下诏：“元昊刺事人自今获一人者，赏钱百万，补班行；其容匿者，家长斩，妻子配流；所在失觉者，重劾其罪。”庆历元年（１０４１年）十月诏：“令捕谍人之在京城者。”熙宁八年（１０７６年），“诏：‘外国刺事人，令都亭驿、开封府密遣人迹捕。告获一人，赏钱千缗，仍与班行；即居停知情人能告首，原罪外亦与酬赏。’时北人泛使将至，虑有奸人窃觇中国也”。
可见，京城地区外国情报人员活动十分频繁，知制诰王存就对此表示过担忧：“辽人觇朝中事颇详。”
这样一来，作为负责皇城警备的皇城司自然而然要与外国情报人员打交道，担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据《宋史·李紘传》载，真宗时期，探事司亲从官曾“告贾人有为契丹间谍者，捕系皇城司按劾。”而《资治通鉴长编》也载，仁宗天圣三年（１０２５年）“东上閤门使、会州刺使王遵度领皇城司，遣卒刺事。有沈吉者，告贾人张化为契丹间谍，即捕系本司狱，所连逮甚众。”可见，皇城司可以直接缉拿、惩治外国情报人员。
其次，监察本国使者、接伴使。
两宋时期，不仅对外战争频繁，国与国之间使者往来也十分频繁。每次有使节出访，探事司亲从官都得陪同，一来不仅可以刺探对方情报，还可以监视本国使者。“故事，奉使契丹者，遣皇城卒二人与偕，察其举措”（《资治通鉴长编》）。
苏辙在其《栾城集》中也记载了此事，“臣等近奉使北朝，窃见每番人从内，各有亲从官二人，充牵栊官。”甚至延续到南宋时期。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载，宋高宗绍兴十四年（１１４４年）曾下诏：“应差生辰正旦非泛辈使并接送伴官，合差国信所指使译语亲从官，及皇城司亲从官，并仰依祖宗旧法，听审使副问答语言及见闻事件，兼觉察一行人，务于令整肃，可剳与主管往来国信所，今后遇差奉使等官，令检坐条法指挥官报，常切遵守，毋致灭裂。”乾道之后，则完全绕开了朝臣直接以干办皇城司担任接伴金国使臣职务，“（乾道元年）十一月三日，诏吏部侍郎陈天鳞假礼部尚书，干办皇城司宋直温假保康军承宣使，充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副。自后接伴同此”。
实际上，宋朝也曾吃过泄露情报的亏。如辽兴宗时，向宋索要关南之地，北宋特地派富弼前往辽国交涉，并授以五书，各书所载增币数额不同，富弼留二书于宋境雄州，只持三书前往辽国，但由于辽国事先知道了富弼持有三书的信息，因此在谈判过程中，富弼“徐出一书，辽人意未厌，复出一书，至于三，辽人密探文忠箧中止有三书，遂从约”（厉鹗《辽史拾遗》）。能事先得知富弼持有三书的人，非辽之接伴使莫属了。在辽方占主动的情况下，出使的结果是宋朝岁增币二十万予辽国。同宋使负有刺探对方情报的职责一样，对方的使臣也同样有刺探情报的重任。《辽史》记载：“耶律虎古使宋还，言宋人必取河东，合先事以为备”，后“宋人果取太原”。
实际上，大臣在出使或迎接使节的过程中，一旦不小心，就有可能泄漏国家机密，对国家造成不必要，甚至无法估量的损失。因此，派探事司亲从官一起出使、迎接使节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第二，察办民俗异事、谤议朝政者。
这一类人往往违反统治者内心所避讳或触痛其敏感神经。如仁宗时，“皇城司言：访闻在京诸色军人、百姓等，讹言云道：‘四月不戴皂角牙，直到五月脚拥沙’。恐是不祥之语，乞行禁止。”。还有即使是婚丧嫁娶之事，探事司亲从官也频繁侦测。而对谤议朝政者则更加频繁，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八月前，皇城司就曾遣亲事卒四十人于京城伺察，以防民怨。徽宗宣和间，一卖菜翁于都城宣德门下，迷迷糊糊说了几句话，逻卒便捕之下开封狱，最终死于狱中。
第三，侦察经济违法行为。大宋建立之初，赵匡胤十分重视对经济的侦察。太祖建隆二年七月，右卫率府薛勋坐监常盈仓不能御辖所部，用斗稍重，结果为觇者所捕，赵匡胤就“怒而黜之，弃仓吏于市”。自此，北宋政府对经济违法的侦察就越来越频繁。直到皇城司延伸出探事职能后，就开伺察仓廪。《宋会要》食货五一之十载：乞于皇城司差拔亲事官二名，轮于库门搜检，半年一替。从之。这更加体现了宋代统治者对经济刺探的重视。
此外，皇城司除了刺探情报外，对于个别“犯罪”情节严重的，可以直接逮捕。太祖开宝八年八月已亥，权知扬州侯陟受赇不法，为部下所讼，追赴京师，“陟时被病，上令皇城卒掖入……”。这是皇城司开始参与拘捕的最早起源。此后，皇城司又逐渐部分执行起对贪污受贿者的逮捕任务。还逮捕谤议朝政者。神宗时，皇城司常“潜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皇城司对违法犯罪者还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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