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存在很多特务机构,最著名的莫过于明朝的锦衣卫,天下闻名。主要还是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将特务机构合理化、明显化,使其与历代的特务机关不同。
实际上,宋朝也有类似的特务机构,由于它基本上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是一个十分神秘,不为外人所知的,连史书都没有详细记录的一个神秘组织。这就是皇城司,宋朝建立之初称为武德司,直到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才改为皇城司。
据《宋史·职官志》载:“皇城司:幹当官七人,以武功大夫以上,及内侍都知押班充,掌宫城出入之禁令。凡周庐宿卫之事,宫门启闭之节,皆隶焉。”
按照以上记载,皇城司主要职能是保卫皇城,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它还是一个侦察权力的机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皇城使在内中,最为繁剧,祖宗任为耳目之司。勾当官四员,多差亲信有心力人”,《宋史﹒职官志》也载:“人物伪冒不法,则讥察以闻。”可见,皇城司还具有“秘密警察”的功能,主管部门就是皇城司探事司,隶属皇城司。其职能一般包括派人在京师里侦探流言蜚语与图谋不轨的人,类似于便衣侦察机构,从事人员被称为逻卒,即皇城司探事司亲从官,也被称察子、亲事卒、武德卒。
皇城司的探事职能始于宋太宗赵匡胤时期,宋朝建立之初,还存在着各割据政权,全国未完成统一,这种情况下,赵匡胤“恐有大奸阴谋无状,所以躬自选择左右亲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间,密行伺察”(司马光《传家集》)。因此,他迫切需要通过一种机构来及时掌握各方动态,将各种不安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于是,乾德三年(965年)赵匡胤创设了专职的情报机构:“蜀平,以参知政事吕余庆知益州,余用选人以轻其权,而置武德司刺守贪廉。(陈师道《后山集》)”
皇城司探事的内容包括,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载:“皇城司每遣人伺察公事民间细务,一例以闻。”
第一,探事。
皇城司的主要职能为探事,监视官府所遗漏的奸盗及民俗异事等,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
首先,刺探、缉捕外国情报人员。宋朝京城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汇集了几乎全部重要政府机构,天子脚下,在这里刺探情报,价值很高。因此,这里也成为了各国情报人员最喜欢的地方。宋初大臣田锡就曾感慨:“辇毂之下,岂无外国谍人?”
据《资治通鉴长编》载,北宋政府曾发出相关对付外国情报人员的诏令。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宋政府下诏:“募京城内外捕索元昊刺事人,获一名者赏钱三十万,公人仍转两资,百姓优与厢镇。而知不告者,法外重诛之,其妻孥仍配广南编管。”同年六月又下诏:“元昊刺事人自今获一人者,赏钱百万,补班行;其容匿者,家长斩,妻子配流;所在失觉者,重劾其罪。”庆历元年(1041年)十月诏:“令捕谍人之在京城者。”熙宁八年(1076年),“诏:‘外国刺事人,令都亭驿、开封府密遣人迹捕。告获一人,赏钱千缗,仍与班行;即居停知情人能告首,原罪外亦与酬赏。’时北人泛使将至,虑有奸人窃觇中国也”。
可见,京城地区外国情报人员活动十分频繁,知制诰王存就对此表示过担忧:“辽人觇朝中事颇详。”
这样一来,作为负责皇城警备的皇城司自然而然要与外国情报人员打交道,担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据《宋史·李紘传》载,真宗时期,探事司亲从官曾“告贾人有为契丹间谍者,捕系皇城司按劾。”而《资治通鉴长编》也载,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东上閤门使、会州刺使王遵度领皇城司,遣卒刺事。有沈吉者,告贾人张化为契丹间谍,即捕系本司狱,所连逮甚众。”可见,皇城司可以直接缉拿、惩治外国情报人员。
其次,监察本国使者、接伴使。
两宋时期,不仅对外战争频繁,国与国之间使者往来也十分频繁。每次有使节出访,探事司亲从官都得陪同,一来不仅可以刺探对方情报,还可以监视本国使者。“故事,奉使契丹者,遣皇城卒二人与偕,察其举措”(《资治通鉴长编》)。
苏辙在其《栾城集》中也记载了此事,“臣等近奉使北朝,窃见每番人从内,各有亲从官二人,充牵栊官。”甚至延续到南宋时期。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载,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曾下诏:“应差生辰正旦非泛辈使并接送伴官,合差国信所指使译语亲从官,及皇城司亲从官,并仰依祖宗旧法,听审使副问答语言及见闻事件,兼觉察一行人,务于令整肃,可剳与主管往来国信所,今后遇差奉使等官,令检坐条法指挥官报,常切遵守,毋致灭裂。”乾道之后,则完全绕开了朝臣直接以干办皇城司担任接伴金国使臣职务,“(乾道元年)十一月三日,诏吏部侍郎陈天鳞假礼部尚书,干办皇城司宋直温假保康军承宣使,充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副。自后接伴同此”。
实际上,宋朝也曾吃过泄露情报的亏。如辽兴宗时,向宋索要关南之地,北宋特地派富弼前往辽国交涉,并授以五书,各书所载增币数额不同,富弼留二书于宋境雄州,只持三书前往辽国,但由于辽国事先知道了富弼持有三书的信息,因此在谈判过程中,富弼“徐出一书,辽人意未厌,复出一书,至于三,辽人密探文忠箧中止有三书,遂从约”(厉鹗《辽史拾遗》)。能事先得知富弼持有三书的人,非辽之接伴使莫属了。在辽方占主动的情况下,出使的结果是宋朝岁增币二十万予辽国。同宋使负有刺探对方情报的职责一样,对方的使臣也同样有刺探情报的重任。《辽史》记载:“耶律虎古使宋还,言宋人必取河东,合先事以为备”,后“宋人果取太原”。
实际上,大臣在出使或迎接使节的过程中,一旦不小心,就有可能泄漏国家机密,对国家造成不必要,甚至无法估量的损失。因此,派探事司亲从官一起出使、迎接使节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第二,察办民俗异事、谤议朝政者。
这一类人往往违反统治者内心所避讳或触痛其敏感神经。如仁宗时,“皇城司言:访闻在京诸色军人、百姓等,讹言云道:‘四月不戴皂角牙,直到五月脚拥沙’。恐是不祥之语,乞行禁止。”。还有即使是婚丧嫁娶之事,探事司亲从官也频繁侦测。而对谤议朝政者则更加频繁,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八月前,皇城司就曾遣亲事卒四十人于京城伺察,以防民怨。徽宗宣和间,一卖菜翁于都城宣德门下,迷迷糊糊说了几句话,逻卒便捕之下开封狱,最终死于狱中。
第三,侦察经济违法行为。大宋建立之初,赵匡胤十分重视对经济的侦察。太祖建隆二年七月,右卫率府薛勋坐监常盈仓不能御辖所部,用斗稍重,结果为觇者所捕,赵匡胤就“怒而黜之,弃仓吏于市”。自此,北宋政府对经济违法的侦察就越来越频繁。直到皇城司延伸出探事职能后,就开伺察仓廪。《宋会要》食货五一之十载:乞于皇城司差拔亲事官二名,轮于库门搜检,半年一替。从之。这更加体现了宋代统治者对经济刺探的重视。
此外,皇城司除了刺探情报外,对于个别“犯罪”情节严重的,可以直接逮捕。太祖开宝八年八月已亥,权知扬州侯陟受赇不法,为部下所讼,追赴京师,“陟时被病,上令皇城卒掖入……”。这是皇城司开始参与拘捕的最早起源。此后,皇城司又逐渐部分执行起对贪污受贿者的逮捕任务。还逮捕谤议朝政者。神宗时,皇城司常“潜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皇城司对违法犯罪者还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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