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官与吏，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如同住在不同的世界的人。但他们确实都生活在同一个体系内，发挥着相互影响的作用。作为古代王朝政治的血脉，他们的行为准则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王朝政治的健康程度。
原则上,官是指科举及第由天子直接任命的人，而吏则根本不可能由此殊荣。当然,也有用金钱贿买的官职,这些大抵是政府财政艰难时才能顺利卖到。只是贿买来的官，在行业中比较不受重视。
考试优胜者要留作京官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在官的内部还有任职中央与地方之别。科举及第未必能够立刻就被任命为地方官,因为没有缺额就无法派任。通常而言科举殿试的前三名,大都直接留在中央任职,但要担任肥缺就须向原来的大员行贿。
其他大部分新官都会被派到地方。但是任所的决定相当为难,因为既有城市与乡间不同,也有富裕和贫瘠之别,更有难治与易治之差。因而，任所的决定等于决定了新任官员的未来命运。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推荐人的实力非常重要，也是官僚结党分派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现象在很多朝代都相当严重,最后不得不实施抽签决定任所的制度。
官员的赴任之路就耗资巨大
官员赴任也是一件麻烦事。因为赴任时政府不给赴任津贴,官员自己还要雇用私人秘书或仆从。这些人员被称为幕宾,最少需3人,分掌文书、法律跟会计。幕宾们本身还都有家人、仆隶,因此1个官僚至少需负担3位幕宾的家庭,数达50人以上的费用,其负担之大就可想而知。
此外，科举考试只讲求对古籍的了解跟笔法的优美。考试优胜者们虽有看似高深的学养,却对实际事务却一无所知。因此,清初大儒顾炎武把科举考试喻作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流官们都须回避在自己的家乡任职,每三年再转换一次任所。结果,官员们在初任职的三年中,不仅要偿还赴任时的借贷款项,还要为下一次调职准备储蓄。期间,负责为官弄钱的吏便表现的非常活跃。
官员在地方上必须依靠吏来办理事务
吏也称为胥吏,大都是本地人,而且是职务世袭。吏没有正式的薪俸,但是要担任胥吏须出权利金。所以，胥吏的形成跟清代的租税制度有密切的关系。
中央政府握有备征税用的各类账簿。账簿上都用十进法的两、钱、分、厘等单位。这些账簿都放在跟人民有直接联系的村办公室里,精通这账簿的只有胥吏。所以，哪怕是朝代更替,胥吏的世界却依然巩固如昔,不变亦不动。胥吏们也非常清楚本地的一切事物,新任的官没有他们就不能办事。
中央对于地方的管理也几乎全部仰仗吏来实施
中央政府根据官定账簿来决定国税的总额,然后再把它分摊给各省。省政府再把它分摊给府,府又把它分摊给州县。一般所谓租税是指国税，地方税并不包括在内。地方官为维持基本费用,常在国税上附征地方税,中央政府也默认地方官这样做。因此,上自省,下至县,经常任意决定地方税的总额。结果,地方税往往超过国税的10倍。往下类推,地方税的总额有多少也是可想而知。由此也可以知道人民的负担有多重。征税的事务基本上也大都由吏负责。
有这样的官僚组织,当然无法让人民信赖朝廷。皇帝及其他上层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但离开了吏这个阶层，他们就等于彻底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这是任何帝王都承受不起的损失。
古代帝王根本不敢做死贪官污吏
所以，对于所谓的贪官污吏，皇帝等人往往是加以限制、引导，而不能彻底做死。在土地矛盾比较缓和的朝代初期，这样的平衡游戏还能顺利展开。到了矛盾尖锐的中后期，就往往面临失控危险。末代皇帝们无论是纵然还是严格打压，都已经无法解决根本上的结构性难题。
这也是古代王朝很难有坐江山超过300年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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