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北宋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其实,对于北宋王朝来说,他们并不穷,只不过是花钱的地方是在太多了。
北宋建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将地方的军权都收归中央,养兵超过百万。百万军队的支出不是一个小数目。
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地方的各种权力都被收归中央。而中央的官制,又强调官员之间的相互牵制与制衡。在继承了前朝制度的同时,也进行了很多制度改革。但北宋创立新制度之后,并没有废黜原来的旧制度。北宋不仅大批任用了各国的旧官员,并且长期地保留了唐朝和五代以来的许多官称。在此基础上又增设了大批的新官职。权力集中的结果,大量官员无所事事。三省、六部、二十四司都有正式的官员,但是除非特有圣旨,都不能管本司的事务。所以北宋时期的很多官员都是只当官而不管事的人。而具体管事的人则是由皇帝所临时派遣的。这就是北宋官制中非常奇怪的差遣现象。
在北宋的官制中存在着所谓的官、职、差遣的区分。所谓官,实际是一种待遇,是发工资的标准。比如任命你为户部的尚书,并不是说你可以管理户部的事情,而是说你可以享受户部尚书的工资和政治待遇。所谓的职,只是文官的一种荣誉,比如你们所熟悉的包拯就曾担任龙图阁学士,这就是一种荣誉职务,并不管什么事。而实际管事的则是所谓的差遣。在性质上属于临时指派的任务。比如包拯的差遣就是所谓的权知开封府事。
在宋朝的国家机器中,旧官和新官,有权的官和无权的官,朝廷派遣的官和地方的官,机构重叠、臃肿、庞大、效率低下,官僚政治的弊端显现得淋漓尽致。别的不说,单说官员的人数上就源源超过了前朝。在宋真宗时期有9700名官员,宋仁宗时有17000人,而到了宋英宗时就有24000人。这还不包括候补官僚。
官不管事,却享受着极优厚的俸禄,有正禄、禄粟、职钱、春冬服、从人衣粮等。例如一个正一品的官员,他的正禄为每月三百贯,禄粟一百石,薪柴1200束,炭一百秤,每年有绫四十匹,绢六十匹,绵一百两、盐七石。除职钱、从人衣粮外,还有茶酒、厨料、饲马芻粟、米面等项。这是薪给制与供给制的混合,甚至还可以包括70名随从人员的衣食也有国家包了下来。另外还会有额外的赏赐和恩典。外官除了这些之外还会有公使钱、公用钱、职田、茶汤钱等。这些官僚在职期间俸禄优厚,退位以后,还有所谓的词禄,还有各种特权,形成一个特权阶层,叫形势户,或者形势之家。按照宋朝的法令汇编《庆元条法事例》中的解释,所谓的形势户,除了品官之家外,还包括了各路帅、漕、仓、宪等衙门的吏员,州县的杂役等人。不过形势户的主体还是品官之家,是指一个或几个品官为中心的聚居家族。如果品官本人已死,他的品级、地位够得上荫及子孙,这个家族就可以称为品官之家。法律明文规定,品官自一品到九品,可以享有“议”、“请”、“减”、“赎”、“免”、“当”等特权,犯了法可以从轻或免予处罚。不仅品官本人,他的家庭其他成员都可以享有免役特权,不少地主就把自己的田产谎称是卖给了官户人家以躲避差役。
北宋的财政收入比着前朝有了很大的增加,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北宋王朝还出现那么大的财政赤字,到宋英宗即位的时候,国家的财政赤字就已经高达1500万缗,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北宋的财政支出实在太大了。而这都是加强中央集权所造成的结果。而各级官僚虽然在实际权力上有所丧失,但他们却是实际经济利益的受益者,他们形成了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北宋政府也试图进行变革,但都因为触动了官僚阶层的利益而夭折。无论是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的变法,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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