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先秦视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孕育时期，那么两汉便可以被称为发生阶段。先秦时期各类学科文献杂糅，文论思想体现的较为分散。秦统一六国，但由于时间短暂加之焚书坑儒，在文学文论上没能取得实质性的进步。进入汉代，最初的黄老之治给了民众休养生息的空间，人民安乐，文学文论也开始了长足的发展。
西汉初年，道家文艺思想较为活跃，淮南王刘安所编著的《淮南子》，是这一时期道家文艺观点的代表作。汉武帝至东汉，五经的神圣化给文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汉武帝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随之提出了“天人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文学批评标准成为文坛主流。东汉中后期，儒学文艺思想演化而来的谶纬之学以阴阳五行学说和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为依据，流行一时，被称为内学，尊为秘经，但由于其神秘化、迷信化的倾向而日渐式微。社会上开始出现了“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局面，王充从实际的经验出发，对谶纬之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的文论思想集中在著作《论衡》中。王充提倡真实，自述《论衡》的主旨是“疾虚妄”，坚决反对荒诞不经的虚妄之作，同时提倡“为世用”，注重文章的社会功用。
《乐记》创作于西汉，编著者为刘德及门人，是西汉成帝时戴圣所辑《礼记》第十九篇的篇名。从内容看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以来的儒家文艺思想，并收到了荀子《乐论》的直接影响。它从乐的起源、本质、作用及创作的心理过程，进一步谈到艺术欣赏与批评，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司马迁的文论思想主要体现在《报任少卿书》与《史记》的行文中，他的文论思想以“发愤著书”与“实录精神”为重。《毛诗序》是两汉一篇系统性的诗学论文，体现了众多具有代表性的儒家文论思想。它系统地论述了文艺所具有的美、刺作用，并且总结了《诗经》的体裁与表现手法。体现出汉代文论对文学认识的加深、对诗歌本质认识的加深。
两汉时诗歌、辞赋、散文创作繁荣，史书中有了专门章节记载文艺活动与文学思想，如《汉书·艺文志》，《毛诗序》、《乐记》等文学论文也相继出现，逐渐丰富着两汉文论的理论和实践。但这一时期仍是在继承先秦的基础上，对文学自身的思考还未完全独立，也不成熟，仍局限在文学外部规律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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