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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68年，元朝帝国在以朱元璋为首的势力不断蚕食下拉下了帷幕，至此，这个由蒙古族在中原地区建立起来的大帝国走向了尽头，与此同时，历史又吹响了大明王朝的“号角”。众所周知，明朝建立初期，周边局势依然处于一个十分不稳定的状态，被赶出中原的元朝残余势力依然盘踞在明朝帝国的北大门虎视眈眈望着“故乡”，甚至当时甘肃以西的大片疆域一度掌握在元朝残余势力手中，史称北元。因此，北元势力就如同一柄长戟深深地顶在大明帝国统治者的脖子上，如此一来，消灭北元成为了明朝政府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
为避免造成多方向作战，“藉女真制北虏”这一政策就应运而生了。从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可看出，明朝统治者初期对于女真人的优待程度是绝无仅有的，这从很大程度上也映射出当时明朝帝国的发展状况。在明朝政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般的多方向施压下，女真人最终接受了明朝的招抚，成为了大明帝国身后的一名“小弟”。
朱元璋、元顺帝画像
作为华夷秩序的主导者，明朝帝国对于周边的“小弟”一般都会采取“朝贡贸易”的形式施以恩惠，即让追随明帝国的小弟们向明朝进贡，收到贡品后明朝统治者以赏赐的形式给予这些“小弟们”巨大的回赠，在这其中为了显示帝国的尊严，明朝政府向来都是厚往薄来的。因此，在朝贡贸易的过程中，明朝政府都是在做着亏本买卖的，但从某种程度上讲，明朝政府实际上又一直是处于“赢家”的地位，因为这种亏本贸易为明帝国团结这些“小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恰恰是因为明帝国的这种放纵式的朝贡贸易使得女真人赢得了崛起的契机，最终造成明朝统治者自己都难以掌控的局面。为何这么说呢？且看笔者细细道来。
明朝初期地图
本文的研究内容：
据《清实录》记载：明朝永乐元年至宣德十年的三十余年之间，女真各卫以及其他卫所来京朝贡的次数竟达到了345次，碍于国家建立初期局势尚未稳定，因此对于这些人的朝贡，明朝政府都是下了血本的赏赐。凡前来朝贡者，都会给予丰厚的三层赏赐，其一叫做抚赏，以朝贡者身居的官职和所作出的贡献给予赏赐；其二叫做回赐，即根据朝贡者所进献贡品的价值给予赏赐，但在这其中明政府大都是溢价收进的；其三叫做外赏，由于女真人与蒙古族所处的地理关系特殊，因此倘若朝贡者向明朝政府提供了蒙古族的动向或者军情的话也可得到丰厚的赏赐。除了这些，明朝政府还允许前来朝贡的女真人留在京城贸易，并且给予优厚的政策，例如：由明朝政府承担前来朝贡的女真人的吃住问题等等。因此，对于远在边境的女真人来讲，进京朝贡贸易是一件十分乐意去干的事情。
参考图1
伴随着中原地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拥有了留京贸易权利的女真人生活水平也迅速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女真氏族的内部贫富差距也急剧扩大，从某种程度上讲，明朝的朝贡贸易使女真人的发展进程向前迈了一大步。到了明朝中叶，统治者察觉出来了这种放纵式的朝贡贸易对于明帝国的不利，因此，进一步地将朝贡贸易的人数进行缩减和固定，定额给予女真人进京朝贡贸易的印信和敕书，规定只有拥有印信和敕书的女真人才允许进京朝贡，其余闲杂人等一律不得进京，违者依法处置。明朝统治者希望以这么一种方式来缩减给予女真人的恩惠，顺便将女真人首领的身份由部落领导者演变为明朝政府赋予行政权力的领导者，以此来加剧女真人内部阶层的分化，抑制女真势力的发展，达到一举两得的目的。
参考图2
从表面上看，明朝政府所实行的这一政策达到了统治者所预期的目的，使得拥有敕书和印信的部落首领成为了整个女真中阶层最高的一部分人，进一步地抑制住了这些掌握实际权力的人的势力。但令明朝统治者没想到的是，那些迫于这一政策打压的另一部分女真人却走向了掠夺财富的道路，这一现象在公元十五世纪前期显得尤为盛行。明朝正统年间，随着中原地区农耕经济的发展，女真人的农耕经济也步入了一个新局面，以至于，女真人对于金属器具的需求随之进一步加大，但碍于身份的卑微没有得到明朝政府给予的敕书和印信，因此，对于这部分没有朝贡贸易和留京贸易权利的人来说，掠夺财富成为了他们唯一的手段，久而久之，也就激发了这部分人与拥有敕书和印信的部落首领们之间的矛盾，间接地剥削了部落首领的实际权力，从而变相地加剧了这部分人的统一，这一点对于明朝统治者来说是很不利的。
努尔哈赤雕像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朝贡贸易”一度成为了女真人追求财富和扩大权利的工具，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朝贡贸易从根本上给予了女真部落经济发展的基础，从而促进了女真势力的崛起。女真人与明朝政府争夺朝贡贸易权利的斗争即是女真人与大明帝国正面较量的“雏形”，当明朝政府将“朝贡贸易”演变成“敕书贸易”的时候也就表明统治者开始着手对于女真人朝贡贸易的打压，而在这其中，倘若统治者所采取的方式稍有差错便会激发已经形成势力的女真人的反抗。因此，对于这一切也可以这么形容，明朝对女真人实施的朝贡贸易从一剂团结女真的“良药”不幸地演变成了一副促进女真统一和崛起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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