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磊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3期】
摘 要：赵翼在考论历代史籍中烛照中国史学变迁之大势，形成“唐宋史学变革”思想：唐宋时期发生了史书文体由崇尚骈体到推重散体、史书编纂法由崇尚照录到推重别裁、修史组织形式由“一家著述”到史馆分纂等一系列变迁。这为内藤湖南的“唐宋史学变革”说提供了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思想资源。内藤湖南阐发此说时的核心论断、具体观点、所选论据、论证逻辑、叙述思路、谋篇命意、文字表述均显著地表现出承袭赵翼思想的痕迹，并在其基础上扩大了视野，深化了认识，完善了思维进路，强化了理论自觉。赵翼之所以对内藤湖南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缘于二人在史学理念、治史风格、学术见解、思维品质和性格特质上的深度契合。
关键词：赵翼；内藤湖南；唐宋之间；史学；影响
学界热议的“唐宋变革”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历史层面均得到较多论证或辩难，唯在史学层面的探讨较少。作为“唐宋变革”的组成部分，唐宋时期史学变革是平民化在史学领域的表现，与整个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我曾撰稿阐发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旗手之一内藤湖南（1866~1934）“唐宋史学变革”说之幾微，并提出该学说深受清代乾嘉学派主将之一赵翼（1727~1814）启发，因主题和篇幅所限而未及展开论述。赵翼为内藤建构中国史学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理念、旨趣、方法、风格和具体见解上都对他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内藤对赵翼史学思想的承袭是全方位的，在论点、论据、论证、叙述思路、文字表述上均显著地表现出承袭痕迹。本文拟阐发赵翼的“唐宋史学变革”思想，并运用文献对照和逻辑推演的方法，楬橥赵翼史学思想对内藤此说的深刻影响。
壹
史书文体由崇尚骈体到推重散体
南北朝至宋之间，史书文体由崇尚骈文体转变为推重散文体（古文体）。赵翼与内藤对此均有具体论述，后者多承袭前者之说。
韩愈、柳宗元通常被视为唐代古文风尚的首倡者。赵翼不以为然，明确指出“唐古文不始于韩、柳”。内藤以相似的论据和论证方式得出同样的论点。为让读者有一直观认识，兹列表1对照如下（左右两侧相同下划线内容对读，下同）：
二人都以《新唐书·文艺传》所称古文起自韩、柳作为标靶，举出独孤及等例证予以驳正，最终得出一致结论：唐代古文并非韩愈首倡，之前就有开风气者；大历、贞元年间是由骈体到散体的转型期。
既然古文非韩、柳首倡，那么真正的首倡者是谁？赵翼从史书文体变迁与古文复兴之关系入手明确给出答案：“古文自姚察始。”内藤循其思路得出同样的结论（见表2）：
世传“古文运动”起自韩愈，却不知姚察、姚思廉父子于唐初已开其端绪；在六朝骈四俪六文风大盛之时，姚氏父子自觉摒弃骈体，率先运用散体，是史学中古文复兴的先驱；纵然作为总裁官的魏徵在《梁书·总论》中仍沿用旧体，也阻挡不了史书文体革新之大势。内藤在论点、论据、论证乃至文字表述上与之十分相似，可见受其影响之深。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史书文体的转变不会是孤立的。将其纳入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分析其发生的历史因由，是深化认识的重要路径。赵翼从政治导向与社会风习之矛盾出发，解释史书文体的变迁。内藤的论述上与之别无二致（见表3）：
王莽曾在政治与文体之间建立起联系，苏绰在撰写诏诰时仿《尚书》文体将骈体改为散体，为后来制诏所宗尚。骈体到散体的转变虽是适应政治形势而发生的，且为朝廷所倡导，但这股文体复古之风终究没能抗拒住崇尚骈体的世风，散体制诏于北周昙花一现，之后骈体制诏重新流行。文体的新陈代谢有其自身规律，是人们在创作实践中理性抉择的结果，政治手段固然能收立竿见影之效，却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其发展方向。当此“世运”而致“非功令所能禁”，“时会所趋，积而难返”，真切地道出了个中真谛。两人在考察视角（政治与文体之矛盾）、涉及的人物（王莽、苏绰、宇文泰）和典籍（《尚书》、《周礼》）、事件发展情节等方面完全相同，承袭关系一目了然。
北周时散体尚难以取代骈体而成为主流文体，唐初出现了新情况。赵翼探究了《南史》、《北史》文体的变化，力图楬橥其内在理路。《廿二史札记》卷十、卷十一和《陔余丛考》卷八、卷九皆为考论《南史》、《北史》之内容，其中对二史因删汰文字之需而改骈体为散体多有评述，如：
《南》、《北史》以简净为主，大概就各朝正史删十之三四。如每代革易之际，以禅让为篡夺者，必有九锡文、三让表、禅位诏册，陈陈相因，遂成一定格式，《南》、《北史》则删之，而仅存一二诏策。其他列传内，文词无关轻重者，亦多裁汰。……如此类者，不一而足，宋子京所谓“刊落酿词，过旧书远甚”者也。
作为记述南朝和北朝史事的通史，《南史》、《北史》所据史料多为既存史籍，而旧史不乏重叠、抵牾之处，涉及诏谕、敕令之类多用骈体。二史据旧史而成的特点决定了史书文体不得不变。李氏父子大量删汰旧文并大刀阔斧地变革文体乃势所必然，实质是要打破僵化的骈体对自由意志的束缚进而凸显史家主体意识。
这种不同凡响的见解和思路被内藤敏锐地捕捉到并被借以展开论述：
《南史》、《北史》虽说并未刻意地将骈体文史书改写为古文，但是在删节简约原书内容的过程中，又确实自然地出现了不再墨守骈体文的情况。在《梁》《陈》二书已经开始使用古文之后，《南史》、《北史》的成书更加助长了摆脱骈体文趋势的兴盛则是很明确的。
《南史》、《北史》则出于对以往史书进行简化文章的需要，竭力将其改写，带有趋近散文的倾向。但是，这毕竟是出于简单易行的目的，而不是像姚氏父子那样从一开始就以散文为目的的。如此看来，史书的发展又是与古文的发展有其相互关系的。即伴随着古文的发展，使用司马迁、班固那种史书撰述方法，即使用古文义法的做法，与将以往繁杂资料予以简单缩写的做法发生了合流，从而迎来了唐以后史体的一大变化。……史论家中虽说有人并没有理解改写的真正意义，但是从今天的立场来看，仍可以说那是一种具有各自编纂主张的议论。
李氏父子变骈体为散体的初衷是为编撰史书方便而删繁就简，不及姚氏父子那样具有强烈的精神自觉，但其行为客观上顺应了史学变革的趋势，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赵翼与内藤对该问题的认识在逻辑和观点上具有相通性。内藤站在近代史学发展的高度将史书文体变迁与体现个性、表达自我的编纂思想变迁统一起来考察，可视为对赵翼思想的发展。
紧抓体现史学风尚变迁的经典史籍是赵翼阐发“唐宋史学变革”思想的重要路径。《廿二史札记》卷十六至卷十八及《陔余丛考》卷十至卷十二几乎全是在这种思路统摄下展开的。他通过对两“唐书”的对比分析来展现史学变迁，堪称典范。内藤借鉴了这一经典思路，在《中国史学史》中专辟章节探讨两“唐书”的差异，以揭明其旨。
与史书编纂法之间的矛盾是史书文体变迁的内在动因之一。赵翼对两“唐书”史书文体变迁的论述正是结合编纂法的变迁来展开的，内藤基本承袭了其思路和见解（见表4）：
作为“旧史学”代表的《旧唐书》沿用六朝以来的骈体，遇到骈俪诏疏一仍其旧；作为“新史学”代表的《新唐书》则大异其趣，不仅在文体上效仿古文，还在内容上直接取材于韩、柳，对骈俪诏疏大量删削，对用骈体写成而又难以割舍的内容尽量以散体改写。赵翼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反复叙及宋祁、欧阳修转换文体之苦心孤诣，如：“《新书》于《旧书》内奏疏当存者，或骈体，或虽非骈体而芜词过多，则皆节而存之，以文虽芜而言则可采也。……此正宋子京作史之深意，非徒贵简净而一切删汰也。”改骈体为散体不独因宋、欧二人对古文有“癖嗜”，更在于落笔之“深意”：散体更有利于表达史家的编纂主张。最终《新唐书》因其自觉意识而成为“明确划分了史体时代”的经典。《中国史学史》引文省略部分中三次明确提及援引赵翼著作，反映出二者之间的承袭关系。所不同者在于赵翼以评析现象为主，内藤则从学理上做出抽象性论断。
贰
史书编纂法由崇尚照录到推重别裁
如前所述，史书文体与史书编纂法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二者相辅相成，其中编纂法居于主导地位。南北朝至宋史书文体变迁缘于史书编纂思想的内在需要，是对由重形式到重内涵的史学观念变迁的自觉适应。
汉唐之间被视为美德的“实录”蕴含秉笔直书（忠实客观事实）和照录旧文（忠实原材料）两层含义。换言之，“实录”品质既体现于客观历史文本化过程中尊重历史的观念，又体现于历史材料史书化过程中尊重历史文本的观念。“唐宋史学变革”在编纂法上的表现，就是由推崇客观精神的照录原材料向体现出主体意识的别出心裁转变。
赵翼触探到汉唐之间史书多照录旧文而少别出心裁的特点。沈约奉敕纂修《宋书》不到两年即成百卷，赵翼以“古来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而持怀疑态度，细绎之，方知该书乃增删旧史而成，随后考述该书承袭徐爰旧本之过程，评论道：
余向疑约修《宋书》，凡宋、齐革易之际，宜为齐讳；晋、宋革易之际，不必为宋讳。乃为宋讳者反甚于为齐讳，然后知为宋讳者，徐爰旧本也；为齐讳者，约所补辑也。人但知《宋书》为沈约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也。观《宋书》者，当于此而推之。
史家修史有避讳之法，但《宋书》当讳者不讳，不必讳者而讳。这种反常现象乃《宋书》照录旧文而不加别裁所致。赵翼运用类似的方法揭明《梁书》多照录旧文而少别裁的特点：
今细阅全书，知察又本之梁之国史也。各列传必先叙其历官，而后载其事实，末又载饰终之诏，此国史体例也。……国史本讳而不书，察仍其旧也。……无国史可据，而《梁书》亦遂不为立传。尤可见《梁书》悉本国史，国史所有则传之，所无则缺之也。
《梁书》有三大弊病：繁芜（当删者未删），缺略（当传者不传），讹误（不必讳而讳），其中以繁芜之弊最为显著。这些弊病是照录国史而不加别裁所致。他评述《旧唐书》曰：
今细阅《旧书》文义，知此数朝纪传，多抄实录、国史原文也。凡史修于易代之后，考覆既确，未有不据事直书。若实录、国史修于本朝，必多回护。观《旧书》回护之多，可知其全用实录、国史而不暇订正也。……实录、国史书法既有回护，易代后修史时考其非实，自应改正而直笔书之，乃《旧书》书法仍复如此，知其全用旧史之文，不复刊正也。
顾宁人谓《旧唐书·职官志》称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国家，《经籍志》称唐曰我朝，以为修史诸臣不忘唐朝之厚意。不知皆唐国史原文，不及改订耳，非修史者故存忠厚也。近日王西庄又谓此书修于后唐，后唐自以继唐后，故以唐为本朝，并非因仍唐代史官之笔。此亦曲为之说。后唐时而犹以玄宗、德宗为今上乎？此非国史原文乎？
不必回护者多回护，当改订者未改订，皆因照录旧文而不加别裁所致。赵翼驳正了顾炎武和王鸣盛的误解，揭示了《旧唐书》照录国史旧文的特点。
照录旧文的情况并非特例，而是汉唐之间史书的普遍现象。赵翼申说此旨，在见解和思路上都对内藤造成强烈冲击。由于二人的论述均散落各处，这里仅选取关涉《汉书》、《宋书》、《南史》的部分内容来阐明二者之间的承袭关系（见表5）：
处于“旧史学”序列的《汉书》、《宋书》多照录原材料，而删润既存史籍而成的《南史》多别出心裁，已表现出“新史学”的气象。崇尚照录的《宋书》芜杂不堪，推重别裁的《南史》则简净允当，一繁一简，优劣乃见。《南史》删润《宋书》是“新史学”革除“旧史学”弊病的表现。
唐初，触探到史学发展内在理路的优秀史家在史学实践中逐渐意识到照录旧文的缺陷和别出心裁的优点，遂自觉舍弃旧型编纂法而运用新型编纂法。如前所述，在史书文体的革新上，姚氏父子走在时代前列，李氏父子紧随其后。但在史书编纂法的革新上，李氏父子优于姚氏父子。赵翼对该问题着墨甚浓，如，对《梁书》与《南史》作对比分析：
（姚思廉）文笔亦足称良史，所可嫌者惟多载诏、策、表、疏之类，稍觉冗繁，而叙事之简严完善，则李延寿亦不能过。
《梁书》诸王及功臣列传，必载其没后加恩饰终之诏，盖本国史体例如是。至修入正史，自应删除以省繁复。……殊可呕哕。其后作史者亦自知其芜冗……
《梁书》叙事虽简洁，然其所载文词仍循《宋》、《齐书》旧式，故亦不免繁芜。……《南史》列传止书赠谥，尽削诏词，是以较本书最为醒目。
李延寿专以博采见长，正史所有文词必删汰之，事迹必隐括之，以归简净。而于正史所无者，凡琐言碎事，新奇可喜之迹，无不补缀入卷。
《南史》改编《梁书》而收简净美名，并非因为李延寿的文笔优于姚思廉，而应归功于编纂法的革新。崇尚照录的《梁书》不及推重别裁的《南史》那样文约事丰。《南史》对《梁书》的改编不独显其删削之能和补缀之功，更见其“意存斟酌”之旨。这表明李延寿革新编纂法并非盲动之举，而是出于理性自觉。内藤持相同见解，作出相似的论述，认识到以唐初为中心，之前与之后编纂法有显著差异。
与论述史书文体变迁一样，赵翼通过对两“唐书”进行对比分析来论述史书编纂法的变迁。《旧唐书》对“旧史学”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肯定，《新唐书》对“新史学”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追求，新、旧“唐书”的升降沉浮表明，生命力强劲的“新史学”取代暮气沉沉的“旧史学”是不可抗拒的趋势。内藤循其思路展开了十分相似的论述（见表6）：
《旧唐书》多据国史、实录，照录奏牍案薄；《新唐书》多据野史稗乘，追求好奇新见。造成二者迥然有异的既有史料种类多寡的因素，又有史学风尚不同的因素。赵翼与内藤的论述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不同者在于赵翼侧重叙述现象，而内藤在明确肯定赵翼见解的基础上揭示出内在动因。
新、旧“五代史”的差异同样反映出编纂法的变迁。赵翼分析《新五代史》（《五代史记》）的创作缘起时称：“薛史全据各朝实录，而不复参考事之真伪，此欧史之所以作也。”《旧五代史》照录旧文，校勘不精，考证不详，导致文字繁芜不堪，史事真伪杂陈。欧阳修感愤于此而独撰新史。赵翼揭示了两“五代史”在编纂法上的区别：
欧史虽多据薛史旧本，然采证极博，不专恃薛本也。宋初薛史虽成，而各朝实录具在，……欧公时尚在可知也。……薛史第据各朝实录，故成之易，而记载或有沿袭失实之处。欧史博采群言，旁参互证，则真伪见而是非得其真，故所书事实，所纪月日，多有与旧史不合者。
与《新唐书》情况相似，《新五代史》纂修时各朝实录及《旧五代史》都能读到，但欧阳修还是摒弃了成书较易的旧型编纂法，转而参考了众多稗史杂说，采用难度较大的新型编纂法，表现出对史学新风的自觉适应。内藤展开了与之见解一致、思路近似的论述，反映出二者之间的承袭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论据可以证明内藤承袭了赵翼思想（见表7）：
相较于照录原材料的《旧五代史》，别出心裁的《新五代史》有三个显著优点：一是文笔简净而史事详瞻，二是考订精核；三是个人私纂，多用“《春秋》笔法”，史家主体意识更强。这些优点得益于《新五代史》运用了新型编纂法。左右两侧引文在基本观点、论据选取、论证思路、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上大同小异，承袭关系十分显著。
叁
修史组织形式由“一家著述”到史馆分纂
与之前史书多为私家撰述不同，南北朝后期始建史馆制度，修史组织形式呈现出由“一家著述”向史馆分纂转变的趋势。到了唐代，史馆制度趋于完善，修史组织形式的转型加剧，之后史馆分纂居于主流。
私家撰述表现为修史者为一人或一家。赵翼对唐之前“一家之言”、“一家著述”有清晰的认识：“自左氏、司马迁以来，作史者皆自成一家言，非如后世官修之书也”；“后世修史遂成官书，古时如司马迁、李延寿之类，则自作一家著述”；“正史隐讳者赖有私史，若依样葫芦，略无别白，则亦何贵于自成一家言也？”内藤著作多处明确指出援据赵翼见解，并沿其思路论述道：“唐以前的史书多为私人著述，是专门的学问，其中家学又是特别显著的倾向”；“虽然直至唐代的历史著述还大多是私家著作，即是作为一家之学的产物，但是从唐代开始已经变为召集众人的编纂。”
赵翼通过对《南史》、《北史》改编各史的考述，认识到出自一人或一家的史书往往比假众手而成的史书质量好。南北朝史事错综复杂，头绪纷繁，史书记述真伪莫辨，是非失准，而“一家著述”能够克服这些弊病。如，此期史书多出现的“一人二史各传”现象在“一手编纂”的《南史》、《北史》中得到较好的处理。再如，此期南北交兵事迹甚多，由于立场不同，史家“各自夸胜讳败，国史固各记其所记”，直到李延寿“合南北皆出其一手”方才结束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史学乱象。
《南史》、《北史》虽发扬了《史记》、《汉书》“成一家之言”的风格，但终究抵挡不住修史组织形式变迁之大势。随着史料丰富，史官世袭观念淡化，由一人或一家承担修史重任的方式显得不合时宜。到了唐初，史馆在修史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赵翼对此反思颇深，认识到史馆修史利弊兼具：以利言之，朝廷督办便于延揽人才，整合资源，如《隋书》享“严净”之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书成进御”的因素；以弊言之，史官素养良莠不齐，假之众手难以协调，导致效率低下，如武德五年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历年不就而罢”，经三次组织纂修始成。纂修高质量的史书既需要一位史学素养较高的核心人物统摄全局，又需要建立一套一以贯之的修史义法以统合全书。赵翼称：“（令狐）德棻在当时修史十八人中最为先进，各史体例皆其所定，兼又总裁诸史，而《周书》乃其一手所成。……是同修者虽有数人，而始终其事者德棻也。”《周书》之所以成为优秀史书，就在于同时满足了上述两大条件。
对两“唐书”作比较分析是认识修史组织形式变迁的重要路径。赵翼称，《旧唐书》“一经修史诸人之手辄芜杂不伦”，堪称“一家著述”的《新唐书》则“力矫其弊，……一经对勘，优劣自见”。即使共修一部史书，纂修水平上也有优劣。他评论道：
赵翼像
《五代史》系欧公私自撰述，从容订正，故无遗议。《新唐书》则二百八十余年事迹，头绪繁多，不暇检校入细。试平心论之，宋景文于列传之功，实费数十年心力，欧公本纪则不免草率从事，不能为之讳也。
《新五代史》及《新唐书》本纪部分同为欧阳修所撰，一“从容”，一“不暇”，优劣乃见；同一部史书的不同分纂者，一“费数十年心力”，一“草率从事”，高下立判。宋祁为修《新唐书》呕心沥血，“十余年出入内外，尝以稿自随”，纂修水平在欧阳修之上乃情理之中。
内藤明确提及对该问题的论述援据了赵翼见解，称：汉唐之间修史皆有一己之见，遵循各自的修史主张，《史记》、《汉书》还以自叙的方式阐明了修史旨趣，因而此期史书多成一家之言；这种修史方法在唐初修《晋书》时全面瓦解，此时虽然制订了修史义例并要求修史成员务必遵守，但是各成员对历史的感受不一，无法发挥自身潜能，众人分纂而成的史书失去了成一家之言的精神，沦为机械编纂物。他还据赵翼见解总结了“一贯精神”何以成就优秀史书：“由于是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而形成的著作，所以也是出于一贯主张，没有矛盾的成果”；“由于从写作的最初开始就有着既定的主张，所以史家才能够不改变史法。这种在历史著述中坚持一贯精神的做法，是很出色的”。
设馆分纂的制度化举措导致“一家著述”终结，即使制订统一义例也无力成一家之言。内藤所论不出赵翼所论范围，思维进路与之相近。不过，内藤在其基础上明白晓畅地道出了史书编纂法变迁的现象及真谛，更具学理性，在继承中有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内藤并未完全依循赵翼的见解和思路。如，赵翼虽痛感史馆分纂之弊，但对其合理性也多有阐述，批评了“国史听随任修撰”的现象，认为此“究非慎重之道”，主张国史纂修集于史馆；内藤则对史馆分纂大张挞伐，认为这意味着史学精神“堕落”、编纂方法“机械”、所修史书“难以称为著述”。可知内藤承袭赵翼思想的旨趣在于借助他提供的思想资源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
修史组织形式的变迁表现出体制化的特点，一个鲜明标志是天子督办、重臣（通常为宰相）监修成为定则。赵翼认识到，《旧唐书》的实际纂修者以赵莹为核心，张昭远、贾纬、赵熙等各有分工，但进呈时首署刘昫之名，原因在于五代时史馆沿用重臣监修制度，刘昫为宰相。与之类似，《旧五代史》首署薛居正之名，也因他以宰相身份监修。内藤标举并复述其说，称高官监修国史、史官无法自由褒贬是唐代修史方式发生的最大变化。
实录、起居注、时政记纂修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是修史组织形式体制化的重要表征。在这些问题上，赵翼与内藤做出了十分相似的论述（见表8）：
《实录》起自南朝梁时，虽在唐时因战乱有所毁失，但作为官方史料形式一直延续到清代。唐代兴起的《起居注》、《时政记》可以直接记载天子和朝臣的言行。记注制度经过多次改革而趋于完善，最终三种史学形式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备正史采择的史料体系。宋代史馆制度健全，各朝实录完备，为元人修《宋史》提供了便利。这是修史组织形式体制化的结果。
起居注不许天子查阅的惯例直到唐代仍被遵循，入宋以后情况大不相同，起居注记好后要先由天子查阅再送交史馆。为论证唐代天子不可随意查阅起居注，赵翼叙述了几则唐代起居郎应对天子的史事：太宗要看《起居注》，被朱子奢义正言辞地拒绝。文宗也想看《起居注》，起初郑朗援引褚遂良之例予以回绝，后文宗巧言骗取郑朗后得以查阅；后来，文宗又提出请求，被魏謩坚决驳回；时人称赏魏謩据理力争而贬斥郑朗虚与委蛇。到了宋代，实录、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皆由馆臣纂修后进呈天子，衔钦命方可据之修国史。内藤几乎完全照搬了这些事例，运用与之相近的论证思路和文字表述，得出了与之一致的结论，并凸显出唐宋之间“在可信史料之形成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唐时尚能延续“自由记事风气”，而宋时须唯天子马首是瞻。这些史实散落于两“唐书”各处，赵翼在考论史事中将之归纳起来展开再叙述。这一过程必然渗透进其主体意识。内藤纵使能从原著中获取这些信息，也难以做出如此相似的再叙述。内藤极有可能根本未读两“唐书”，而是直接照搬赵翼的叙述。换言之，其论断未必建立在研读一手材料之上。这种情况在内藤著作中是较为普遍的。
肆
结语
赵翼的“唐宋史学变革”思想不是史籍中现成提供的，而是在考论历代史籍中抽绎出来的，是创造性诠释的成果。他深通“会通”“明变”之旨，善于抓住转折期的关键问题，进而烛照中国史学变迁之大势，故此，其考论成果多收发人深省之效。
研读赵翼著作是内藤及其弟子乃至整个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看家法宝之一”。“内藤史学”在意涵和形式上深受“赵翼史学”影响，是确凿无疑的。内藤的“唐宋史学变革”说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思想资源是赵翼的“唐宋史学变革”思想。其《中国史学史》明确提及对赵翼见解进行评述、引证或批驳之处就达二十余处。该书系内藤口授，时隔多年后才根据学生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据他的学生神田喜一郎回忆：
内藤湖南先生授课或讲演是决不带讲稿的，偶尔带上一张备忘似的小便条已经是极为罕见的了。总之，讲稿都装在先生的脑袋里了。不过，先生总是用包袱带来一大包参考书，多是些大小厚薄的各种汉籍书，而且数量很多，一次就带来数十册书亦非罕见。然后先生总是一本一本、这里那里地一边翻阅一边绵延不断、一丝不苟地进行讲述。
由内藤对赵翼的钦仰之情可以推想，他在授课时必定对赵翼著作多有引述甚至照读，从该书在基本论点、思维进路和文字表述上都与赵翼著作保持惊人的一致上，便可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倘若该书系内藤亲自执笔而成，承袭痕迹将更为显著。
内藤何以如此推重赵翼并承袭其思想？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往往具有同一性，“赵翼史学”散发的魅力影响到“内藤史学”的品味。“高明”有余而“沉潜”不足的内藤对赵翼史学思想的钦慕和认同很大程度上缘于二人在治史理念、史学风格、学术见解和性格特质上的深度契合。他在《中国史学史》中总结了赵翼其人其学的特点：感性胜于理性，学究气较淡；诗文造诣深厚而经学素养不足，故而由文入史而非由经入史；治史多采“无须博览多识之精明的方法”，学力虽不及钱大昕、王鸣盛，但“笔触机敏，读起来很耐人寻味”；“由于他通达世故所以有着相当敏锐的议论”，尤其擅长“对历史大势的通论”；“通论中蕴含着一种创新的见识”，“不蹈袭前人”，“有立异之心”。“精明”、“机敏”、“通达”、“大势”、“创新”、“立异”等等是赵翼为人治学的鲜明特点，倘移之于内藤，亦恰如其分。
内藤对赵翼思想既有承袭，又有发展，统归起来，大略有如下诸端：
第一，扩大了视野。时间视野上，赵翼考论时域大约自西汉至清初，内藤扩大为上古至20世纪初。空间视野上，赵翼考论范围局限于中国，内藤论及日本和西方。文献视野上，赵翼主要运用“二十四史”，对《史通》、《通典》、《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太平广记》、《通志》、《玉海》、《文献通考》等史籍虽有援据，但着墨较淡，而内藤较多地引述了上述史籍，对清中叶和近代文献也有征引。
第二，深化了认识。如，赵翼认识到汉唐之间史注崇尚“博”和“忠”的特点：经注“援引该博”的风尚影响到史注，裴松之《三国志》注“大旨在于搜辑之博，以补寿之阙”；唐初《汉书》注家虽众，却“各禀承旧说，不敢以意为穿凿”，颜师古《汉书》注以班固的“忠臣”而被后世奉为“准的”。内藤捕捉到这些信息，并循此思路论述史注的发展状况，明确揭示出唐宋之间史注发生了由忠实原著到己意解史的变迁。再如，赵翼虽提及《史通》、《新唐书纠谬》等史评类著作，但多引据以考论正史，极少直接论述，对宋之后史评家几乎未有提及，而内藤在史评变迁问题上着墨甚浓，专辟“史评的发达”一节评述了汉至唐史评类著作，认为史评发展到唐代“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一门专业”。
第三，完善了思维进路。如，赵翼通过比较两“唐书”、两“五代史”的不同来探讨史书编纂法的变迁，内藤除承袭这一思路外，还通过比较同在宋代编纂的《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的不同来揭明主旨：二书虽皆是应帝王资鉴之运而出现的史籍，但编纂风格、方法截然不同，崇尚赅博的《册府元龟》沿用汉以来流行的类聚法，而由博返约的《资治通鉴》顺应学术新风而“逆反于前代学问那种注重多闻多识的学风”，二书可视为“对前后时代进行划分的代表著作”。此外，内藤还通过《史通》与《通志》之间史评的变迁，《隋书·经籍志》与《史通》之间典籍分类法的变迁，《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收典籍目录的变迁，汉至宋金石学的发展等思维进路揭明主旨。
第四，强化了理论自觉。赵翼史识卓著，见解独到而深刻，考证有力，对史学现象的叙述较多，但精神自觉较弱，思想丰富而理论匮乏，许多认识多停留在考实性层面。内藤的学说虽有学理性不足的缺陷，但精神自觉较强，不见功力却甚具识见，敢于和善于进行理论探讨，在抽象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上优于赵翼。如，赵翼归纳出修史组织形式及观念变迁的种种现象，却未能作出断语，而注重演绎的内藤将之与由贵族政治到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变迁联系起来考察。“唐宋史学变革”说正是内藤借鉴赵翼的史学成果运用现代概念工具建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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