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因为对匈奴的连年战争与皇帝个人奢侈生活的影响，使得文景之治所积攒下的余财被消耗殆尽，府库几近空虚。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供应长期战争所需的必要开支，加强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掌控，朝廷不得不对经济政策作出了适当的调整。
汉武帝雕塑
武帝即位之初，有先前几代的积蓄，府库尚属充实。据《史记·平淮书》记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穿钱的绳子、陈旧的粮食因为腐烂而不能使用，以致白白浪费，这足以证明当时的富裕。武帝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财政基础，才能实施长期的对外战争。但战争所耗损的经费实在是庞大，曾经“量吏禄，度官用”的作风没有了，剩下的，只有随意挥霍、军队开支猛涨的财政危机。
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六月，武帝采纳王恢的建议，与匈奴单于在马邑开战，汉匈之间的战争爆发，从此“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
元光五年，为了开通西南夷道，数万人“千里负担馈饷”，这次的花费“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要知道，巴蜀自战国时期都江堰建成便是众所周知的天府之国，用尽了巴蜀之赋税都不足以支付开销，其花费之巨可见一斑。
元光六年，西汉政府又发动十余万人去筑城、守卫朔方郡，“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
除了上述这些巨大战争开销，还有对将士的赏赐。卫青率兵击胡，其手下立功的将士所受赏赐约有“黄金二十余万斤”，而像卫青、霍去病这个级别的，一次赏赐就多大五十万金。战争中损耗的人口，马匹更是数不胜数，这还没有包括兵器、运粮等开销。所以，战争的花费是西汉财政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
战争因素是导致财政危机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汉武帝的个人因素。汉武帝是一个穷奢极欲、迷信方士的君王。古代的皇帝大多迷恋长生不老之术，希望永世长存的统治天下，但他们往往被一些方士所骗，即便如此，也不知悔改。而武帝即位之初，尤敬鬼神之祀。他曾接触过许多的方士，如李少君、公孙卿、少翁等等之类。他大肆赏赐这些说话娓娓动听的方士，甚至将公主都嫁与其为妻。
汉武帝对各种画栋雕梁的宫室与亭台楼榭亦有着狂热的爱好。据《资治通鉴》记载，元鼎二年春，“起柏梁台。作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饮之，云可以长生。宫室之修，自此日盛。”还有通天台、建章宫、昆明池等等耗资巨大的建筑，这些建筑里面有明珠、宝马、珍禽异兽、奇花异草等等极尽奢侈之物，武帝在里面享乐需要耗费掉大量的财富。
汉武帝影视形象
商人的兴起，亦是造成财政危机的原因之一。晁错的《论贵粟疏》曾言：“（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晁错的说法绝不是空穴来风。汉承秦制，以农业为本，以商业为末，统治者提倡重本抑末也就是重农抑商。西汉开国之初，高祖刘邦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刘邦认为，这些商人唯利是图，他们聚集货物以抬高物价，劳民伤财。
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
——《汉书·食货志》
汉武帝时，已经有些巨富能够“专巨海之富，擅鱼盐之利”了。这些人凭借其经济实力，交通大小官吏，各地的封君都要向他们“低首仰给”。他们插手政事，与国家争利，“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严重的破坏了经济的稳定性。
综合上述原因，汉武帝时国家的财政急剧缩水入不敷出，已经到了十分紧急的地步，中央政府必须调整措施才能改善状况。
西汉建立之初，是允许郡国与平民自己私自铸造货币、私人经营盐铁的。先说说铸币的问题吧。《史记·平淮书》有言：“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这种由百姓所铸造的钱，被称为“荚钱”。因为都具有铸币的权力，故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十分混乱。而有的诸侯或商贾巨富亦通过此规定培育自身实力，如吴王刘濞就因其封地出产铜矿而大肆铸钱，最后具备了造反的实力，导致爆发了景帝时的七王之乱。
其实早在景帝时，就下旨禁止民间私铸铜钱，但其结果却不尽人意。到武帝即位后，先后颁布了几道命令实施改革。在武帝元光二年与匈奴战争爆发之前，政府颁布改革铸币权力的目的，还只是为了改变市场上货币混乱的问题；但汉匈之间的战争爆发后，政府的财政支出俞渐庞大，一些商人更是利用私铸货币与朝廷争利，故汉武帝决定彻底实施货币制度改革以扭转困境。
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
——《汉书·食货志》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下诏施行“皮币”与“白金”，并重申“盗铸诸金钱罪皆死”。所谓的白金，乃是用银、锡所造的三者货币，而皮币则是御苑中一种白鹿皮所制成，价值四十万钱。武帝下令：“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皮币成了王侯们“朝觐聘享”的必须品，贵族们需要花大量价钱向中央政府交换皮币，而中央政府只需杀死御苑中的白鹿便可轻易制造皮币，使得贵族们的财富收纳为己有。这次改革，虽然未能改变民间铸币的问题，但还是为中央政府增加了收入，解决了一点财政紧张。此后一年，即元狩五年，政府又下令郡国铸有轮廓的五铢钱以防伪，但仍不能禁止民间制伪币，因盗铸金钱死者仍有数十万人。
难道民间私自铸币问题永远无法改善吗？这是不可能的。元鼎三年（公元前113年），朝廷下令：“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这是一个新的铸钱机构，水衡都尉，下辖均衡、钟官、辨铜三官。汉朝此时废除了所有民间制币的权力，包括郡国，将天下所有的铜收归国有，这样一来，民间没有了制造伪币的原料，便无法制币。如此，中央才算是彻底的统一了货币的制造，结束了市场上货币的混乱情况。
除了铸币的问题，私人运营的盐铁依旧是国家财政的大问题。《盐铁论·卷一·错币》说：“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对商人们冶铁煮盐采取放任的政策，这就致使他们垄断了这一行业的利润。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武帝时对此作出了改革。
由政府出面垄断盐铁的运营。“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国家召集人民，由其自给费用，利用政府的器械煮盐冶铁。很多大商人之主业就是运营盐铁，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政府的收入，还打击了商人的势力。政府还规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以此来禁止民间私自运营盐铁。
武帝时，治粟都尉桑弘羊曾指出当前一个经济性的问题：“诸官各自市相争，物以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意思是，官员们争购市场上的物品，以致物价上涨；一些偏远地方的赋税运到京城时，所花的运费已经超过了赋税本身的价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朝廷实施了均输、平准政策。
桑弘羊画像
所谓均输，即平均运输。国家在地方上设置均输官。这些均输官按每家所应缴纳赋税的价值，来取走百姓以前所买的商人的商品。也就是说，百姓纳税时交的，是以前他们从商人手里所购买的物件。均输官收集了这些物件，再去物价更高的地方卖出，这样所赚的钱便可以平衡运费。
再有平准，指平准物价。首先在京城置“平准”这一机构。然后由大农令出钱召一批人生产商品，再加上各地的均输官送到京城一部分商品。“平准”机构便以这两种商品为基础，当市场上物价高时便抛出积蓄的商品以降低物价，反之则购买商品以抬高物价，这样便能有效的控制物价的波动，安抚百姓不至于引起动乱。
均衡平准，有效的打击了大商贾们囤货哄抬物价的问题。而为了再增加政府的收入，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颁布了算缗和告缗命令。
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
——《史记·平淮书》
上述记载，乃是说要让一些受高利贷的人以及商人，按照二千钱一算，收取营业税。除此之外，对手工业者按四千钱一算收取营业税；对有车、船的人也要收取车船税等等，这些就叫做算缗。至于告缗，乃是指告发某人所缴纳的营业税做假，即存在逃税行为的。“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按规定告发人将获得被告人的一半的财产。
结语：
汉武帝时期为了应对长期战争的需要与皇帝个人荒诞的生活，做出了相应的经济改革。但我们观察其改革的各个角落后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措施，都是围绕着抑制商人来展开的。从禁止私人铸币、收回盐铁权，到均衡平准等等。事出必有因，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究其根本，恐怕还是封建自然经济始终是以小农经济为本，商业与此相悖的原因吧。
参考文献：
《史记·平淮书》
《盐铁论》
《汉书·食货志》
《汉书·郊祀志》
《资治通鉴·汉纪》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