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属于士阶层，也是在野的不臣之士。余英时先生认为，“结合《孟子》及《王纪》所记来看，我们可以确知‘士’是古代贵族阶级中最低的一个集团”。他们品德高尚，清介自守，这样高洁的品德使他们认为尘世中、朝堂中的尔虞我诈、争名逐利是可耻、可鄙的。因此宁可遁隐山林，与草木鸟兽为伴，也不愿强求分外的财富与名利，把临财廉、取予义作为自己的行为操守。但是隐士也应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依托。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频发战争，因此隐士的数量急剧增多。通常可以分为两类：1、待时之隐2、避世之隐
这类的隐士很多，在隐士集团中占了相当一部分，其中沽名钓誉的人也不少，因此这类型的隐士为了寻求“终南捷径”，丧失了隐士的基本品格。他们在社会动荡中以退为进，以隐待仕，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能得到明主的赏识出仕，以施展自身的政治抱负。
（1）韩暨“隐居避乱鲁阳山中”袁术与刘表相继征召都不就，徙居遁逃。曹操平定荆州后，“辟为丞相士曹属，在官八年，以疾逊位”。（《三国志 魏书》卷二十四）
（2）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晋书》卷七十九）
（3）吴郡钱塘人褚陶“州郡辟，不就，吴平，召补尚书郎”（《晋书》卷九十二）
谢安
以上三个人都是为时事所迫而不得不隐逸，在古代，士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因此对政治有一种依附关系，有了政治，他们才能安身立命、得尝抱负、光耀门楣，才能拥有名誉、地位、财富。所以当他们可以入仕的时候，还是很乐意建立功业的。由于隐士一贯的高尚品德，所以他们出仕做官，常常会成为清廉、正直的官员，为百姓谋福利，对社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
避世型的隐士很多，他们隐逸的原因跟待时之隐一样，或因时局板荡，或因不愿被世事所累，宁肯纵情山水、终老乡里，也始终不愿意出仕。这样的隐士因其特点可以分为四类：以德正形型、教书育人型、避世立言型、伴山乐水型。
1、以德正形型
（1）南安人朱冲“少有至行，闲静寡欲，好学而贫，常以耕艺为事。邻人失犊，认冲犊以归，后得犊于林下，大惭，以犊还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屡持当送牛而无恨色。主愧之，乃不复为暴。咸宁四年，诏补博士，冲称疾不应。寻又招曰:‘东宫官属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悦典籍者，其以冲为太子右庶子。’冲每闻征书至，辄逃入深山，时人以为梁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羌戎之若君，冲亦以礼让为训，邑里化之。路不拾遗，邮无凶人，毒虫猛兽皆不为害。卒以寿终。”（《晋书》卷九十四 中华书局：1982：243”）
（2）寻阳人翟汤“笃行纯素，仁让廉洁，不屑世事，耕而后食，人有馈赠，虽釜庚一无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继，闻汤名德，皆不敢犯，乡人赖之。。（《晋书》卷九十四 中华书局：1982：2445）
（3）武昌人郭翻“少有志操，辞州郡辟及贤良之举，家于临川，不交世事，惟以渔钓射猎为娱。居贫无业，欲垦荒田，先立表题，经年无主，然后乃作。稻将熟，有认之者，悉推与之。县令闻而桔之，以稻还翻，翻遂不受。尝以车猎，去家百余里，道中逢病人，以车送之，徒步而归。其渔猎所得，或从买者，便与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贵焉”。（《晋书》卷九十四 中华书局：1982：2446）
清谈、教化
人生既要有有追求，也需要修养——一种精神上的修养。这一类的隐士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承担了作为榜样的作用，他们为社会提供了一种道德准则，以个人的言行举止，给大众树立了道德范式，影响周围的人，产生淳化民风的作用。因此当时的统治者对他们的做法也采取赞同和支持的态度，因为他们化解社会基层矛盾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1）高密淳于人徐苗“累世相承，皆以博士为郡守。苗少家贫，昼执姐未，夜则咏诵。弱冠，与弟贾就博士济南宋钧受业，遂为儒宗。作五经同异评，又依道家著玄微论，前后所造数万言，皆有义味。性刚烈，轻财贵义，兼有知人之鉴。弟患口瘫，脓溃，苗为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抚养孤遗，慈爱闻于州里，田宅奴碑尽推与之。乡邻有死者，便辍耕助营棺榔，门生亡于家，即敛于讲堂。其行已纯至，类皆如此，远近咸归其义，师其行焉。”（《晋书》卷九十一 中华书局：1982：2351）
（2）燕国广阳人霍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当死，原入狱讼之，楚毒倍加，终免叔父，年十八，观太学行礼，因留习之。贵族子弟闻而重之，欲与想见，以其名微，不欲昼往，乃夜共造焉。原山居积年，门徒百数，燕王月致羊酒，……元康末，原与王褒等俱以贤良征，累下州郡，以礼发遣，皆不到。后王浚称制谋僧，使人问之，原不答，浚心街之。又有辽东囚徒三百余人，依山为贼，意欲劫原为主事，亦未行。时有谣曰:‘天子在何许？近在豆因中。浚以豆为霍，收原斩之，悬其首。诸生悲哭，夜窃尸共埋殡之。远近骇愕，莫不冤痛之。’”（《晋书》卷九十四 中华书局：1982：2435）
（3）酒泉人祁嘉“少清贫，好学。年二十余，夜忽窗中有声乎曰:‘祈孔宾，祈孔宾、隐去来，隐去来、修饰人生，甚苦不可谐。所得未毛抹，所丧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西游海诸，教授门生百余人。张重华征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经作二九神经。在朝卿士、郡具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无锡谓为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寿终。”（《晋书》卷九十四 中华书局：1982：2456）
古代老师给学生上课
又比如东汉末年的司马徽、庞德公，培养出了诸葛亮、庞统、向朗等人才，形成了蜀汉的荆州士人集团。
这类的隐士多可归于因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产生对社会、对朝廷的不满，而教书育人。这类教育型的隐士可以通过传播知识、教导学生，通过门人间接传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虽然没有入朝为官的荣耀，但是也给心灵上和精神上带来了一定的慰藉。
教育型隐士虽然不应征聘、不入官场、不参与政治，但是他们积极地培育下一代，不但传播、宣扬了自己的学说，而且有教化乡里，为朝廷培养储备人才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时朝廷对于教育不普及而导致人才短缺的空缺，可以说是为朝廷和社会义务培养人才，因此他们功不可没。
（1）会稽余姚人虞喜“少立操行，博学好古，诸葛恢临郡，屈为功曹。察孝廉，州举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镇江左，上疏荐喜。怀帝即位，公车征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贺循为司空，先达贵显，每诣喜，信宿忘归，自云不能测也。……喜专心经传，兼览俄纬，乃著安天论以难浑、盖，又释毛诗略，注孝经，为志林三十篇。凡所著述数十万言，行于世。年七十六卒，无子。”（《晋书》卷九十四 中华书局：1982：2348-2349）
（2）济南东平人刘兆“博学洽闻，温笃善诱，从受业者数千人。武帝时五辟公府，三征博士，皆不就。安贫乐道，潜心著述，不出门庭数十年。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途，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钵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调人之官，作‘春秋调人’七万余言，皆论其首尾，使大义无乖，时有不合者，举其长短以通之。又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公羊、谷梁解话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又撰周易训注，以正动二体互通其文，凡所赞述百余万言。……”（《晋书》卷九十四 中华书局：1982：2349-2350）
（3）弘农人董景道“少而好学，千里追师，所在帷昼夜读诵，略不与人交通。明春秋三传、京氏易、马氏尚书、韩诗，皆精究大义。三礼之义，专遵郑氏，著礼通论非驳诸儒，演广郑言。永平中，知天下将乱，隐于商洛山，衣木叶，食树果，弹琴歌笑以自娱，毒虫猛兽皆绕其傍，是以刘元海及聪屡征，皆碍而不达。至刘暇时出山，庐于渭油，暇征为太子少傅、散骑常侍，并固辞，竟以寿终。”（《晋书》卷九十四 中华书局：1982：2355）
对于大多数的文人来说，虽然一生未出仕，但对于他们来说，著书立说传于后世是最自然，也是最现实的留名方式，使自己名存长远。隐士是有较高文化修养的群体，他们不愿意像农夫一样日复一日耕作为生，因为他们有思想，虽因社会政治问题而不愿过多接触，但他们也不想成为一个没有任何作为的人，因此个人的文章、著述则成为寄托个人思想的最好归宿。
著书立说
这些以闭门著述为业的隐士们，包括前面以教育为事业的隐士们，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属于“学者型”隐士，他们的社会作用也大抵同“道德型”隐士相同，拥有教化民风的社会作用，因为他们著述的很多成果都在宣扬儒家“忠孝节义”的思想。又因为他们隐于民间，能更多的关注、亲近普通民众，体谅民间疾苦，有时也会想民所想，诉民之苦，因此隐士与百姓之间的沟通就会更容易，他们创作的文章中大多体现了底层民众的劳苦，由于他们声名在外，所创作的文章也更容易传到统治阶级耳朵里，可以说他们是充当了朝廷与民间接触、交流与沟通的使者，影响深远且广泛。
（1）汲郡共人孙登“无家属，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裘，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抚一炫琴，见者皆亲乐之。性无惠怒，人或投诸水中，欲观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时时游人间，所经家或设衣食者，一无所辞，去皆舍弃。常住宜阳山，有作炭人见之，知非常人，与语，登亦不应。文帝闻之，使阮籍往观，既见，与语，亦不应。祛康又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康每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愤诗曰:‘昔惭柳下，今愧孙登。’或谓登以魏晋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终。”（《晋书》卷九十四 中华书局：1982：2426）
（2）敦煌人沮腾“举孝廉，除郎中。蜀天下兵乱，去官还家。太守张闷造之，闭门不见，礼遗一无所受。叹曰:‘生于乱世，贵而能贫，乃可以免。’散家财五十万，以施宗族，柴门灌园，琴书自适。张轨征之为府司马，腾曰:‘门一杜，其可开乎!’固辞。病两月余而卒。”（《晋书》卷九十四 中华书局：1982：2438）
（3）襄平人公孙永“少而好学恬虚，隐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恳植，则不衣食之，吟泳岩间，欣然自得，年余九十，操尚不亏。与公孙凤俱被慕容障征至邺，及见障，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与言，虽经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岁余，作狂，纬送之平郭。后符坚又将倍礼征之，难其年者路远，乃遣使者致问。未至而永亡，坚深悼之，谧曰崇虚先生。”（《晋书》卷九十四 中华书局：1982：2451）
（4）北海剧人石垣“居无定所，不娶妻妾，不营产业，或有遗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丧葬，辄杖策币之。食不求美，衣必粗弊。路无远近，时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时，咸皆见焉。又能筒中取物，如昼无差。姚筱之乱，莫知所终。”（《晋书》卷九十四 中华书局：1982：2452）
纵情山水
这类的隐士积极避世，钟情山水、隐息山林，虽看似完全脱离了社会，不愿与世事打交道，宁愿梅妻鹤子，也不掺和世事。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们是以反对社会的姿态出现的，反对社会的行为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一种态度，因此总是有社会的基础。人作为社会的动物，本能就是挤进社会，远离社会只不过是他们心态的转变而导致的一种单纯的行为方式而已。其次，他们形如槁木，隐居山林也是为了求得一种清名，被世人认为高风亮节而受到推崇。第三，即使他们遁隐山林，但是他们的事迹依旧被人记载下来流传后世，而且有的记载很详尽，说明他们并没有完全与社会隔离，并且拥有能够载入史册，让史者为其传颂后世的荣誉。
隐士的居所
三、总结
总之，通过以上对魏晋隐士的叙述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他们虽不问世事，但他们的行为却为社会树立了道德的标杆，乃至成为了社会的榜样。圣人有“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孟子也有“三乐”，圣人有言于此，隐士自可作为宽慰自己之用。因此我们将避世型的隐士分类述之，是认为上述的前三者隐士的行为，其实很暗合圣人的“三立”(三不朽)的精神。只不过将建立功业之“立功”变成了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的功业了，“立德”即修身立行，以德正人，“立言”即著书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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