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曾首次率军攻破帝都的权臣王敦在入城后说过这么一句话:
正复杀君等数百人,亦复何损于时!--《晋书·谢鲲传》
这句杀气腾腾的话正是当面说给其僚属谢鲲听的。而“君等”则是指和谢鲲一样,所谓的“名士”。
两晋时期的名士是出奇的多,这从当时吃瓜群众给他们起的“号”就能看出来,像什么“二十四友”、“竹林七贤”、“八达”、“八伯”、“四友”、“四伯”等等不一而足。
可为什么这些名士会如此遭人忌恨呢?倒不是因为他们品质上陈,恰恰是由于质量“良莠不齐”。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两晋那些所谓的“名士”群体。
首先得先搞清楚一个概念:名士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出了名、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人。
而我们在看到“名士”二字时往往会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即名士都是品行端正且有真才实学的。然而很不幸,这其实我们产生一些误解。
“名士”本身是个中性词,才艺出众可称之为名士,懒散过人也可称之为名士,好之极可称为名士,恶之甚亦可称之为名士。
中国人历来讲究含蓄,所以无论好坏到了一定程度都可以称之为“名士”。前面提到的让王敦深恶痛绝必欲杀之而后快的正是那些“坏”到一定程度的人。
这种人不在少数,我简单列举几个例子大家一看便知。
二、辣眼:如此“名士”
①渎职的酒鬼
首先登场的这位名士叫做胡毋辅之,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四友”之一。
......与王澄、王敦、虞敳(zhu)...号曰四友--《晋书·胡毋辅之传》
作为四友之一的胡毋辅之是靠什么出名的呢,答案是爱喝酒以及放荡不羁:
性嗜酒,任纵不拘小节--《晋书·胡毋辅之传》
就是这么一个酒鬼在被官府征召入职时竟然被他全部给回绝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他真的不想做官不愿做官么?通通不是,他不过是故作姿态的沽名钓誉而已。
后来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才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去求着政府应聘,并下定决心要戒酒。
结果呢?简直让人大跌眼镜,也啪啪的打他胡毋某人的脸。随着官越做越大衣食无忧后便开始恢复本性:
与郡人光逸昼夜酣饮,不视郡事--《晋书·胡毋辅之传》
此时的胡毋辅之早已不是穷的叮当响的一介草民了,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一郡之长。
在这种情况下不想着“在其位谋其政”如何励精图治却放下郡中繁杂的公务和另一个没有一官半职的闲人关起门来日夜不休的饮酒作乐总不能称之为与民同乐吧!
胡毋辅之此举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渎职”,是严重的犯罪。
拿着朝廷的俸禄却尸位素餐不问政务不办实事,请问与蛀虫又有何异?
这是于公有过,于私胡毋辅之的所作所为同样令人侧目。
史载:胡毋辅之的儿子谦之“才学不及父,而傲纵过之”--《晋书·胡毋辅之传》
到了哪种程度呢?喝醉酒耍酒疯,甚至是平常时候都敢当众大声直呼其父的名字。而胡毋辅之不仅不责怪,往往还毫不在意。
这个难道也是他的宽厚过人么?我看未必。简直就是善恶不明,是非不分,是家庭教育的彻底沦丧与失败。
我国历来讲究推崇一个“孝”字,不孝在古代社会则属于十恶不赦的重罪之一。
孝的具体表现乃是对亲恭顺,甚至是“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孝。若以此标准来看,当众大呼父名简直就是对道德法律的漠视与践踏。
同样,一个连自己孩子都教育不好的人还怎么能指望他管理好万千的百姓呢。
②散漫的懒蛋
聊完了胡毋辅之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两个人。第一个叫刘伶。
刘伶此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长得丑,除了长得丑还爱喝酒,关键是还懒:
不以家产有无介意--《晋书·刘伶传》
说白了就是对家里的收支花销不管不问。这就非常过分了。
万事都有两面性故此也得分开来看。就拿家产来说两晋时期确实有很多不事生产的人,其中不乏一些居高位享厚禄的朝中大员。
在朝者不事生产或是品性使然或是廉洁奉公以避嫌,而其俸禄往往也能够满足一家人的日常所需,就算谈不上锦衣玉食达到衣食无忧还绰绰有余。
而在朝没有一官半职者不经营一些产业来维持补贴家用,那就是四体不勤游手好闲且好吃懒做之辈。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家庭的不负责任。
可下面这位比刘伶更是有过之而不及,此人名叫王尼,是身份卑贱的军户,世代以当兵为业。
不知怎么就跟王澄,荀邃、胡毋辅之等当朝名士勾搭上了。在他们的帮助下王尼越过法律和正常程序成功脱离军籍,成为了王澄的座上宾。
王澄则十分看重王尼,每日好吃好喝好招待的将其供养着。王尼的日子自然也过得相当潇洒滋润。
后来王澄被王敦所杀瞬间没有了依靠的王尼自此失去了生活来源。没饭吃只好把跟随他多年的一头老牛宰了充饥,牛吃完了父子二人竟然被活活饿死。
尼不得食,乃杀牛坏车,煮肉啖之。既尽,父子俱饿死--《晋书·王尼传》
每当看到这段记载我的脑海中总会涌现出一个词:活该。
王尼可谓一朵奇葩,把懒散演绎到了一种新高度,令人感叹亦令人发指。
可我们回过头来究其原因则会发现,他之所以会被饿死还是游手好闲混吃混喝惯了。因此变得不想劳动,抗拒劳动。即使生活来源断了没人接济他也不愿动动身去找一份能够让自己活下去的工作。
然而就是这样的人却令出身豪门的王澄,荀邃等趋之若鹜引为挚友,也足以看出这些所谓“名士”的质量有几何了。
这种歪风邪气自然也就引起了某些有识之士的不满与批判,曾经的“四友”之一王敦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的方式很简单,就一个字:杀。
既然此等沽名钓誉名不副实嗜酒如命好吃懒的所谓“名士”对社会风气毫无益处那就只能当做垃圾给处理掉。
手握大权的王敦所用方式血腥残忍姑且不论。就连在社会基层同样不乏批评之声。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大隐士戴逵了。
(逵)...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为放达为非道--《晋书·隐逸传·戴逵传》
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
若元康之人,可谓好遁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为慕者,非其所以为美,而贵貌似而已矣--《晋书·隐逸传·戴逵传》
这里需要简单解释一下,“元康”乃晋惠帝的第三个年号,时间是公元291年-300年。元康之人即指的是在这九年间出生长大的人。
这一时期正是西晋由盛转衰的节点:元康元年“八王之乱”爆发从而开启了司马家族走向覆亡的序幕。
接下来的话容易理解,在纷乱的社会大背景下这些所谓的名士其实是有意歪曲了“放达”的真实含义:
放达的始祖应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伟大哲学家庄子。典故是他的妻子死后他非但不痛哭流泪反而敲着瓦盆唱歌。
这本是借歌声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怀念,展现出了其对丧事对死亡一种异于常人的豁达态度,后来成为其“逍遥处事”的人生追求。
到了两晋时期被某些人当作了每日浑浑噩噩、无所事事、酗酒酣睡、混吃等死、沽名钓誉的法宝、护身符。
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如同东施效颦般显得不伦不类,甚至所作所为令人侧目和不齿。
关键是这种人还挺受欢迎,也就是说颇有市场。接着戴逵一针见血的指出:
故乡原似中和,所以乱德;放者似达,所以乱道--《晋书·隐逸传·戴逵传》
名士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假借“放达”之名以做龌龊之事。
最后戴逵无不忧虑的叹道:
...以矜尚夺其真主,以尘垢医其天正,贻笑千载,可不慎与--《晋书·隐逸传·戴逵传》
由于这种人在社会甚至在朝廷中都颇具市场也因此充斥混迹于帝国中的行政系统中,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败坏官场与民间风气,乃至危害江山社稷。
当劣币驱逐良币已成常态掌权者还悠然自得混沌不知时离亡国灭种也就不远了。
假名士在两晋时期是一个颇为普遍的现象,他们与阮籍、嵇康、山涛、刘琨等真正的名士有着质的区别:
没理想没抱负没灵魂没责任心,除了自带的小聪明和油腔滑调外几乎一无是处。
每天想的就是如何沽名钓誉烂醉如泥然后混吃等死,最好有个“识货”的贵人能提携一把给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的同时继续尸位素餐,结果就形成了如此的局面:
名士千千万,蠹虫占一半。而在我看来,这种充满娱乐至死、堕落至死味道的现象之所以会产生,社会的不正风气也为他们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温床。所以“居庙堂之高者”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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