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地图
关于夏王朝灭亡原因的论述，古文献中并不鲜见，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为了宣扬自己的主张，多把原因归于夏“桀”的“无道”造成了百姓离心，诸侯背叛，最终导致亡国。———这基本是最主流的看法，以后史学家围绕这一问题论述时基本保持同样的观点，夏“桀”成为暴君的典型代表。那么，夏“桀”是不是真的如古书描写那么荒淫无道呢？最早产生疑问的韩非子，他从汤伐夏“桀”的正义性出发，认为汤罚夏桀是人臣弑君，《韩非子·忠孝》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 夏王朝的灭亡，是一个历史必然的发展过程，这当中固然有夏“桀”的个人问题，但他仅仅可以作为“合力”中的一环，而绝非主要因素。
一、内部生产力的衰退
（1）夏王朝王畿地带的土地利用问题
西周以前，部族迁移频繁，这固然有迫于外族压力入侵而牵涉的，如夏末，商末夏商二族的迁移，但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生产条件，不容许长期在一个地方定居。商初“自契至成汤八迁”；“成汤以后五迁”，就是这个道理，豫西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夏朝王畿地带最重要一部分，其开发时间最长，承载人口最多，这在考古上已有发现。据估计，夏初人口在200到270万之间，而到了夏末商初，则总人口数约为400万左右，在不到500年的时间内，人口净增约66.67%。
东汉石刻画像：夏桀
纵观整个夏王朝建都，除了太康，相曾迁移到帝丘，斟灌之外，其它时期，均不出今郑、洛一带。在有限的史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夏王朝前期牵涉的范围相对较广，次数也频繁，而到了中后期。尤其孔甲之后，基本上定居在偃师，巩县，相对稳定，狭小的范围。这并不是夏王朝的生产水平已经达到了定居的程度，这从“汤后五迁”的比较中也可以看出来。而在于夏王朝统治的腐化，对农业生产不关心，也就是《尚书·汤誓》所说的:“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长时期对豫西的开发以及夏王朝持续的人口增长，土地生产力退化是必然的事情，而到夏王朝中后期，统治阶级本该范围更大，次数更频繁的迁移来维持生产，而事实恰相反，扩大了土地利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史书所载“夏人弗怠”“皆有远志”正是这一事实的反映。
（2）夏王朝干旱问题长时段存在
夏朝立国之前有一个多雨期(洪水期)，大禹治水标志着洪水期的结束。夏商时期是个温暖偏高明显的气候时期，干旱问题是夏朝面临的一个问题，时常迫使夏王朝迁移到他处。这在文献多有反映，《山海经》《淮南子》等古书有“羿上射十日。”的记载，到了胤甲(即帝)时，又有天象异变的记载《竹书纪年》便写道“胤甲居位，居西河，十日立立出，其年胤甲涉。”而到了“桀”时，《墨子·非攻(下)》云:“至于夏王桀，天有车告命，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国语·周语(上)》有“伊洛竭而夏亡”的记载，甚至商初，仍有“汤七年旱，禹五年水”的论述。而最严重的时候显然在夏“桀”时，“伊，洛”作为夏朝王畿地带灌溉主要水源，对农业的影响是致命的。总之，干旱问题对夏王朝生产力所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而另一方面，处于高纬度的，并且在黄河附近发展的商族，影响相对小了很多。
夏朝皇宫模型
（3）长时期“ 夷夏之争” 对国内经济的消耗
傅斯年先生在其《夷夏东西说》中写道：“然则夏后一代的三段大事，开头益启之争便是夷夏之争，中间羿少康之争又是夷夏之争，末后汤桀之争还是夷夏之争。夏代东西的斗争是如此厉害，而春秋战国的大一统主义哲学家都把这些显然的史迹抹杀了，或曲解了！”在傅先生名著中，他详细论证了夷夏斗争贯穿于夏王朝的始末，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夷夏并不是牢固的同盟或者说夏对夷邦的统治并不牢固，这在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较为详细：“后相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少康，方夷来宾......”
《后汉书·西羌传》曾说道：“王政脩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事实上，诸夷服从于夏王朝不在于“德教”而在于夏王朝的强大。而夏“桀”也只是对长期以来的政策的继续执行，也就是《左传》所说的“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用来说明夏“桀”的暴虐是靠不住的。夷夏之争，一方面消耗的夏王朝的经济实力，对凸显的环境问题无异更是雪上加霜，另一方面，使夏王朝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对夷邦的控制上，对汤的崛起没有做好准备，《墨子·七患》云“桀无待汤之备，固亡。”
二、外部环境的不稳定
外部环境的不稳定，除上所述的夷夏之争外，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姓族邦的“衰落”，二是夏王朝的盟邦的不固定性。
夏朝玉器上的文字
（1）同姓族邦的“ 衰落”
《史记·夏本纪》有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固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夏后室为其王室所在，为“天下共主”，禹大封同姓，是夏王朝建立安全体系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其重要的依靠力量。有的封国的确在夏王朝的历史进程中扮演国重要的角色，如太康失国后，少康就同夏臣靡所收同姓斟寻氏。然而在夏王朝后期与商族的斗争中，我们基本看不到他们的影子。
可以看出，这些同姓族邦衰落是有一个过程，有的牵涉于其他地方，如斟灌、斟寻、缯等，有的被夏王朝自己所灭，如夏初的有扈等，而有的显然与夏朝的关系淡化，如有辛，褒等。实际上，在这里所说的衰落。既由真正意义的衰落，灭亡，也有与夏王朝的向心力减弱意义的衰落，不管哪种，无疑都降低了夏王朝的防御力量。
（2）夏王朝的异姓盟邦的不固定性
夏王朝的盟邦，由王室妻族组成，利用婚姻方式团结诸族，是夏代的立国之本，国家的兴衰存亡每每与这方面的成功与否紧相交织。如少康就曾依靠其妻族的力量得以复国。然而夏王朝的妻族，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对象可寻，如禹娶于涂山氏，少康娶于有虞氏，相娶于“后缗氏”，而桀娶于“有施氏”又娶于岷山的“琓”、“琰”。这种不固定性，也使得夏代的王室妻族所起的作用大为降低，而未形成稳固，长期的同盟，有的甚至在一个时期为同盟，而在下一个时期为仇敌，如后缗氏，原是夏王相的妻子，后来在夏桀时，却成为夏王朝灭亡的重要力量。
夏朝镶绿松石的铜牌
此外，一些所谓的盟国也不固定，比如“商”，《国语·鲁语上》:“冥勤其官而水死。” 韦昭注:“冥，契后六世孙根国之子，为夏水官，勤于其职，而死于水也。”可见，商曾为夏的盟国，但结果却恰恰是商灭了夏，昆吾氏本非一开始为夏伯，“夏哀，昆吾为夏伯，迁于旧许。”其后为了抵御商族的正面进攻，被命为夏伯。实际上也可以看出，夏王朝的同盟，关系好坏，都是不固定的。
三、夏王朝统治阶级的观念
夏人的观念，从史料已经难以探出全貌，孔子就曾经感叹：“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然而，夏王朝统治的观念，从一些史料中仍可见一斑。《史记·殷本纪》记载了桀的一句话：“吾有天下，如天下有日矣，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而夏人则说“时日曷丧，吾与汝携亡。”这些记载虽可能为后人所编造，但还是可以看出一些东西，《尚书·甘誓》记述了夏“启“的誓词：“天用剿绝其命，令予惟恭行天之罚。”
在夏王朝统治意识之中，王命是天授，,而不受其它约束。统治阶级这种观念，虽然赋予了夏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下层民众的意念，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同时，也忽视了个人的自律和约束，夏“桀”的胡作非为正是这一观念的反映，在对内外政策和矛盾处理上都有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
夏朝陶器
四、夏“桀”的个人因素
古书中记载夏桀的荒淫无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夏“桀”整日沉湎与声色犬马之间，不问政事。比如《国语·晋语一》记晋大夫史苏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和伊尹比而亡夏”，可以看出，因为夏“桀”宠爱喜，而导致亡国。《管子·轻重》称：“桀之时，女乐三万人。”
其次，大兴土木，兴建公室瑶台。古本《竹书纪年》云：“筑倾宫饰瑶台。”《文选·东京赋》注引在其后加“殫百姓之财”。《太平御览》引《帝王世记》也有类似记载：“为琼室瑶台，金柱三千。始以为瓦屋，以望云雨。”
夏朝彩陶
最后，夏“桀”亲近佞人。《史记·龟策列传》有载：“桀有有谀臣，名曰赵宝，较为无道，劝以贪狼。”《墨子·明鬼(下)》曰：“夏王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推哆大戏，生裂凹虎，指画杀人”，而对直谏人士施行暴力，古本《竹书纪年》(补)：“大夫关龙逢谏瑶台，桀杀之”，夏“桀”的这种不顾日益激化的各种矛盾，而致力于个人的享乐，从而使内外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综上所论，夏王朝的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生产力的退化，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及统治阶级固有的观念，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原因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互相制约的，夏王朝灭亡固然有夏“桀”的个人因素，归根到底是一个历史性和必然性的过程，这些矛盾长期存在，而夏“桀”时，各种矛盾得以激化，到了足以改变历史进程时，夏王朝就走向了灭亡。
参考文献：《后汉书》、《先秦史》、《夏商社会生活史》、《竹书纪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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