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文章我们来简单的谈一下北宋——尤其是初期（宋太祖，宋太宗时期）的刑法的一些特点。
所谓的刑法，也就是针对刑事案件所制定的法令，比起民法来显然严重程度要高了一个级别，影响力也大了许多，如果说民法定的不合理，会导致不当的经济纠纷或者普通责罚的话，刑法出问题那就会产生误伤甚至误杀的大事了，不可谓不重要。
大家都知道宋代是上承五代十国，中原一片混乱的年代，各国的法令五花八门，所以全国也没有统一的法令可以依据，让全体官吏和百姓都很茫然。
因此统治者必须要尽快拿出一部让全天下官民都能“方便参照”的法令出来，最好是所有事务都能够找到条例可循。
而这正是宋初刑法的第一个特点——完备。
当时刚刚建国之后，宋太祖就把如何预防和惩罚刑事犯罪看做了重中之重，为此夜不能寐，反复考量，再三考虑之下，还是决定“乱世用重典”，这也就成了初期刑法的指导思想和制定方向。
《续资治通鉴》：“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
《宋史—刑法志》中一上来也都明确指出：
《宋史》:“宋兴，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愚。”
宋太宗上台之后依然延续了太祖的精神，而且此时由于对外作战不利，太宗索性就把关注力全部放在了内部，对于刑法的编写和执行十分看重。
在淳化四年（993），四川发生了一起农民起义，太宗就严令从严处理，但凡敢反抗者，全部诛杀殆尽，宁肯错杀，绝不错过！
因为此时毕竟刚刚建国，有些被击败的国家（北汉，南唐，后蜀等）的民众肯定还不服气，所以宋太宗自然是从严从重打击“内患”。
当然，宋太宗也明白这个时候吏治也是十分的重要，如果官员随意贪腐或者欺压百姓的话，必然会激化矛盾，对国家的统治大大不利，所以他也特意下令对于官员的刑法也必须严格执行，绝不姑息。
《宋史》：“诸职官以赃致罪者，虽会赦不得叙，永为定制。”
宋初的刑法《宋刑统》并不是完全凭空编撰而出，而是大量的吸取了前朝后周时期的法典——《显得邢统》，然后太祖命窦仪等人以此为基础编写。
只是每部法律都要和自己时代特征相适应，宋代比起后周，经济和文化都是大大得到了发展，因此它对经济方面的惩罚相对放松，以便激发经济发展和百姓的活力。
但是一旦出现了农民起义这样的事情的话，这部刑法就像是变脸一样，突然又变得冷酷无情起来，这也是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的，比如《宋刑统》中就特意增加了一门新的死刑——杖刑，专门针对农民起义。
《宋史》：“决重仗一顿处死，以代极法”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为了补全刑法的遗漏，或者有时候遇到特殊情况需要特殊对待的时候，就多出了一种特例出来——唤作编赦，或者断例。
这个编赦指的就是本来不在律令之上，但是皇帝却因为私人的一些原因可以强行改变法律的结果——一般来说都是改轻刑罚，这样一来可以体现皇恩浩荡，便于传播名声，另一方面也是对律法的有益补充，比如发生律令不适合的特殊情况可以及时予以矫正，非常灵活。
由于这个编赦非常好用，同时还能显示自己的宽宏仁德，所以历代帝王都非常喜欢用，只不过到了北宋末年，这种编赦已经被大量滥用，严重的影响到了刑法的严肃性和威严性。
尤其是宋徽宗期间，动辄就发布编赦，竟然达到了数千条之多，而且许多都是完全不符合律令，只是徽宗本人兴之所至而已，大大的破坏了刑法的权威，也加快北宋灭亡的速度。
所谓的十恶，指的是谋逆，谋反，恶逆，谋大逆，不孝，不道，大不恭（也称大不敬），不睦，不义，内乱。
宋朝的刑法对于这十种犯罪极为重视，因为这个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皇权的统治，所以也称为“十恶不赦”——就是一旦犯下这十种罪行其一，就连编赦都无效。
而且一旦犯下这种罪名，不仅自己受罚，连家人都要受牵连，比如《宋刑统》中明确规定：
《宋刑统》：“诸谋叛者绞，己上道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若率部众百人以上，父母、妻子流三千里。”
此外，对于大不敬的罪名的外延解读也是越来越严厉，从最初的只是帝王本身，到后面的帝王的亲戚，再到后面到帝王的近臣和使臣都不得不敬，可见宋朝对于统治者的颜面和尊严极为看重，以加强帝王在民众心目中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印象。
还有一点要注意，宋刑法对盗贼的惩罚也是极为严厉，如今我们“盗贼”两个字往往连在一起使用，但其实各有其义，偷取不是自己的物品谓之“盗”，而抢劫甚至导致杀人的行为则为“贼”。
但是宋朝对于士大夫的统治地位也是非常看重的，私人财产的保护也是极其明确，因此对于盗贼的惩处也是十分严格。
《宋刑统》：今后犯窃盗，赃满五贯文足陌，处死。不满五贯文，决脊杖二十，配役三年;
但是宋朝对于官吏士大夫的保护是出名的，在对盗贼罪严惩不贷的情况下，对于官员的贪污方面，却是极为宽容，比如宋太祖的时候就曾抓住当时担任丞相的赵普的现行——钱缪冒充咸菜送给他了几十坛子金子和珠宝，但是太祖却只是一笑置之，并没有过多责怪。
这种对亲信或者有功之臣的纵容，一直贯穿了宋朝整个朝代，导致后世一直对宋朝士大夫的待遇羡慕不已——俸禄既多，危险还小，在太祖太宗初期还处死过一些官员，而越到后面，只要不谋反一般不会判死罪，往往只是降职或者从京城丢到边远地区去做地方官，刺配充军的都不多见。
但是，这种对官员的宽厚却导致宋朝的吏治越来越差，尤其是到了南宋，律令对于官员几乎完全没有遏制作用了，虽然宋孝宗也曾大力整治过一番，但是好景不长，他一去世马上就又恢复如初了。
整体来看，宋朝的刑法有三个特点，第一，前所未有的加强中央集权，“十恶绝对不赦”；第二，加强皇权的尊严，把皇帝甚至身边人都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三，重视官员尤其是士大夫，几乎是“刑不上大夫”。
所以在宋朝，作为官员和皇家的人，生活是非常的自由和宽松，但是底层人民却是依旧痛苦，尤其是后期，官员数量庞大到惊人的程度之后，阶级矛盾就愈发尖锐，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爆发农民起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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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宋史》
《宋刑统》
《续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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