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江南，大家第一印象是什么？自然是文气盛行，民风温婉；说到秀才，大家第一印象又是什么？那当然是斯斯文文，知书达理。那江南地区的秀才呢？自然是儒雅的才子形象了。
我国，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有意思的历史，这很可能会打破你这种固有印象。
明朝后期的富庶的江南和扬州等地区，一些市井的老百姓吵架，或者做生意的人起了什么冲突，嘴上经常会说一句非常吓人的威胁人的话：我雇秀才打汝！
额，这种语气和威胁方式大家肯定耳熟，到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类似的方式来威胁人，比如：你等着，我叫XXX来找你算账。
但你放大话说要找你帮你出头，起码找个像样点的人嘛，比如江湖大哥什么的，这样有威慑力，比如下图，这个威胁力度当然大了。
但你来个：我雇秀才打汝….你找下面这样的帮你出头？
其实还真不是你想的这样，明朝后期这些江南的秀才们“横”起来还真的是很难对付，比泼皮无赖都烦，关键问题在哪里呢？不是秀才们多心狠手辣，而是这些人做了事情，官府很难追责，古代读书人是有特权的。
古代的府、州、县皆有儒学，明初规定：凡廪膳、增广生员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附学生无定数，这些人都有政府关照，这里面廪膳生待遇最好，毕竟成绩最好嘛。
这些读书人在明朝属于“特权阶级”万历年《优免新例》规定：未仕举人可以优免田地一千二百亩，生员、监生八十亩，还会免役，蒙学出来的书童要参加童生试，也必须有生员担保，有些随礼。
而且，古代识字率不高，这些人在知识上有一定垄断地位，所以乡邻要打官司，应对文案啊什么的，也经常找这批人。
那这会造成什么后果？你想啊，这些“读书人”某种程度就相当于垄断了基层权力，他们安分守己还好，一旦闹起来….一些士子势力强大的地方，比如苏州等地，经常出现府县衙门被士子搞得一地鸡毛蒜皮。
“孔孟之道”先不管，先要眼前利益
明朝后期民风败坏，江南这些读书人也就凭着特权四处招摇，明后期是江南士子行为最为张扬无所顾忌的时期。最开始读书人是要脸面的，“吴中士习最醇，间有挟娼女出游者，必托名齐民，匿舟中不敢出”，而到了后来，竟然“此后青衿日恣，动以秦坑胁上官，至乡绅则畏之如伥子，间有豪民拥姝丽游宴，必邀一二庠士置上座以防意外”。再到后来，这些生员常常在地方乡绅的鼓动下，公然篾视衙门，甚至凌辱官员，隆庆元年(1567)，无锡知县韩锦川，因某事做得不让读书人们蛮夷，竟致使诸生大哗，当面唾骂。
而且明后期这些秀才们还经常靠着打官司赚钱，其“一呼则数十成群，强府县以理处法外不可从之事。稍拂其意，则攘臂奋袂，哄然而起，提调官莫可谁何。于是‘蓝袍大王’之号兴，而贤者却为不肖者所累矣”（蓝袍大王，是因为秀才穿的是青衿，这些人往往能量又很大，被民间为“蓝袍大王”），这些“讼棍”也非常令人头疼。
他们不仅干预行政，还掌握地方舆论，党同伐异，同时推卸自身责任，隐漏钱粮（这一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才得到一定程度解决）；奢侈淫佚，醉生梦死。活生生的地方邪恶势力。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也是江南生员出身的顾炎武曾痛斥：“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史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史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
怎么样？是不是和你心目中的“江南秀才”形象大相径庭？所以说，古人吵架时的威胁：我雇秀才打汝，还真不是一个玩笑。其实一直到清朝，有些秀才都是恶霸，《儒林外史》就写了很多这种事情。
那明朝后期为什么事情会这么严重？其实这本质问题在于：政府机能的下降。古代虽然有皇权不下乡的说法，但一般情况下，政府对基层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掌控，比如明朝著名的“里甲制度”，但一旦国运处于颓势，对基层掌控下降，那基层便会被一些地痞恶霸或地方实力派掌握，明后期就是如此。这些生员因为有政府的特权（免役，法令优待），经济实力又较强，又有一定的“文化垄断权”，很容易成为“地方一霸”，他们和地方乡绅勾结起来更是头疼。
官府有能力弹压吗？首先明朝后期基层政府很弱势，根本无力招架这帮痞子无赖（你想想地方势力全闹起来，一县之力怎么解决，只能闹大），另一方面，一旦闹出大事情来，“镇压读书人”的恶名和造成了骚乱往往会使得官员自己丢了乌纱帽。
而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些读书的士子不想着如何承担自己的责任，反而凭着自己的特权和身份四处招摇，这也反映出当时社会风气的败坏，秀才们醉生梦死，横行一方，大明王朝也到了衰颓期。
作者：云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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