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江南,大家第一印象是什么?自然是文气盛行,民风温婉;说到秀才,大家第一印象又是什么?那当然是斯斯文文,知书达理。那江南地区的秀才呢?自然是儒雅的才子形象了。
我国,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有意思的历史,这很可能会打破你这种固有印象。
明朝后期的富庶的江南和扬州等地区,一些市井的老百姓吵架,或者做生意的人起了什么冲突,嘴上经常会说一句非常吓人的威胁人的话:我雇秀才打汝!
额,这种语气和威胁方式大家肯定耳熟,到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类似的方式来威胁人,比如:你等着,我叫XXX来找你算账。
但你放大话说要找你帮你出头,起码找个像样点的人嘛,比如江湖大哥什么的,这样有威慑力,比如下图,这个威胁力度当然大了。
但你来个:我雇秀才打汝….你找下面这样的帮你出头?
其实还真不是你想的这样,明朝后期这些江南的秀才们“横”起来还真的是很难对付,比泼皮无赖都烦,关键问题在哪里呢?不是秀才们多心狠手辣,而是这些人做了事情,官府很难追责,古代读书人是有特权的。
古代的府、州、县皆有儒学,明初规定:凡廪膳、增广生员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附学生无定数,这些人都有政府关照,这里面廪膳生待遇最好,毕竟成绩最好嘛。
这些读书人在明朝属于“特权阶级”万历年《优免新例》规定:未仕举人可以优免田地一千二百亩,生员、监生八十亩,还会免役,蒙学出来的书童要参加童生试,也必须有生员担保,有些随礼。
而且,古代识字率不高,这些人在知识上有一定垄断地位,所以乡邻要打官司,应对文案啊什么的,也经常找这批人。
那这会造成什么后果?你想啊,这些“读书人”某种程度就相当于垄断了基层权力,他们安分守己还好,一旦闹起来….一些士子势力强大的地方,比如苏州等地,经常出现府县衙门被士子搞得一地鸡毛蒜皮。
“孔孟之道”先不管,先要眼前利益
明朝后期民风败坏,江南这些读书人也就凭着特权四处招摇,明后期是江南士子行为最为张扬无所顾忌的时期。最开始读书人是要脸面的,“吴中士习最醇,间有挟娼女出游者,必托名齐民,匿舟中不敢出”,而到了后来,竟然“此后青衿日恣,动以秦坑胁上官,至乡绅则畏之如伥子,间有豪民拥姝丽游宴,必邀一二庠士置上座以防意外”。再到后来,这些生员常常在地方乡绅的鼓动下,公然篾视衙门,甚至凌辱官员,隆庆元年(1567),无锡知县韩锦川,因某事做得不让读书人们蛮夷,竟致使诸生大哗,当面唾骂。
而且明后期这些秀才们还经常靠着打官司赚钱,其“一呼则数十成群,强府县以理处法外不可从之事。稍拂其意,则攘臂奋袂,哄然而起,提调官莫可谁何。于是‘蓝袍大王’之号兴,而贤者却为不肖者所累矣”(蓝袍大王,是因为秀才穿的是青衿,这些人往往能量又很大,被民间为“蓝袍大王”),这些“讼棍”也非常令人头疼。
他们不仅干预行政,还掌握地方舆论,党同伐异,同时推卸自身责任,隐漏钱粮(这一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才得到一定程度解决);奢侈淫佚,醉生梦死。活生生的地方邪恶势力。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也是江南生员出身的顾炎武曾痛斥:“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史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史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
怎么样?是不是和你心目中的“江南秀才”形象大相径庭?所以说,古人吵架时的威胁:我雇秀才打汝,还真不是一个玩笑。其实一直到清朝,有些秀才都是恶霸,《儒林外史》就写了很多这种事情。
那明朝后期为什么事情会这么严重?其实这本质问题在于:政府机能的下降。古代虽然有皇权不下乡的说法,但一般情况下,政府对基层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掌控,比如明朝著名的“里甲制度”,但一旦国运处于颓势,对基层掌控下降,那基层便会被一些地痞恶霸或地方实力派掌握,明后期就是如此。这些生员因为有政府的特权(免役,法令优待),经济实力又较强,又有一定的“文化垄断权”,很容易成为“地方一霸”,他们和地方乡绅勾结起来更是头疼。
官府有能力弹压吗?首先明朝后期基层政府很弱势,根本无力招架这帮痞子无赖(你想想地方势力全闹起来,一县之力怎么解决,只能闹大),另一方面,一旦闹出大事情来,“镇压读书人”的恶名和造成了骚乱往往会使得官员自己丢了乌纱帽。
而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些读书的士子不想着如何承担自己的责任,反而凭着自己的特权和身份四处招摇,这也反映出当时社会风气的败坏,秀才们醉生梦死,横行一方,大明王朝也到了衰颓期。
作者:云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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