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古代基层的衙役们似乎都是不可一世的，虽说作为基层的公务人员，在职务和编制上都远远不如依靠正规考试而进入体制内的“官老爷”们，但是至少也应该要比平民小老百姓要强，在社会地位上也应该要高上几分。
可是，实际上，衙役们虽然能够荫靠于官府之下，依靠官府所给予的些许公权力在平民面前耀武扬威，甚至以公谋私、鱼肉百姓，但归根结底，他们仍然是被归划于贱籍之中，作为贱民中的一员，在法律上的地位也是要比平民更低的。
衙役在广义上大致上被认为是役卒，那么我们就先拿“卒”字来简单作析，恰如上图所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卒”这个字的写法也各有不同，就比如早先的甲骨文，“卒”字如衣，并且还打上了“×”的符号，则表示这个衣服为奴隶所穿，而后来金字与小篆也大致具有相同的含义，也表示奴隶，只是到了后来，“卒”这个字才衍生出诸多的含义，但是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被认为是“被驱使的人”。
那么，放到明清时期，隶卒则是被作为是为官府服务之人，也就是比较低级的公务人员，依附于官府而存在。当然，明朝时期将之称作是皂卒，而至清朝才被统称为是隶卒，虽说这其中也有些许区别，但是总体而言却是差不多的。
而在明代，随着时间的推移，隶卒的扩充方式由签派改为募充，既是利用财政拨款来雇佣充当役卒，但是因为“以役为贱”，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将隶卒看作是贱役，甚至在明朝就已经有规定隶卒被列入贱籍，而后被清代所袭。
按照时间朝代的接近性选择，我们主要来谈谈清朝的隶卒制度，以此来一窥这些表面上风光无限的衙役们。
在清代，沿袭着以往朝代的隶卒制度，这些为官府办事的衙役们仍然是被归为贱籍，属于贱民身份。其中，《清史稿》便有所记载：
“四民为良，奴仆及娼优为贱。凡衙署应役之皂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长随与奴仆等。”
可见，那些追缉盗贼的捕快，负责看管监狱的禁卒，负责看门传达的门子，验伤的仵作，甚至是负责巡逻护卫的番役们，都是属于贱籍，在法律层面上来说是和倡优、长随、奴仆等贱民同一种社会等级。只不过因为背靠官府，并且有着能够凌驾于平民之上的职权，故而隶卒们的实际社会地位是要比其他贱民好上许多的。
不过，就算是如此，这些隶卒们仍然不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的。清律中便有明令：“娼优隶卒及其子孙概不准入考捐监，如有变易姓名蒙混应试报捐者，除斥革外，照违制杖一百”。可见，虽然隶卒们在拥有着职权，但是所享受到的社会权利却和娼优、丐户等贱民差不多。
当然，因为是以募役的方式，故而清代的隶卒们也是能够拿到定额的工资，只不过因为衙役们并非是真正的公务人员，身处于编制之外，并且长期以来都被认作是贱民，故而衙役们能够拿到的工资也是有所限制。
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电视剧中常常出现的那一幕，官府衙役时常仗着身为官府之人，有着些许权力，利用职务之便来提高自己的灰色收入，当然，这其中不免也会出现诸多的不公平现象，甚至常有盘剥平民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导致了恶性循环的发生，本来身为贱民的衙役利用公权力来谋取私利，当衙役们“凡有差票到手，视为奇货可居，登门肆横，索酒饭、讲价钱，百般恐吓，乡民畏事，莫敢声言”，损害平民百姓的利益，为平民所痛恨之，故而更加鄙夷之。长此以往，虽然衙役们在经济水平上相较于平民要好上许多，但是社会地位不仅没有因为职权和经济上的高人一等而有所提高，反而显得更为低下。
因为隶卒在法律上就被规定不得应试与出仕，即使是自己并没有出仕做官的想法，也会因为充当衙役而使得子孙失去应试做官的权利，故而在有些宗族，如果宗族内部有人充当官府隶卒，那么就很容易受到宗族内部的处罚，甚至被逐出宗族，所以这也导致了官府衙役系统内部组成人员“大半土棍游民”“市井无赖”，可谓是良莠不齐。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看似比普通百姓都要光彩的衙役们偏偏就被归结于贱籍呢？
其实，从先秦开始，就已经明确了从事服务性行业的个人或阶层在整个社会上的地位就是颇为低贱的。而衙役作为是为官府所驱使的群体，自然也是归结为此列，被社会大众普遍认为是“官奴”。所以虽说这些为官府办事的人拥有着职权，但是还是在“人以役贱”的社会普遍共识中被划入贱籍，剥夺相当一部分的社会权利。
而正是这种社会权利的不平等，导致社会公众对衙役的认知又陷入了恶性循环，以成为官府衙役为耻。而且因为衙役及其子孙后代受教育程度的不平等，导致衙役系统人员素质的相对较差，整体的社会风评也是殷待提高，甚至也受到上层统治者的厌恶（儒家以民为贵）故而衙役的所能够享受到待遇愈发不堪。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衙役们的贱籍身份大致是由历史渊源、职业特点、社会风评、统治者的喜好等不同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最为本质的还应该是社会上层所制定的不平等制度，正是因为区分良贱，划定等级，才导致诸多以“役”为生的人被迫成为“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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