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灵帝熹平年间，发生了一件对儒家经典传承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这就是朝廷在太学门口设立的那四十六块“石经”，在后世也被称为“熹平石经”，或“汉石经”。
自新莽之乱起，光武帝刘秀乘势逐鹿中原，虽建国却仍耗费十余年时间平定天下，终于完成统一大业。与此同时，百废待兴，刘秀自建国时起，就注重选拔名闻天下的大儒为官，以图重振教育事业。
——东汉帝国首都里设立的太学就是最显著的成果之一。
东汉太学遗址
建武五年（29年），刘秀下诏在雒阳城南开阳门外大道东侧修建太学学舍，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太学成为东汉帝国最高学府，吸引了天下的儒生前来求学。
在汉顺帝永建六年（131年）时，面对日益增多的太学生，朝廷又下诏返修扩建太学，耗时一年完工。到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时，在太学里求学的学子达到三万人之多。
《后汉书·儒林列传》：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
汉代太学与独尊儒术-张国琳版画
太学里设立的博士众多，门派繁杂，而且还有学术之间还有互相抵牾的情况。加上当时的儒学经典都是靠人工传抄完成，因为撰抄者的笔误、理解错误等原因，造成太学生手里的书都有出入。太学生们又因为师承不同，对儒学经典的见解也有出入，如此种种，太学里天天都有学术争论的事情发生。
太学生们在太学里争论也就罢了，有些人还甚至闹上朝廷，要当着满朝公卿的面，要大家站队分个高下；更有甚者，有些人还花钱贿赂兰台的官员，要他们偷偷修改藏书里的内容，来迎合自己的观点。
注：兰台是东汉帝国的藏书机构，类似于国家图书馆。
这件丑闻是汉灵帝时中常侍李巡举报的。——李巡虽然身为宦官，但是他非常喜欢读书，并很有学问，注解了《尔雅》一书，流传千古。
同时，学问渊博的议郎蔡邕也看到了太学里的儒学乱象，并深以为忧，所以在李巡、蔡邕等人的倡议下，汉灵帝下诏，同意蔡邕等人组织人力，一同来校勘儒学经典。
范书《宦者列传》：（李）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争弟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
蔡邕画像
这个校勘团队除了李巡、蔡邕之外，还有堂溪典、杨赐、马日磾、张驯、韩说、单飏等等，个个都是当时的顶级学者。
范书《蔡邕列传》：（蔡）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
据后世学者考证，实际参与建立石碑的学者有二十五人之多，可以说，汉灵帝动用了当时全国最顶级的学者团队。
经过李巡等人齐心合作，于熹平四年三月（175年），由蔡邕亲自书写的石经碑伫立在太学门外，成为一时盛事。
从此儒生们再也不用进行无聊而无谓的争论了，纷纷拿着自己手里的书前来与石经核对，据说每天接送儒生前来查看碑文的马车就有上千辆，附近的街道人满为患。从此，关于儒家经典的争论也渐渐平息。
——“熹平石经”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
范书《蔡邕列传》：（蔡）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熹平石经残石
在范书《宦者列传》中，说是这些石经碑上共刻录了“五经”，按照东汉政府的归纳，应该是：《诗经》、《尚书》、《周易》、《春秋》、《礼记》。
而在《蔡邕列传》中，则说是“六经”，原因在于《蔡邕列传》中又增加了《论语》，甚至还有“七经”之说，那是因为《公羊春秋》的缘故，一般来说，《公羊春秋》属于《春秋》的一个版本。以上的书目在现存的残碑上可以找到印证。
按照《洛阳记》记载，《尚书》、《周易》、《公羊春秋》一共28块碑文，《礼记》一共15块碑文，《论语》一共3块碑。合计46块，唯独《诗经》不知所踪。
《洛阳记》：太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名。
蔡邕除了是大儒之外，他还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之一，在石经上，他的隶书方平正直，透着庄重严肃。这一点，在现存的残碑上依然可以见到这位大书法家的造诣风韵。
蔡邕书法作品熹平石经
初平元年（190），汉末天下大乱，至次年，董卓在撤出雒阳之前，他纵容士兵在城内纵火劫掠；一直到三十年后，魏文帝曹丕建都洛阳时，“熹平石经”已经有所损毁，按《魏略》记载，曹丕还让人给碑文补刻，这一点在现存残碑中得到考古证实。
到了魏帝曹芳的正始年间，考虑到“熹平石经”因为技术难度，难以修复，于是由曹魏政府组织人力新刻立了《尚书》、《春秋》的石碑，一共28块，这批石碑被称为“正始石经”或“魏石经”。
“正始石经”上面一共用了古文、大篆、隶书三种书法字体，这一点，是可以与“熹平石经”相以区别的，也所以“正始石经”又有了“三字石经”的别称。
注：古文字体即蝌蚪文，产生于先秦时期。
可惜随着西晋王朝的覆灭，“永嘉之乱”这段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惨痛的一段灾难时期，战火再一次燃烧在洛阳城，太学门口的汉、魏石经也同样造到毁灭性毁坏，在前文引用的《洛阳记》描述的毁坏状况，可以说就是劫难后的写照。
火烧洛阳
在北魏迁洛之前，有洛州刺史冯熙、常伯夫公然毁取剩余的石经，用来做寺院寺庙的基石，等到北魏入洛后，有侍中领国子祭酒崔光向朝廷申请重新修补石经，得到胡太后的同意，但是不久后爆发“刘腾之乱”，此事又被迫中断。
北魏灭亡之后，在北齐高澄又组织把残余的石经运送至邺的事，一路上又发生落水遗失的事件；在隋开皇年间（581-600），又有把邺城残余石经运送至长安的事，天知道还剩下多少，导致唐贞观年间（627-649），魏征去收集残余石经时，才发现所剩无几，可以说，至此，汉魏石经的昔日光荣已经消失在历史中。
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洛阳农民在太学遗址一带挖出大量石经残石，经过考古专家鉴定，这些残石上有大量敲砸，凿毁的痕迹，这与史书上记载“冯熙等人毁石经做寺院”的故事吻合，见证了那场文化浩劫。
据近代考古学家马衡集录而成《汉石经集存》，统计了截止当时已现世的石经残石46块，累计留存残字八千余字，但散落在民间的残石不包括在内。
马衡：1881-1955年，浙江鄞县人，字叔平，别署无咎、凡将斋。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今考古工作又陆续发现一些石经残石，如：
1.1980年在太学遗址发掘出156块残石，约340字。
2.由民间上交的残石10块，约649字。
3.未见著录的馆藏残石1块，约239字。
目前最大一块熹平石经残石
现在残存的石经残石，一部分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一部分在洛阳龙门博物馆，偃师商城博物馆，还有上海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馆等地也有存留。
“熹平石经”历经近两千年间饱经风霜洗礼，战火摧残，人为破坏，仍然无法摧毁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对后世儒学传承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正始石经”之后，唐朝、宋朝时都有朝廷主持设立石经的故事，可见“熹平石经”在官方提供经学范本的开创意义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尚未有印刷术之前，石经的作用影响深远。
如今，剩下的“熹平石经”残石得到妥善保管，这些见证了历史的残石仿佛在告诉后人：中华文化，渊源不息，万世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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