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借一位署院（暂时署理巡抚的官员）之口说，自从朝廷开了捐，有钱就能做官，张三有钱可以去捐，李四有钱也可以去捐。不就同窑姐儿一样么，张三出了银子也好去嫖，李四出了银子也好去嫖。”
读晚清的小说，“候补道”、“道台”出现的比较频繁，并且流品较杂，什么样人物都有，作者往往在他们身上不惜笔墨，刻画的也别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么候补道是个什么鬼呢？
其实清朝的道，并不是一级政权组织，清代地方行政机构是省、府、县三级制，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省、道、府、县四级制。
道一般分两类，一类是因事而设，专管某一类事务，相当于省级以下的办事机构，比如粮储道、盐法道、驿传道、水利道、管河道等等，后来陆续裁撤或合并，到鸦片战争时，大致只有粮道、盐道、河道三种了。
鸦片战争后，打开国门，对外事务增多，又有了海关道、巡警道、劝业道等。
还有一类是因地而设，但并不是一级地方行政机构，而是省级派往各地的监察机构。
道员的品级，在清初有些乱，由从三品到正五品不等，到乾隆时期一律定为正四品。
到了清朝后期，道员的品级又有些乱了。
因为正四品道员是捐官能达到的最高品级，也就是说，花钱买官，四品道员就到顶了。不过后来因为缺钱，卖官的花式也多了，可以加捐品级，比如你买个道台本来只是四品，再加钱能捐三品衔，甚至可加捐到二品顶戴，就是红顶子了。
那时无论家里办什么事，来祝贺的来宾里是否有戴红顶子的，是衡量主家面子、势力的重要标准。
在清朝末期，官越卖越滥，有钱就能做官，且大家都抱同一心理，捐一回官，花一回钱，索性就照大地搞起，造成全国各地在省候补的道员成群结队，如过江之鲫。
当时全国的实缺官位不到3万个，光是捐纳的官员就有20多万，竟争是相当激烈。
有些在省候补十几年，一回印把子都没摸着过，再惨点的，吃尽当光，过的和叫花子差不多。
候补道，顾名思义，就是候补的道员了。
李宝嘉在《官场现形记》里，借文中人物之口，对捐官和候补道们极尽讽刺之能事。
比如借一位署院（暂时署理巡抚的官员）之口说，自从朝廷开了捐，有钱就能做官，张三有钱可以去捐，李四有钱也可以去捐。不就同窑姐儿一样么，张三出了银子也好去嫖，李四出了银子也好去嫖。
还有捐了道台到江南候补的田小辫子，和制台（总督）凑趣说，江南有三多，婊子多，驴子多，候补道多。
书中最好笑的是一位“磕头道台”，这位仁兄40多岁，道台捐了也20多年了，指省湖北，一直没得到差使。
磕头道台住在上海，无论谁家有喜庆之事，也不管交情深浅，认识不认识，必定将官服穿戴整齐了去摆阔。
办事那天，他来得又早，一般都是头一个，戴着大红顶子（加捐了二品顶戴）过来就磕头，主人家也觉得很有面子。
后来渐渐有了名气，有些不相识的人家中有事也发帖子给他，为的是他戴红顶子来磕头，人送美号“磕头道台”。
磕头道台来得早，走的却晚。
因为他要替主人陪客，劝人喝酒。他饭量又好，有时陪完一桌还不大饱，再陪第二桌才打得饱食。
他那官服顶戴，就和现今的一部豪车差不多，谁家办喜事，就开出来扎个场子，混个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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