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作为我国古代传统教育机构，起源于唐玄宗时期的丽正书院，后由朱熹正式将其确立为一种教育制度。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对科举取士培养优秀的人才。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是各种学派进行活动与讲学的场所，是思想传播之地。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非常重视中央与地方的教育建设，并规定“本朝一天下尤以学校为先务，慎选举以崇教职，严条约以厉生徒。”因此书院建设在明初陷入了低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书院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鼎盛时期，特别是明朝中期的嘉靖朝，书院的发展进入到井喷期。这显然是与朱元璋的祖训所背离的，文史就与大家讲讲其背后的原因。
元末明初之时，战火纷飞，无论是经济、人口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天下书院也没能逃过此劫，大多被焚毁一空。之后书院并没有得到恢复，无论是数量还是职能都处于低潮期。
在天下书院焚毁殆尽的情况下，洪武朝新建书院为24家，修复书院为19所；建文朝没有新建之书院，仅仅修复书院1所；永乐朝新建数量为11所，修复数量为14所；宣德朝的这两个数字则为3所和9所。在整个4朝近百年的时间中，仅仅新建书院38所，修复43所，合计80所。而在元朝之时，新建与修复的书院达到了408所。明初书院在总数上不及元朝的四分之一。
在职能上，明初的书院也不同于宋元两朝，失去了教学的功能。此时的书院多是一些民间人士所建，大部分用来藏书之用。还有一小部分是用来教授乡族子弟。称其为书屋或者书塾将更贴切。
书院式微的原因
书院的式微与朱元璋极力发展中央与地方教育，牢牢控制思想、文化发展的既定国策分不开关系。
自从以“壕梁之民”、”淮右布衣“的身份崛起于元末农民起义的大潮，朱元璋深知人才对于国朝发展的重要性。但与前朝以科举取士笼络士子之心不同，朱元璋更看中的是人才的真才实学。在强调科举取士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人才的培养。而且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确保朝廷在思想与文化上的绝对控制，朱元璋提升了程朱理学的地位，并加强了了官学的地位。
因此他要求“有司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侯开举之岁，充贡京师。”为了使这一思想能够得到实现，朱元璋将官学纳入科举取士的体系之中，出现了“科举必由学校”,“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的局面。
在具体的措施上，朱元璋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在地方建立完善的府学、县学和社学体系。到宣德末年，全国有确切年份可考的府学有113所，州学142所，县学874所。社学则要求每50家设立一所，由地方官吏筹建，有可考证建立人的社学达到1438所。而且这一套体系的建立使得监生成为进士的主体，有“历科进士多出太学”的记载。
文教重心向官学转移导致了书院被排斥在科举教育的体系之外，这种政策导向使得书院失去了宋元以来为科举服务的功能，书院对士人的吸引力自然就变弱,其日渐式微也成为必然。
不仅如此，明初朝廷还采取了限制书院发展的策略，洪武元年，改天下山长为训导，田皆令入官。洪武五年革罢训导，弟子员归于邑学，书院因以不治，而祀亦废。在这些因素的促使下，明初的书院发展迎来了低潮期。
明初的官学为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人才，但是随着财政问题的出现，国子监的体制被破坏，地方官学教学事务的松弛。使得官学风气日趋向坏，整个官学在读书应举的士人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这为书院的兴起打开了一道口子。
明初，国子监的体制十分完备，监规严肃。监生自从踏入国子监那一刻起就受到各种制度的约束。生员的资格、坐监的年限 、监生的日程安排以及历事制度等等都有具体的规定 , 对国子监生实行的是严进严出。这也是明初为何进士多出于太学，监生拨历授官表现优异的根本。
从明朝中期开始，国子监的这些体制受到严重破坏，坐监制度形同虚设，历事监生出路变窄。更为严重的是，当时日趋严重的经济问题导致了一个非常不好的监生群体出现-援例生员。这一群体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国子监在明朝后期形同摆设的局面。
援例生员始于明代宗，景泰元年，以边事孔棘，令天下纳粟纳马者入监读书，限千人止。这一政策的实施是源自明政府为了解决自身财政问题想出来的歪招，其纳监对象多为有钱但又想拥有政治声望的富商大贾和富裕之家。但这以人群又大多是不学无术之徒，可以想象对国子监生源质量、与声望造成的影响有多大。
而且自从此列一开，往后但凡遇到财政问题，明政府想到的就是此招。例如：成化二十年，援例生员已达到六七千人。正德以后，太仆缺马，户部缺边费，都用援例生员填补亏空。
到了明朝中期，很多提学官并未履行监督地方官学教学的职责，甚至对亲自主持的岁考与科考都是敷衍塞责，有的提学官甚至拘私舞弊，“为督学者或官处宽请托之路，或原籍开黄缘之门”。如此，官学生员中潜心读书应举者也日渐减少，地方官学逐渐从教学机构逐渐演变为进行月考、季考、岁考和祭祀孔子的场所。
自此，官学不再是科举考试的良好选择，科考生门需要另寻一条出路，这就为书院的重新建立打开了一道缺口。
随着官学的衰落，不能继续满足官员选拔、士子求学和国家教育需求，明朝政府对书院的建设管理也不再像明初那么严厉。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转而支持地方和私人创办书院，这种转变开始于正统、成化年间。
首先体现的是会对书院“赐额”和”赐书“。例如正德年间修建的河南南阳县养正书院就在成化时期受到宪宗皇帝赐名。晋王知烊书院被赐额为”养德“，并赐予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书籍。
其次是官方开始主动修建书院。成化二十年，命江西贵溪县重建象山书院；弘治元年，命吏部郎中周木言修江南常熟县学道书院；通过一些地方志甚至指出朝廷将兴办书院作为一项政策予以公开发布：“正统九年，诏改生徒肄业之所为书院。
政策的放开为书院发展步入快车道提供了先决条件。
程朱理学是明王朝统治的思想基础，士人阶层虽然为了获取功名不得不按照朝廷指定的教材学习，以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其中的琐碎和僵化是他们难以接受的，“王湛之学”的兴起便是其中的典型。
在确立完自己学说的基础上，王阳明与湛若水需要一条途径来传播自己的学说。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学说对于官学而言属于异端学说，不被正统所接受。而私人书院自创建之日起就有讲学、传播思想的职能，因此传播的途径便选在了此处。
其中王学所提倡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相当直截了当，容易为士人所接受，使士人倦倦所追求的”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成为可能，王学也藉此获得了士人的认同。湛若水则在40岁以后以书院为主要场所，无日不讲学，无日不授徒，创建或讲学的书院数量众多。
同时二人在对待科举问题上采取了相当现实的态度，即在认同科举取士制度的基础上，要求书院能将讲学与举业结合起来，使二者互为表里。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湛之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带动了诸如衡阳石鼓书院、长沙岳麓书院等著名书院的恢复讲学，起到了良好的带头作用。各地官员、士绅、士大夫也因此纷纷兴建书院，恢复办学活动，延请名儒，聚徒讲学。“王湛之学”成为书院井喷式发展的助推剂。嘉靖一朝，新建书院554所，修复127所。总量达到了681所。
朱元璋大力发展官学，限制书院的本质在于要强化中央集权，以程朱理学控制民众思想。其实现之目的之手段就在于将官学纳入科举体系之中。但是这种思想文化的控制似乎并不成功，特别是在经历了“王湛之学”的兴起后，各种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
由此可见，固化的程朱理学并不能禁锢士人阶层的思想，在长期的思想桎梏中，为了摆脱程朱理学的束缚和控制，士人必须别辟讲学之所，发展自己的思想和学说。这才是书院兴起的根本。
参考文献：
《中国书院发展史》
《明史》
《明实录》
《明史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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