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犯罪官员治理的不断演化过程中，清代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惩治、改造和利用犯罪官员的办法--效力赎罪。这种手段既不同于传统的赎刑，也不是一般的捐赎，它是由清廷的最高统治者掌握支配，使用频繁的管理犯罪官员的手段。效力赎罪包括军前效力赎罪、军台效力赎罪、新疆效力赎罪和内陆工役效力赎罪等多种形式。
在清代，被实施效力赎罪的官员众多，涉及到朝廷不同层次的官员，辐射到社会的各个角度，影响深远。清代官员犯罪时，有多种减轻、替代甚至免除刑罚的办法，其中，效力赎罪就是清代官员通过各种形式的效力以赎其罪的方式，历朝实施普遍。
《清实录》中关于效力赎罪的记载近千条，清代内阁题本、军机处录副奏折等材料中也有大量的相关记载。
关于赎刑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尚书》中的“金作赎刑”。秦代有了金赎、赀赎、役赎的分别，发展到汉代逐渐形成制度。隋唐时期，赎刑体制更加完善，唐朝律法中对官员和官员亲属有相关的规定，对于过失犯罪、年老或年幼或残疾者犯罪、没有足够证据的犯罪有以金银赎罪的办法。宋、元、明、清又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明代将其细分为收赎、纳赎及赎罪三种。清代在此基础上，又创造出捐赎。
收赎来源于明代，有固定的实施对象，即老幼残废、天文生、过失犯罪和妇人折杖集中。清代有律法规定：“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残废、犯流罪以上，收赎”；“凡钦天监天文生习业已成，能专其事，犯军流及徒，各杖一百，余罪收赎”；“若过失杀伤人者，各准斗杀伤罪，依律收赎，给付其（被杀伤之）家”；“其妇女犯罪应该决杖者，奸罪去衣受刑，余罪单衣决罚，俱免刺字。若犯徒流者，决杖一百，余罪收赎”。
纳赎同样源于明代，但是受众更广，施用空间更灵活。凡是应笞杖徒流和死罪的官员，均可以实施纳赎。但贪赃者、十恶、一般赦免时不在其列者等犯罪情节严重的犯罪官员，不可以用纳赎来代替刑罚。
清代时，纳赎分为有力、稍有力和无力三种。有钱的可以照规制纳赎；没有钱的要依律判处；有钱但不足的，需要做工赎罪，每月折银三钱。
赎罪是针对一些特殊群体，如官员正妻、有财力的妇人等，与一般赎刑制度又有不同。一般妇人犯罪理应杖刑的是赎杖刑之外的刑罚，杖刑不可以赎。而赎罪的对象则是既可以赎杖刑，也可以赎流放等杖刑之外的刑罚。
在上述这些赎刑中，收赎是针对情节可推敲的犯罪者，所需要的银子最少；纳赎是照着例制处理，所需的因子最多；而赎罪的对象是一些身份特殊的人，所需要的银子介于前面两者之间。这些都来源于明朝律法，到了清朝沿用下来，但是适用范围有了一定的改变，使制度更加严格。
此外，清代还有捐赎一项。这是为了筹措军费或者其他款项而设置，《大清会典》有说：“不著于例者曰捐赎，必叙其情罪以疏请，得旨而准焉。”捐赎是依情况而定，并非常规制度。刑部设有专门管理这一制度的部门。
《清史稿·刑法志》中记载：“其捐赎一项，顺治十八年，有官员犯流徒籍没认工赎罪例；康熙二十九年，有死罪现监人犯输米边口赎罪例；三十年，有军流人犯捐赎例；三十四年，有通仓运米捐赎例；三十九年，有永定河工捐赎例；六十年，有河工捐赎例。然皆事竣停止。”
雍正十二年制定的“预筹粮运捐赎例”在乾隆八年推广到全国，并且长期执行，形成捐书定制。在那之后，又经历了两次完善，分别在乾隆十七年和乾隆二十三年。这两次修改对捐赎的相关制度规定得十分细致，这一制度自此后沿用到清朝末年。
捐赎的实施对象广泛，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官员犯罪都可以使用，但是不适用于不在一般大赦之列的犯罪，和情节严重的死罪。按照犯罪者的身份不同，所需要的赎金也各不相同。清廷统治者使用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收敛钱财，归中央使用。统治者不希望官员以权谋私，因此犯罪的官员品级越高，所需要的赎金就越多。
清代捐赎的主要对象是民间的殷实之家。比如江南士子吴兆骞在康熙年间犯过被流放宁古塔，康熙二十年他依照制度以二千金为自己赎罪。这笔赎金金额巨大，筹措起来实属不易，即便是官宦之家也难以支出，吴兆骞的这笔赎金是由其京城好友集资而得。一般官员捐赎所需要的金额都比较高，而且由于其知法犯法，很难得到统治者的允准。
江西赣州府人士顾殿宾在乾隆三十一年犯过被发往山西长治县，其子按照制度捐银六百两为其赎罪。相比吴兆骞，这笔赎金就少得多。相比较官员，平民百姓捐赎也更容易得到统治者的批准。
普通人犯过大都有机会通过赎刑免去一些刑罚，官员犯罪惩治的问题就复杂得多。清代司法通过长期以来的经验总结，形成了一套效力赎罪机制。它不属于一般的赎刑或者捐赎，是由最高统治者掌握的，惩治、改造、利用犯罪官员的独特的手段。在清代，效力赎罪的使用非常广泛，设计到官员各个品级，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惩戒犯罪官员的制度方面，清代统治者总结历代的经验，通过再创新，最终形成了官员效力赎罪这一制度。这一制度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也没有特别的定例。它是通过谕令等形式逐渐形成的，分为军前效力、军台效力、新疆效力和内陆效力几种。
武职人员效力赎罪由来已久，即将功赎罪，但是从未形成制度化，没有明文规定。从明朝时，犯过的武职人员通过立功为自己赎罪成为司法系统的一个内容，这一制度有效缓解了对武职人员惩罚过重的问题，犯过的武职人员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立功。尽管清代的效力赎罪制度与明代的将功赎罪有何种渊源，目前上没有资料可以确定，但也可以知道，清代的武职赎罪起源较早，又很有名族特色。
天命六年有条例：“有功之人犯罪，当死者，赎；当罚者，免。”康熙十六年定“出征之处杀人赎例”：有出征之处杀人奉免死者，鞭一百，追银二十两给死者之家，枷号两月，存案令军前效力赎罪；其口外蒙古等有犯，亦鞭一百，追银二十两折牲口一九，给死者之家，令军前效力赎罪，若不行效力，仍追牲口三九给死者之家。武职人员杀了人，不仅要追赎银，还有身体上的刑罚，另外还需军前效力。这之后，军前效力不仅是武职人员，还渐渐辐射到大量的文官。
康熙六十年，大学士王掞与御史陶彝等人，因劝谏康熙帝早立储君而惹怒康熙帝，被发往西陲用兵之处军前效力赎罪，直到雍正四年才被放归；雍正七年，御史谢济世获罪被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乾隆十三年，大学士讷亲因战事失利，上书请归被乾隆帝痛斥，并发往北路军营效力赎罪，其弟也被迫自请一同前去，第二年，乾隆帝赐其祖父遏必隆的遗刀，命其自尽。
清代每一次的军前效力赎罪都与当时的大规模军事活动有关，可以说，每一次大规模用兵，必定伴随着军前效力的犯罪官员的身影。这些犯罪官员中不仅有武官，也有犯过的文官。他们被发往军前效力赎罪，往往是为了特定的军情需要而去。这些人要活命，不仅要躲过战争中的刀枪，之后还要最终取决于最高统治者。
军台是在边疆地区设置的传递军事信息的驿站，始建于康熙帝平定准噶尔叛乱时，后来虽叛乱结束后，军台有所减少，但是军台体系一直延续到清末。相关的台务起先是由武职人员管理，后来有一些犯罪官员被遣来赎罪，成为“坐台”。这些军台出于偏僻之地，条件十分艰苦。官犯人员被遣此处赎罪，最早是从乾隆六年开始。
坐台官犯多为以权谋私者，清廷发配他们坐台，一来是让他们继续为朝廷效力，二来是追缴贪墨的钱款，缓解清廷的财政压力。坐台期满，并且钱款缴清后，军台都统会上奏皇帝，请旨是否批准犯官放归。如果太肥没有缴清，则要进行杖刑等体罚，并流放。由此可见，清廷对坐台犯官的惩罚力度是非常严格的。
新疆效力赎罪作为效力赎罪的一种，有着其形成的必要条件。新疆纳入版图后，需要大量的文武官员前去治理。但是边疆苦寒，官员大多不愿前去。即便是迫不得已前去任职，也不过三五年就找机会调回，并不在彼处用心出力。清廷将犯罪官员遣往新疆，一来以恶劣的环境惩治了犯官，二来也缓解了清廷的用人危机。这些有经验的犯官到达新疆，通过用心处理政事为自己赎罪，正是达到了清廷的目的。
新疆效力赎罪始于乾隆二十三年，后面有大量的、来源不一、罪名不一的“废员”前往新疆效力赎罪。其中有品级较低的基层官员，如县令、都司等，也有地方要员如总督、巡抚等，还有一些皇室宗亲也被发配新疆。这些官员的罪名中，有的是失职、贪墨、失仪等具体罪行，也有很多人的罪名是莫须有的。这些官员蒙冤受罚，前往新疆效力赎罪。
这些“废员”在新疆的生活依品级不等、差事不同而有所差异，有的甚至需要自备费用，靠家人或者好友接济，以维持生活。清廷还会重新启用一些“废员”，依据清廷规定，三年、十年期满，依据皇帝的旨意和犯官在新疆的表现，再决定是否放归。
另外，废员还可以通过捐赎结束刑期，或者是遇到统治者大赦天下，如果所犯罪行在赦免范围之内也可以结束刑期。所以总的来说，废员放归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当然，他们命运的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最高统治者的掌握中。
清代还有很多犯官被发往本省或外地军务、边务的施工现场效力赎罪。尤其是战乱之后，大量城池等处需要修整，朝廷经费紧张，这就需要犯官贡献。这一效力赎罪类型最早出现在顺治十八年，后期的统治者多有使用。
清代的效力赎罪与传统赎刑不同，既可以革职、流放，也可以减免死刑，其形式灵活，范围广泛，是清代统治者驾驭群臣的有力工具。通过效力赎罪，清廷缓解了用人危机和财政压力，为边疆地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这一制度的君主意识影响力太强，以至于司法被强制干预，因此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官员犯罪的问题。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