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中国自古以来是小农经济社会,农业一直就是政府关注的重中之重,是历代朝代安邦定国的首要问题。然而由于科技水平局限,人口增长过快,自然灾害频发等原因,广大的人民一直处于饥荒的边缘。为了应对自然灾害,保障人民免受饥荒之祸,宋代政府必须关注粮食安全问题。
1942年 河南大饥荒
宋代中国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非常有限,严重灾荒如果造成大量流民,国家政治经济势必受到重大影响。而“天灾流行,国家代有。圣如尧汤,且不能免水旱之忧,所恃者有豫备之素焉耳”。
不惜重费以济一时,不若修举良法以垂惠于万世。盖义仓者,良法也。
一是完善仓储制度
现存至今的 古代常平仓
储备粮食备荒的思想,在《周礼》正早已出现,“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荒年”。宋朝相当重视灾荒的预防工作,建立了非常完善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粮仓储粮备荒的体系。都是宋廷下诏建立的,在行政关系上都是直接隶属于中央的仓储。而且这类的仓储大都分布广泛,具有全国性的特征。
皇佑年间,江淮、两浙连饥荒,韩绛任江南东西二路体量安抚使,到部则发仓廪振贫乏,问百姓疾苦,蠲租募粟,活饥人百九十余万。
二是设置专门机构
宋江投降后 担任楚州安抚使
安抚使这一职位始于隋文帝开皇时期,宋初沿之,起初不常置。当地方上发生了灾害后时就会安排官员临时担任这一职位用于赈灾,事情结束后就撤销。北宋景德年间后,宋代开始设置安抚司作为路一级的常设机构,其长官为安抚使,专职负责主管一路军政,兼及赈灾救伤。
荒年募兵
招募饥民为兵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祖宗家法,他曾言“吾家之事,唯养兵可谓百年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生变,有叛兵而无叛民”。凶年召募饥民为兵主观上是为了防范农民叛乱,在客观上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荒时饥民、流民的痛苦,对救灾救荒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赵匡胤对这一“秘诀”非常自得,而且这项政策为太祖之后诸朝奉为圭臬传承不怠。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在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时都曾想改革因无节制募兵而造成的冗兵冗费弊政,均遭到宋最高统治者的反对而未果。
以工代赈
从目前宋代文献留下的记载来看,宋朝以工代赈的救灾措施大致是从宋仁宗前期开始的。
景祐元年( 1034) 秋,范仲淹徙“苏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导太湖注之海,募人兴作,未就,寻徙眀州。转运使奏留仲淹以毕其役。许之”
对于以工代赈的特点和效果,宋人陈造在其《与奉使袁大著论救荒书》一文中有很中肯的议论。他建议趁大旱之际,募饥民以浚泰州之海安、西溪、楚州、盐城等地的盐运二河,可以事半功倍,而且还有两大益处: 一是可以安抚解救饥民的困苦,二是可以省工费。
鬻卖度牒
度牒是度僧牒和道士度牒的简称,因其由礼部发放又称作“祠部牒”。度牒是由官府旨在掌控想要披剃出家为僧、道的民众而发的一种许可证。始于宋神宗初年,神宗熙宁元年,知谏院钱公辅言: “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济急。”其后出卖度牒成为宋朝筹集救荒救灾资金和粮食的重要手段。宋朝在卖度牒的同时,还有用度牒换米的做法。但是到了北宋晚期及南宋前期,由于漫无节制,度牒发放太滥,朝野批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饥民流亡:在饥荒之年为了避免挨饿而死,生存的唯一选择就是背井离乡,流浪四方。并且由于官方的救济主要是在城市,则饥民多流亡于城市。熙宁六、七年,河北、河东、陕西大饥,“百姓流移于京西就食者,无虑数万”。
饥民为盗:在饥荒之年,贫苦潦倒的人民无以为生,被迫成为盗贼,在历朝历代之中都有这个现象的出现,可以说饥民为盗的现象是非常具有普遍的。
一是由于农村的人口不是很集中,较为分散。政府的救助主要是城郭之中,广大的农村不在其救助范围之内。受灾最为严重的农民反而不是政府的主要救济对象。
二是由于宋政府的救助止在城郭,致使一旦发生饥荒,人民为了得到救助,大量受灾人民涌入城郭,这样给涌入地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三是由于后期宋政府的财政枯竭,无力承担任何饥荒发生之后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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