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寿辉是元末群雄割据时，一位无法让人忽视的人物，这是由他的地位所决定的！
地位：徐寿辉是元末南派红巾军领袖。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刘福通借黄河河工挖出一具独眼石人的契机，在颍州以红巾为号，揭竿反元，成为北派红巾军领袖。
八月，商贩出身的徐寿辉坐不住了，在蕲州，他也以传教为名，以红巾为号，吹响了南方地区的反元号角。
当然，徐寿辉的领袖地位不仅仅在于他是南派红巾军的倡导者，关键还在于他是元末称帝的第一人，这一步棋走得比刘福通的北派早了四年。
（至正十一年十月丙午）徐寿辉据蕲水为都，国号天完，僭称皇帝，改元治平，以邹普胜为太师。---《元史》
当然，汪郎无意去讨论徐寿辉称帝后，该如何面对元军的疯狂镇压，该如何实现“摧富益贫”的政治理念，而是对他的国号产生了怀疑，徐寿辉的国号真的是“天完”吗？
有人坚定不疑，理由有二：
1、“天完”出自《元史》，而《元史》是由明朝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号称大明太史公的宋濂主笔编著的 。
作为元末明初的史学家，宋濂是不会犯这种把人家国号都弄错的低级错误；何况《元史》是官方公认的正史，也没有什么可迟疑的。
2、作为始终站在反元第一线的斗士徐寿辉，以“天完”为国号就是想玩文字游戏，用“一”加在“大”之上，用“宀”加在“元”之上，从国号上压倒“大元”（元朝正式国号：大元）。
这和郭子兴给自己女婿朱重八改名为朱元璋（朱，同诛；元，即元朝；璋，一种尖锐的玉器；意思就是诛灭元朝的锐器）是一个道理。
这两条理由，合情合理。
故而，宋濂之后的文学家、史学家在写书时，无论是明朝中期高岱的《鸿猷录》，还是明末钱谦益的《国初群雄事略》、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亦或者是清代张廷玉编撰的《明史》，都采用了徐寿辉“天完”的国号。
这一点，即使到了今天，依然如此！
但汪郎提出了反对意见，即：徐寿辉的国号不是“天完”，而是“宋”，因为这同样出自宋濂的笔下。
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宋濂为战死在兰州城下的鹰扬卫指挥使于光写了一篇墓志铭，其中清楚地指出了徐寿辉的国号为“宋”。
会元政大乱天下，兵动江东，西化盗区，分宁徐寿辉建伪号曰：宋，都九江。使其将张福、夏彰据湖口。---《怀远大将军同知鹰扬卫亲军指挥使司事于君光墓志铭》
如果有人认为这只是孤证，做不了数的话，那么汪郎再给大家看另两段史料：
我朝君臣灼知其然，遂倡皇宋之正统，扫夷狄之闰位，数之以君子在野小人在朝，数之以贪官污吏布满中外，数之以膻腥中土，数之以毁裂冠冕。---《戊戌五月拟上刘晋昭参议书》
这是徐寿辉的御用文人刘夏，在徐寿辉建国后为他写的反元纲领，其中明确指出了“宋”的国号，事实上，这篇《戊戌五月拟上刘晋昭参议书》的气势并不亚于宋濂为朱元璋写的反元檄文。
元末天下大乱，英雄崛起，生民无所依赖。岁庚寅，淮人立徐主称皇帝于蕲阳，颁万寿历，建元治平，国号宋。明年，太祖杖剑从之，战功懋甚，越八年，官至奉国上将军都元帅。天启三年二月，宋主命平西。---《大夏太祖钦文昭武皇帝玄宫碑》
这是徐寿辉曾经的部下，元末大夏国皇帝明玉珍的墓志铭。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在川蜀一直奉徐寿辉国号行事的明玉珍大怒不已，他拒绝顺从陈友谅，并据蜀称帝，又在重庆设立徐寿辉庙，追尊徐寿辉为应天启运献武皇帝，庙号世宗。
这些一手史料，都指明了徐寿辉的国号是“宋”而非“天完”。
那么问题来了。
作为元末明初的史学家，明朝初年的文官泰斗，宋濂为什么会在于光的墓志铭上和《元史》中，对徐寿辉的国号有不同的记录？这到底是老先生的手抖了一下犯了个低级错误，还是他有意为之呢？
汪郎以为，宋濂在《元史》中把徐寿辉的国号写成“天完”，这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政治考量！
1、元末群雄中，以“宋”为国号的群雄不止徐寿辉一家，故此，宋濂需要对各路反元力量建立的政权加以区分。
元末称帝的各路义军中，以“宋”为国号的不单单只有徐寿辉，还有刘福通扶持下的韩林儿。
（十五年）二月己未，刘福通等自砀山夹河迎韩林儿至，立为皇帝，又号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元史》
由此，刘福通建立了正式的反元政府机构，得以实现了“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政治理想。
他的“韩宋王朝”立足中原，和已迁都汉阳的“徐宋”形成了对元朝的南北夹击之势，成为当时影响最大，势力最强，反元最猛的两支红巾军组织。
两支红巾军之间，最为猛烈的当属韩宋政权。
在韩林儿称帝后的三年里，从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到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间，韩宋朝廷兵分三路北伐，一度打到大都城下。
是月，刘福通犯汴梁，其军分三道，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寇晋、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趋关中，毛贵据山东，其势大振。---《元史》
在这样的强大军备下，中原、江淮等各路红巾义军，都不得不依附在韩宋政权之下。
强者为王，这是乱世生存的法则，而后世修史也基本上遵循这个轨迹！
徐寿辉的宋国，虽然是南派红巾军反元的主力，但论实力，他还差了韩宋一筹。
尽管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夺取了江淮和县，也有了自己的革命根据地，但他还挂在郭子兴这一支红巾军名下，所以就算他有万般的不愿意，还是违心地接受韩宋政权对他的册封。
时汝颍倡乱者杜遵道、刘福通等，自砀山夹河迎韩山童之子林儿为帝，居于亳，遣人诣和阳，招诸将欲为己用……天祐寻自亳归，赍杜遵道檄，推子兴之子为都元帅，天祐为右副元帅，上为左副元帅 。上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未几。---《明太祖实录.卷三》
故而，在宋濂编撰《元史》时，站在大明王朝的角度，以胜利者的姿态来论述至正年间的这段乱世时，对“韩宋”和“徐宋”进行有意识地区分，这是治史的需要。
但墓志铭不同，其内容主要是对逝者生平的论述。
于光在没有归顺朱元璋之前，一直是徐寿辉册封的江东宣慰元帅，镇守鄱阳。
所以，在于光的墓志铭上指明徐寿辉的国号为“宋”，这是宋濂对于光最大的尊重，也是宋濂对历史的最大还原！
2、允许宋濂将徐寿辉的国号“宋”改为“天完”，是朱元璋对这位反元英雄的致敬，更是为徐寿辉正名！
很多人认为宋濂在《元史》中以“天完”代替“宋”，篡改徐寿辉的国号，是因为朱元璋忌讳自己曾长期屈尊于“韩宋”政权之下，故而对“宋”这个名号有偏见。
汪郎以为，这是无稽之谈！
事实上，朱元璋虽然是布衣出身，自幼孤苦，但他并不忌讳这些，否则他又何必拒绝自己的臣子们通过文章运作，把朱熹认为祖宗的好意？否则他也不会在《谕中原檄》的反元纲领中说出那句“予本淮右布衣”①的口号了。
汪郎以为，朱元璋只所以默认宋濂把徐寿辉的国号改为“天完”，不是因为忌讳，而是对徐寿辉的致敬和尊重！
前文说过，徐寿辉是继刘福通后最大一支反元力量，也是第一个称帝的豪杰。但他和朱元璋一样，都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只是他稍微强一点，是布贩出身。
躲在皇觉寺度日的朱元璋，在投奔郭子兴前，一定是听过徐寿辉名号的。
汪郎以为，徐寿辉对朱元璋的影响肯定是有的，尤其是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徐寿辉的宋国已经控制了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皖南、杭州等大片疆域，而朱元璋还缩在濠州城中，眼睁睁地看着五个元帅之间的争权夺利。
（至正十一年九月）陷蕲水及黄州路……未几，陷饶、信。明年分兵四出，连陷湖广、江西诸郡县。遂破昱岭关，陷杭州。别将赵普胜等陷太平诸路，势大振。---《明史》
人在困境之时，往往会生出无力之感，继而或沉沦、或突破！
没有人会否认，心怀壮志的朱元璋在面对濠州城中的五个元帅不思进取时，不会生出恨铁不成钢之心。
否则他也不会在这一年回凤阳招兵买马，并南下攻取定远、夺取滁州，以期自己能像徐寿辉那样，成为乱世之中拯救万民于水火的盖世英雄！
况且，在朱元璋争夺天下的道路上，最危险也是最强大的对手当属陈友谅，但陈友谅的“汉国”是建立在弑杀徐寿辉，夺取“徐宋”政权的基础上。
而在此之前，为了争夺池州（至正十九年，池州为徐寿辉治下）和防守采石矶（至正二十年，采石矶为朱元璋治下），朱元璋就已经和徐寿辉之间有过兵戎相见了。
故而，已经成为大明开国皇帝的朱元璋，回忆自己一路走来的历程，难免不会对徐寿辉生出英雄识英雄的心思，对徐寿辉的结局难免不会生出惋惜之情！
所以，为了对这位反元豪杰的盖棺定论，给予其一定的尊重和正名，把“大宋”二字分别拆开，用“一”加在“大”之上，用“宀”加在“元”之上，用作徐寿辉的国号，以“天完”压倒“大元”，以示其的反元功绩和初心，最合适不过了。
这和把自己的名字朱重八改名为朱元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此举，既尊重了曾经的豪杰和对手，又获取了天下人的信服，何乐而不为！
基于这样的心理，朱元璋在宋濂编撰《元史》时，自然也会默许宋濂把徐寿辉的国号由“宋”改为“天完”，从而在正史中留下名号。
3、汪郎说
当然，翻开《元史》，也有人说，既然如汪郎所说，那为什么书中还记录着徐寿辉是“僣称皇帝”，他的部将前面都加个“伪”字呢？这也算尊重吗？
这一点，我们需要认识到，朱元璋毕竟是在反元的基础上建立的大明王朝，而《元史》是他组织人力、物力进行编撰的。
故而，按照古代王朝的延续法统，他的大明是唯一合法性政府。
即使在他创业期间并存着多个政权组织，但站在上位者的角度，在夺取天下以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自然要对其他政权打上“伪政权”的区分。
这一点，任何朝代都是如此！
但今天的我们去看元末明初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必须清晰地认识一点，徐寿辉建立的是“宋”，而不是“天完”。
立足于史书，但不盲从史书，在过程中挖掘史书背后隐藏的真相，才是学习历史的真谛！
注：
①《谕中原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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