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寿辉是元末群雄割据时,一位无法让人忽视的人物,这是由他的地位所决定的!
地位:徐寿辉是元末南派红巾军领袖。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刘福通借黄河河工挖出一具独眼石人的契机,在颍州以红巾为号,揭竿反元,成为北派红巾军领袖。
八月,商贩出身的徐寿辉坐不住了,在蕲州,他也以传教为名,以红巾为号,吹响了南方地区的反元号角。
当然,徐寿辉的领袖地位不仅仅在于他是南派红巾军的倡导者,关键还在于他是元末称帝的第一人,这一步棋走得比刘福通的北派早了四年。
(至正十一年十月丙午)徐寿辉据蕲水为都,国号天完,僭称皇帝,改元治平,以邹普胜为太师。---《元史》
当然,汪郎无意去讨论徐寿辉称帝后,该如何面对元军的疯狂镇压,该如何实现“摧富益贫”的政治理念,而是对他的国号产生了怀疑,徐寿辉的国号真的是“天完”吗?
有人坚定不疑,理由有二:
1、“天完”出自《元史》,而《元史》是由明朝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号称大明太史公的宋濂主笔编著的 。
作为元末明初的史学家,宋濂是不会犯这种把人家国号都弄错的低级错误;何况《元史》是官方公认的正史,也没有什么可迟疑的。
2、作为始终站在反元第一线的斗士徐寿辉,以“天完”为国号就是想玩文字游戏,用“一”加在“大”之上,用“宀”加在“元”之上,从国号上压倒“大元”(元朝正式国号:大元)。
这和郭子兴给自己女婿朱重八改名为朱元璋(朱,同诛;元,即元朝;璋,一种尖锐的玉器;意思就是诛灭元朝的锐器)是一个道理。
这两条理由,合情合理。
故而,宋濂之后的文学家、史学家在写书时,无论是明朝中期高岱的《鸿猷录》,还是明末钱谦益的《国初群雄事略》、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亦或者是清代张廷玉编撰的《明史》,都采用了徐寿辉“天完”的国号。
这一点,即使到了今天,依然如此!
但汪郎提出了反对意见,即:徐寿辉的国号不是“天完”,而是“宋”,因为这同样出自宋濂的笔下。
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宋濂为战死在兰州城下的鹰扬卫指挥使于光写了一篇墓志铭,其中清楚地指出了徐寿辉的国号为“宋”。
会元政大乱天下,兵动江东,西化盗区,分宁徐寿辉建伪号曰:宋,都九江。使其将张福、夏彰据湖口。---《怀远大将军同知鹰扬卫亲军指挥使司事于君光墓志铭》
如果有人认为这只是孤证,做不了数的话,那么汪郎再给大家看另两段史料:
我朝君臣灼知其然,遂倡皇宋之正统,扫夷狄之闰位,数之以君子在野小人在朝,数之以贪官污吏布满中外,数之以膻腥中土,数之以毁裂冠冕。---《戊戌五月拟上刘晋昭参议书》
这是徐寿辉的御用文人刘夏,在徐寿辉建国后为他写的反元纲领,其中明确指出了“宋”的国号,事实上,这篇《戊戌五月拟上刘晋昭参议书》的气势并不亚于宋濂为朱元璋写的反元檄文。
元末天下大乱,英雄崛起,生民无所依赖。岁庚寅,淮人立徐主称皇帝于蕲阳,颁万寿历,建元治平,国号宋。明年,太祖杖剑从之,战功懋甚,越八年,官至奉国上将军都元帅。天启三年二月,宋主命平西。---《大夏太祖钦文昭武皇帝玄宫碑》
这是徐寿辉曾经的部下,元末大夏国皇帝明玉珍的墓志铭。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在川蜀一直奉徐寿辉国号行事的明玉珍大怒不已,他拒绝顺从陈友谅,并据蜀称帝,又在重庆设立徐寿辉庙,追尊徐寿辉为应天启运献武皇帝,庙号世宗。
这些一手史料,都指明了徐寿辉的国号是“宋”而非“天完”。
那么问题来了。
作为元末明初的史学家,明朝初年的文官泰斗,宋濂为什么会在于光的墓志铭上和《元史》中,对徐寿辉的国号有不同的记录?这到底是老先生的手抖了一下犯了个低级错误,还是他有意为之呢?
汪郎以为,宋濂在《元史》中把徐寿辉的国号写成“天完”,这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政治考量!
1、元末群雄中,以“宋”为国号的群雄不止徐寿辉一家,故此,宋濂需要对各路反元力量建立的政权加以区分。
元末称帝的各路义军中,以“宋”为国号的不单单只有徐寿辉,还有刘福通扶持下的韩林儿。
(十五年)二月己未,刘福通等自砀山夹河迎韩林儿至,立为皇帝,又号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元史》
由此,刘福通建立了正式的反元政府机构,得以实现了“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政治理想。
他的“韩宋王朝”立足中原,和已迁都汉阳的“徐宋”形成了对元朝的南北夹击之势,成为当时影响最大,势力最强,反元最猛的两支红巾军组织。
两支红巾军之间,最为猛烈的当属韩宋政权。
在韩林儿称帝后的三年里,从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到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间,韩宋朝廷兵分三路北伐,一度打到大都城下。
是月,刘福通犯汴梁,其军分三道,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寇晋、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趋关中,毛贵据山东,其势大振。---《元史》
在这样的强大军备下,中原、江淮等各路红巾义军,都不得不依附在韩宋政权之下。
强者为王,这是乱世生存的法则,而后世修史也基本上遵循这个轨迹!
徐寿辉的宋国,虽然是南派红巾军反元的主力,但论实力,他还差了韩宋一筹。
尽管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夺取了江淮和县,也有了自己的革命根据地,但他还挂在郭子兴这一支红巾军名下,所以就算他有万般的不愿意,还是违心地接受韩宋政权对他的册封。
时汝颍倡乱者杜遵道、刘福通等,自砀山夹河迎韩山童之子林儿为帝,居于亳,遣人诣和阳,招诸将欲为己用……天祐寻自亳归,赍杜遵道檄,推子兴之子为都元帅,天祐为右副元帅,上为左副元帅 。上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未几。---《明太祖实录.卷三》
故而,在宋濂编撰《元史》时,站在大明王朝的角度,以胜利者的姿态来论述至正年间的这段乱世时,对“韩宋”和“徐宋”进行有意识地区分,这是治史的需要。
但墓志铭不同,其内容主要是对逝者生平的论述。
于光在没有归顺朱元璋之前,一直是徐寿辉册封的江东宣慰元帅,镇守鄱阳。
所以,在于光的墓志铭上指明徐寿辉的国号为“宋”,这是宋濂对于光最大的尊重,也是宋濂对历史的最大还原!
2、允许宋濂将徐寿辉的国号“宋”改为“天完”,是朱元璋对这位反元英雄的致敬,更是为徐寿辉正名!
很多人认为宋濂在《元史》中以“天完”代替“宋”,篡改徐寿辉的国号,是因为朱元璋忌讳自己曾长期屈尊于“韩宋”政权之下,故而对“宋”这个名号有偏见。
汪郎以为,这是无稽之谈!
事实上,朱元璋虽然是布衣出身,自幼孤苦,但他并不忌讳这些,否则他又何必拒绝自己的臣子们通过文章运作,把朱熹认为祖宗的好意?否则他也不会在《谕中原檄》的反元纲领中说出那句“予本淮右布衣”①的口号了。
汪郎以为,朱元璋只所以默认宋濂把徐寿辉的国号改为“天完”,不是因为忌讳,而是对徐寿辉的致敬和尊重!
前文说过,徐寿辉是继刘福通后最大一支反元力量,也是第一个称帝的豪杰。但他和朱元璋一样,都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只是他稍微强一点,是布贩出身。
躲在皇觉寺度日的朱元璋,在投奔郭子兴前,一定是听过徐寿辉名号的。
汪郎以为,徐寿辉对朱元璋的影响肯定是有的,尤其是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徐寿辉的宋国已经控制了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皖南、杭州等大片疆域,而朱元璋还缩在濠州城中,眼睁睁地看着五个元帅之间的争权夺利。
(至正十一年九月)陷蕲水及黄州路……未几,陷饶、信。明年分兵四出,连陷湖广、江西诸郡县。遂破昱岭关,陷杭州。别将赵普胜等陷太平诸路,势大振。---《明史》
人在困境之时,往往会生出无力之感,继而或沉沦、或突破!
没有人会否认,心怀壮志的朱元璋在面对濠州城中的五个元帅不思进取时,不会生出恨铁不成钢之心。
否则他也不会在这一年回凤阳招兵买马,并南下攻取定远、夺取滁州,以期自己能像徐寿辉那样,成为乱世之中拯救万民于水火的盖世英雄!
况且,在朱元璋争夺天下的道路上,最危险也是最强大的对手当属陈友谅,但陈友谅的“汉国”是建立在弑杀徐寿辉,夺取“徐宋”政权的基础上。
而在此之前,为了争夺池州(至正十九年,池州为徐寿辉治下)和防守采石矶(至正二十年,采石矶为朱元璋治下),朱元璋就已经和徐寿辉之间有过兵戎相见了。
故而,已经成为大明开国皇帝的朱元璋,回忆自己一路走来的历程,难免不会对徐寿辉生出英雄识英雄的心思,对徐寿辉的结局难免不会生出惋惜之情!
所以,为了对这位反元豪杰的盖棺定论,给予其一定的尊重和正名,把“大宋”二字分别拆开,用“一”加在“大”之上,用“宀”加在“元”之上,用作徐寿辉的国号,以“天完”压倒“大元”,以示其的反元功绩和初心,最合适不过了。
这和把自己的名字朱重八改名为朱元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此举,既尊重了曾经的豪杰和对手,又获取了天下人的信服,何乐而不为!
基于这样的心理,朱元璋在宋濂编撰《元史》时,自然也会默许宋濂把徐寿辉的国号由“宋”改为“天完”,从而在正史中留下名号。
3、汪郎说
当然,翻开《元史》,也有人说,既然如汪郎所说,那为什么书中还记录着徐寿辉是“僣称皇帝”,他的部将前面都加个“伪”字呢?这也算尊重吗?
这一点,我们需要认识到,朱元璋毕竟是在反元的基础上建立的大明王朝,而《元史》是他组织人力、物力进行编撰的。
故而,按照古代王朝的延续法统,他的大明是唯一合法性政府。
即使在他创业期间并存着多个政权组织,但站在上位者的角度,在夺取天下以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自然要对其他政权打上“伪政权”的区分。
这一点,任何朝代都是如此!
但今天的我们去看元末明初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必须清晰地认识一点,徐寿辉建立的是“宋”,而不是“天完”。
立足于史书,但不盲从史书,在过程中挖掘史书背后隐藏的真相,才是学习历史的真谛!
注:
①《谕中原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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