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朱元璋的邻居们个个都比他强，家大业大，朱元璋被他们围在中间，就好像是到外地打工的民工，寄人篱下，而这些邻居们虽然并不喜欢朱元璋，但正是因为他过于弱小，谁也没把他看在眼里，自己打来打去，没空搭理他……元朝的统治者倒是很重视朱元璋，可是打不着。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能打的不想打，想打的不能打” ——《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那些事儿》一书中如是描绘了朱元璋占取应天之后的周边局势，实可谓“群狼环伺”。这本一度火遍大江南北的明史读物，让人们牢牢记住了陈友谅和张士诚这两位朱元璋的左邻右居。
然而导言中《明朝那些事儿》的这段论述，却是并不十分准确，当时恰有一支想打还能打朱元璋的力量。这就是张士诚和朱元璋之间的一位不速之客，他曾多次寻隙朱元璋却被打的落花流水，反而把张士诚压制到不得不向元廷投降。这就是声名不显却充满了传奇色彩的苗军领袖——杨完者。
笔者也是近来翻阅《国榷》、《明通鉴》时偶然注意到这位悍将，从朱元璋渡江攻下太平之后，每场大战都能看到“苗军”、“杨完者”这几个字眼。然而却始终没有详细完整的记叙，仅是在其他人物和事件的叙述中略有提及，完全是“跑龙套”的存在。而在现代的明史研究著作中，也往往把杨完者的苗军等同于元军对待。
为了寻找杨完者的痕迹，我避开了难以查找人物的编年体，寄希望于三部纪传体正史《元史》、《明史》、《新元史》。结果发现仅《新元史》中有单独列传，其他两部甚至未交待杨完者的出身。但在本纪和列传中，却多有杨完者的痕迹，这说明杨完者与诸多重要势力、人物都曾发生交集，是元末明初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人物。
出身和背景含混不清，生涯和经历没有完整贯通的线索，更少有史家的点评，频繁的出现和一鳞半角的记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即便是单独列传的《新元史》中，所有涉及杨完者的记述也不过1300多字，而其他人物仅列传就能达2000字之多。《明史》中的记载最为简略，5次提及，却仅有不到300字的内容。
对杨完者记载的统计
这不由得让人深思，为何一个痕迹颇多、牵扯甚广的历史人物，在史籍中着墨甚少，以至于在后世藉藉无名，仅能从方志和稗史中窥见一二详情。
这一切的疑问都要从杨完者的出身和经历中探寻得到。
“杨完者，原名杨通贯，字世杰。完者之名，为元顺帝所赐（以克全忠义赐名），因而流传。杨通贯系五代、宋初间谋据诚实、徽二州的飞山蛮首领杨再思的后裔。“
——《城步衫坊杨氏族谱》
各类不同史料对杨完者的出身莫衷一是，真伪难辨，有广西、播州杨氏（今贵州遵义）、湖南三种说法。《国榷》、《明通鉴》、《南村辍耕录》等诸多史籍，均以其为湖南宝庆或武冈人士，而《城步衫坊杨氏族谱》中的记载最为详细，因此霄林天采信其出身湖南宝庆府城步县的说法。
湖南城步，现为湖南省邵阳市下属的城步苗族自治县，自古即为苗族、 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处，这里民风彪悍，骁勇桀骜。而说起城步县，就不得不先提及另外两位明史中声名显赫的人物——沐英和蓝玉。
沐英和蓝玉都是城步县的苗人出身，但很早就被迫举家逃亡。巧合的是，两家都逃往了安徽，沐英在定远、蓝玉在濠州，恰是朱元璋起事的地方。由于苗人在元朝的“四等人”中，是比汉人还要低一等的“南人”，背井离乡的沐英和蓝玉只能投靠了红巾军。后来沐英被朱元璋收为义子，常遇春成为了蓝玉的姐夫，在明代历史中留下了厚重的痕迹。
沐英与蓝玉
而在苗人聚居的湘、黔一带，歧视和压迫不断造成叛乱和匪患。至正八年，元湖广行省靖州路爆发了吴天保起义，两次攻下武冈路，斩杀湖广行省右丞沙班。而仅仅四年后的至正十二年，恰恰是在武冈路，出身侗族的杨完者却积极响应元廷的征召戡乱扶元，不由得不让人啧啧称奇。
为何杨完者身为卑微的南人却支持元廷呢？看似荒谬的苗军勤王背后，是元廷民族政策的变通。伴随着中央军队的衰落，和对地方掌控力的弱化，元廷不得不采取怀柔和招安的办法对待各种合法和非法的地方实权势力。这种政策在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何真等不同的地方实权派身上都得到了体现。
而杨完者家族虽然聚居于山林溪涧中，却从唐末五代时期就开始受汉族文明的影响。再加上崇山峻岭之中生存不易、崇尚武力，“南人”中地位尊崇的家族可以传承很久，具有极大地影响力。
杨完者的先祖杨再思，曾是唐末五代直到宋初间著名的“飞山蛮”首领，曾受封为湖广都铃辖使和古仆射尚书，其后杨家世代多为土官。及至元朝，杨完者的曾祖曾任绥宁副史，祖父曾任潭州路（今长沙）总管，在湖广行省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
杨完者的早期活动范围
家资和家风让杨家既有经济上的硬实力，又有文化上的软实力。自身实力的壮大，和世代民族矛盾所造成的歧视和压迫，极大地促进了杨家的政治野心。适逢群雄并起、元廷衰落，以勤王戡乱为由、行招兵买马之实，恰是摆脱“南人”悲惨命运的大好机会，杨家也可以重振先祖杨再思的荣光。
再者，汉族和蒙古族对苗人来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曾经压迫过苗人的存在。征伐和杀戮汉族义军，对于苗人来说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反而在苗军征伐过程中不断出现残暴的掠夺行为。
所以，杨完者的苗军和吴天保的起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共同点的，即都是试图改变苗、侗、瑶等少数民族被扼制和压迫的命运。只是因为二者的出身不同，才走上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即造反和勤王。
“苗杨完者，字彦英，武冈绥宁之赤水人，为人阴鸷酷烈，嗜斩杀。初，群无赖啸聚溪洞，完者内深贼，持权诈，故众推以为长。王中日棘，湖广陶梦祯氏举师勤王，闻苗有众，习斗击，遣使往招之。由千户累阶至元帅。”
——《南村辍耕录·志苗》
元末的混乱局势，让全国陷入了一种人人自危、全民皆兵的情景。地区级实权派、小地域实权派、盗匪、宗教组织，纷纷形成了割据势力。
具备优良条件的杨完者自然不甘落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组织附近的苗家青年聚兵为匪，由于“他为人阴鸷酷烈，嗜斩杀”，又能“持权诈”，故而被推举为头领。不仅锻炼了其军事指挥才能，树立了他在苗人中的威信，也为其后期组建苗军准备了基础力量。
“初，元檄宝庆苗杨完者举兵攻复徐寿辉楚地。转至池饶。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睦迩藉其力守杭。屡败张士诚。完者恃功骄横。”——《国榷》
后来，杨完者父子以苗族为主，混杂了瑶族、侗族和汉族，组建了数万之众的苗军。元至正十二年，徐寿辉攻陷武昌，窘迫的元廷开始征召苗军参战，其后苗军沿着长江一路向下游辗转迁移，数次与朱元璋、张士诚等势力交战。直至至正十八年，苗军兢兢业业地为元廷“戡乱“达六年之久，而杨完者却被张士诚联合达识帖睦迩陷害，在杭州自尽。
杨完者和苗军的征伐路线
至正十二年，正月丙辰，徐寿辉兵连陷武昌、安陆、沔阳。——《国榷·卷一》
元廷征召苗军出湘，主要是为了遏制徐寿辉势力。徐寿辉在华中地区的扩张，不仅沉重打击了河南江北行省、湖广行省、江西行省的元军，还顽固地盘踞于长江、汉江交汇流域的武昌、安陆、沔阳、岳州、蕲州、黄州等重镇，使得元军从南北、东西同时被割断。特别是长江中下游的元军，向北被刘福通和郭子兴阻挡，东部有张士诚和方国珍势力威胁，武昌是其与元军主力连接的重要通道。
杨完者征程的起点——进攻武昌
在这样危机的情势下，元廷不得不诏谕天下勤王戡乱。而苗军地处湘中靠近武昌，适合迅速北上驰援围攻武昌的元军。苗军在接到万户陶梦祯的请兵后，浩浩荡荡地前往武昌。骁勇的苗军很快就收复了武昌，一战扬名的杨家也大受元廷封赏。杨完者的父亲杨正衡官至湖广行省右丞，杨完者则授湖广副都元帅。
攻下武昌后，为了谋求更多的战功，苗军兵分两路。一支由杨完者的父亲杨正衡统领，前往粤西；杨完者则仍在长江流域听候元廷调遣。然而南下的苗军却陷入了困顿，既缺少粮草，又因“广西墨大夫同平章者忌公勇，屯兵不救”，最终全军覆没，杨完者的父亲杨正衡战死。
苗军南下的失败和杨正衡的战死，昭示着杨完者的梦想终将是虚妄。这种通过“戡乱救国”来报效元廷，进而改变民族的地位的企图是不现实的，苗军终究无法赢得元廷的完全信任。然而杨完者尽管因为此事对元廷颇有不满，“徘徊江上”，但最终仍是为了宏图霸业，继续跟随元军走上镇压起义的征途。
徐寿辉、朱元璋、张士诚在长江中下游不断挤压元军的生存空间，浙南的方国珍势力反复无常、时降时叛，加之这一区域横跨了湖广、河南江北、淮南、江西、江浙等数个行省，苗军成为了“救火队员”，不断地被各地方的元军首领调遣。
史籍对苗军在江淮的具体战事鲜有记载，从一鳞半角的痕迹中，可推测出到苗军的大致动向。
“至正十五年六月，以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咬住为总兵官，领本省军民并江州路杨完者、黄州路李胜等军守御湖广。”——《元史·本纪第四十四·顺帝七》
从至正十二年攻克武昌、两路分兵之后，杨完者所部应该主要在武昌下游的江州路、黄州路一代区域活动，配合当地元军防守徐寿辉势力。直至至正十五年六月，苗军仍驻扎于江州路，而恰在此时朱元璋已经从滁州、和阳一代渡江夺取了太平路，直接威胁东南重镇——金陵（集庆路）。
“至正十五年，五月，巢湖水寨韩成来附，公子谋渡江。……六月，公子率诸将乘舟渡江。……十一月，元杀右丞相脱脱于淮安……至正十六年，二月，张士诚陷平江路”——《国榷》
与此同时，大败张士诚于高邮的脱脱，沦为了元廷内部政治斗的牺牲品，元廷征伐张士诚的大军转而溃散。翌年二月，张士诚就攻陷了平江，金陵的元军四面受敌，危如累卵。此时骁勇的苗军自然成为援救金陵的重要力量，可能是通过长江水路抵达了金陵。
杨完者在江淮一带的征战过程
“至正十六年，三月庚寅，进兵集庆……苗军元帅寻朝佐许成、刘哈剌不花……丙申，徐达、汤和、张德麟、廖永安攻镇江，明日克之，苗军元帅完者图出走。”——《国榷》
然而元军未能坚守住金陵，行台御史大夫福寿等殉国，杨完者出走镇江。徐达、汤和却紧随其后，一鼓作气向镇江追击，杨完者与朱元璋的初次较量以失败告终。出走镇江的苗军此时处于朱元璋和张士诚两股势力的夹缝中，其出路只有南下经广德、湖州前往杭州、嘉兴一带，与达识帖睦迩的元军汇合。
嘉杭一带的地形形同嵌套的两个喇叭口，杭州湾到钱塘江口是“小喇叭”，从杭州向北到太湖南岸的吴兴（今湖州吴兴区）和向南到绍兴则为“大喇叭”。“大喇叭”轮廓向外为群山阻隔，向内则一马平川。这样的地形使得杭州在东北方向除了嘉兴以外别无依凭，对平江-松江一线的异动极为敏感。恰在此时，江北的张士诚南下夺取了常熟和平江，并以平江为大本营开始向杭州攻略。
杭州-嘉兴的地缘劣势
元江浙行省节节败退、孤立无援，已无力镇守北面的门户嘉兴，杭州岌岌可危。此时的杨完者的苗军盘踞于广德和吴兴之间，北有太湖、南有群山，恰是杭州西向的咽喉要道，并与杭州、嘉兴两地成掎角之势。
困顿中的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木儿只得寄希望于苗军，许诺升杨完者为江浙行省参政，招其镇守嘉兴。苗军很快在嘉兴挫败了张士诚，随即又同时向松江和镇江进攻，从东西两个方向包围住了张士诚。张士诚却趁着杨完者在杭州外围大肆进攻，绕开嘉兴，沿着太湖东南岸的平望和桐乡直取杭州，击溃了“漫不为备”的达识帖木儿。
“营盘城，在余杭县南一里，至正十六年，杨完者即溪南旧城内筑以守御。”——光绪年间《浙江通志·卷三十九》
但张士诚此举却殊为不智，孤军突入杭州，很快就被赶回的杨完者切断后路，兵败后从海上逃遁。一再解救达识帖木儿于危局的杨完者随即升任江浙行省左丞，开始全心全意地经营嘉杭地域，加固杭州外围防务。
“至正十六年六月，朱元璋将邓愈等陷广德路。”
“至正十六年七月，公子称吴国公。”
“至正十七年四月，吴国公克宁国路。”
“六月，赵继祖、郭天禄、吴良取江阴。初，张氏跨有淮海浙西，则长兴与江阴其要也。长兴据太湖口，陆走广德；江阴枕大江，扼姑苏通州之津。今为我所有，侵轶路绝。”
“七月丁丑，徐达徇宜兴，克常熟。击张氏兵败之。戊寅，邓愈、胡大海克绩溪。”
——《国榷·卷一》
尽管苗军骁勇善战，多次挫败张士诚南下的企图，奈何困于嘉杭一隅，孤立无援。江西行省的元军在朱元璋的攻势下节节败退，连失广德路、宁国路、徽州路，从西面直逼嘉杭。南面有反复无常的方国珍盘踞于台州路、温州路，处于“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虽无争执却也阻断了江浙行省与福建行省的通路，更何况福建的陈友定也只想“保境安民”，并不会远征驰援杨完者。
杭州-嘉兴-松江-平江-应天一带的三方对峙局势
此时杨完者在嘉杭，与应天的朱元璋和平江的张士诚在江南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其中张士诚最为势弱，不仅南下数次败于苗军，先后失去了太湖西岸的长兴、宜兴，以及太湖与长江间的江阴、常熟。其中江阴和常熟的失陷最为致命，这里曾是张士诚势力跨江勾连的主要通道。再加上方国珍屡屡阻断其海上通路，张士诚被围困于平江一带的狭小地域。
”至正十七年七月，徐达徇宜兴，使前锋赵普胜攻常熟。丙子，德胜师次城下，士德迎战不利，遇伏、马撅，遂为德胜所擒。士德善战有谋，能得士心，浙西地皆其所略定，既被擒，士诚大沮。“
“士德以身絷，事无所成，遣人间道贻士诚书，俾降于元，遂不食而死。”
“是时，士诚累败，势日囧，乃使中丞蛮子海牙为书，请降于元浙江丞相达识帖木儿。达识知其反复，不可，苗帅杨完者固劝，乃许之，承制授士诚太尉。士诚虽奉元正朔，而城池、甲兵、钱粮皆自据如故。”
——《明通鉴》
雪上加霜的是张士诚集团的重要成员——张士德在常熟一战中被擒，张士诚数次企图赎回张士德也以失败告终。在朱元璋和杨完者两相逼迫下，张士诚只得选择韬晦之计，派出应天败逃后的元海军元帅蛮子海牙向达识帖木儿乞和归顺。也有说法称张士德被朱元璋俘获后，传信让张士诚降元。
与此同时，杨完者也在向西征伐朱元璋的过程中屡屡受挫。至正十七年七月，杨完者趁着胡大海进攻婺源之机，以十万兵力进攻徽州，大败而归。面对主动抛出橄榄枝的张士诚，杨完者自然是喜出望外。
然而，在杨完者极力帮助张士诚被元廷纳降的同时，也开启了败亡之路。苗军在嘉杭可谓一家独大，完全架空了达识帖木儿。不仅苗军军纪不严、四处劫掠，居功自傲的杨完者更是干出了强娶庆童之女的荒唐事，达识帖木儿对其早已颇有不满。尽管达识帖木儿一开始并不赞同纳降张士诚，但很快就找到了与张士诚的共同利益，合谋除掉杨完者。
完全没有意识到阴谋的杨完者，自以为北有张士诚、南有方国珍，苗军在嘉杭再不是孤军奋战了，开始全力攻伐朱元璋。然而朱元璋手下战将如云，又深得百姓支持，苗军难以撼动。至正十八年四月，杨完者在建德败于胡大海和李文忠，这无疑给达识帖木儿和张士诚的阴谋带来了机会。
“当是时，徽州、建德皆已陷，完者屡出师不利。士诚素欲图完者，而完者时又强娶平章政事庆童女，达识帖木儿虽主其婚，然亦甚厌之，乃阴与士诚定计除完者。扬言使士诚出兵复建德，完者营在杭城北，不为备，遂被围，苗军悉溃，完者与其弟伯颜皆自杀。”
——《元史·达识帖木儿传》
至正十八年八月，达识帖木儿行使其江浙行省丞相的权利，佯装下令张士诚会同苗军一同进攻建德。杨完者信以为真，派出苗军主力出征建德，自己坐镇湖州。待等苗军远离杭州之后，张士诚回师包围了杨完者，毫无戒备的杨完者力战数日后自尽于营中，一代苗夷英豪终结在自己所效忠的元廷手里。
探寻了杨完者的出身和经历，我们再来看看他声名不显的原因。
难道是因为杨完者屡次与朱元璋作对，导致修著《元史》时刻意隐没了其痕迹吗？看看陈友谅和张士诚的待遇就知道没怎么简单，这两位对朱元璋的恶意和伤害远比杨完者大得多。况且恨得越深反而会黑的越厉害，岂能在著修史册的时候轻描淡写。
霄林天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
其一，很难给杨完者准确定位，既不宜抬高，也不宜贬低。
桀骜的苗人在历朝历代都是让统治者极为头疼的存在，儒道难以教化、王道难以臣服，只有扶植当地土司的分化之策最为有效。杨完者无疑是这种政策的成功范例，但是他效忠的却是蒙古族的元廷，不宜以忠义之名来为其列传。这不同于为蒙古族的忠臣列传，他们不是已经战死就是被驱逐到了漠北，不再有任何威胁。而且他们对自己民族的王朝尽忠本就无可非议，在史籍中称赞其对元廷的忠义，有利于传统封建伦常的宣传教化。
但如果连身为元朝最低等的“南人”都效忠元廷，那置造反作乱的朱元璋于何地，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这会影响苗人对明朝政府的忠诚度。
“苗军主将杨完者在杭，纵其军钞掠，莫敢谁何，民甚苦之。”
——《元史·石抹宜孙传》
“而苗军素无纪律，肆为钞掠，所过荡然无遗。”
——《元史·达识帖木儿传》
然而贬低杨完者，却会影响对苗人的安抚。对于杨完者和苗军的暴行，《元史》极为克制的进行了描述，简略代过。他们担心过分的贬斥，会让苗人觉得杨完者和苗军导致明朝政府仇视苗人，贬低杨完者只是开始，明朝政府很有可能会对苗人施加更多报复。
既然褒贬都不合适，那就只有淡化，尽可能地简略记载，让他慢慢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二十五史之“新元史”
其二，是作为源头的《元史》本身具有缺陷。
作为一个制度较为混乱的统一王朝，元代的官方史料并不详尽。修著《元史》的时候，对汉人尚可参考碑文资料，很多蒙古名臣却无可稽考，更遑论备受歧视的苗疆人士。而仓促成就的《元史》仅仅是对当时已有元朝史料的堆砌，少有勘正和比照，元末的历史尤为严重。
后世清朝在修《明史》的时候，对不涉及建州女真的明史部分大多遵循明朝官方的记载和观点，对于杨完者和苗军则更为简略，不但不加考证，甚至在《元史》基础上多加删减。
直到后世北洋政府修著《新元史》，集明清两代官修正史和私修史籍之大成，重新增补了很多元末人物的列传，这其中就有《杨完者传》。但由于前人不予关注，可取信的史料太少，在篇幅和细节上仍远不如其他人物。
杨完者的失败，体现了封建社会少数民族同胞们的无奈和困顿。特别是在王朝更替、兴亡交际的特殊时代，他们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窘。
进则投靠朝廷、讨伐叛乱，却因军力日盛为朝廷所忌惮，征战他方也得不到当地百姓的支持；退则固守一方、保境安民，却又苦于赋税徭役和战乱灾荒。
而民族政策的抉择，也同时影响到一个封建王朝的根基。元朝作为一个统一的集权王朝，对其他民族长期存在提防和偏见，致使它始终无法构建正常的统治秩序，仅仅98年就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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