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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为何流行赏赐章服?不过是一种维护其专制统治的手段

文/江南铲史官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易传》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象征,远古时代,便为统治阶级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和浓重的色彩。因服饰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显性的文化符号特征,统治阶级常把服饰赏赐作为重要手段,将皇家的荣耀和恩赏赐予臣民,以示优遇。

以章服为主的宋代服饰赏赐,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能折射出社会的某些面相

一、宋代章服赏赐的内容

章,即官吏的佩饰,主要指官服上佩戴的鱼袋、革带。服,是指官吏的服饰,以紫衣、绯衣为主。推行章服制度的目的在于区别官职之高下,地位之贵贱。

章服制度化始于隋、唐,三品官以上服紫,佩金鱼袋,五品官以上服绯,佩银鱼袋。宋初,因袭唐制。宋神宗元丰年间规定,阶官至四品服紫,至六品服绯。

一般而言,赐章服是指官品未及,不能服紫、绯的官员,朝廷特赐改转服色,赐予紫、绯服以及相对应的金、银鱼袋。

古代的龟符合鱼符

绯衣、紫衣

宋代,赐绯、紫主要依据年格和事功无论其赏赐的标准如何,均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依据年格改转服色,多随朝廷中的政治事件如郊祀、登基等推恩而行。如宋太宗雍熙元年郊祀大典后,政府允许升朝官服绯、绿达20年的官员,依次赐予紫衣、绯衣;宣和七年十二月,宋钦宗即位,大赦天下,承务郎以上服绿、绯及15年的官员,并与改转服色。

除在重大政治事件时依据年格改转服色外,宋廷还规定,外任官员如诸路转运使任职至10年者,也可获赐章服。

依据特恩赐紫、绯服,最初只是在较小的范围内进行,见诸史实的多是对个别大臣的赏赐。随着各项制度的逐步完善和调整,依据特恩予以赏赐逐渐扩大到某类品官。如宋仁宗嘉祐三年规定,三品转运使朝辞上殿日特赐章服;南宋初年,更是明确规定以下三种情况可赐紫、绯,即自庶官迁至六部侍郎、待制,或因出奉使者,或凭借任职的年数和劳绩。

总体来说,宋代官员改转服色的时间在缩短。另外,改转服色的资格在降低,通过特恩获得赏赐的队伍在扩大,这些都使得有宋一代获赐章服的对象越来越多,渐呈膨胀之势。

宋代官服

鱼袋

作为章服制度的一个重要构件,鱼袋的作用和含义变化最为明显。最初,鱼袋只是出入宫禁的符契,可防诈伪。唐玄宗开元以后,规定服紫、绯者需佩鱼袋,鱼袋遂成为章服制度的一部分。

宋制与唐不同,唐朝的鱼袋以袋盛鱼符,而宋代的鱼袋,内已无鱼符,只是在袋上用金、银饰为鱼形,垂挂在公服的后面,以明尊卑、高下,失去了符契的作用。

雍熙元年,南郊大典后,宋太宗以鱼袋赐予近臣,内外升朝文武官开始佩饰鱼袋。服紫者,佩以金鱼袋。服绯者,佩以银鱼袋。若赐以紫服,则佩以金涂银鱼袋。京官、幕职州县官获赐紫、绯的同时,也可佩鱼袋。

当时规定,亲王、武官、内职、将校不佩鱼袋。不过,这一规定在不同程度上有所突破。如陈尧咨以龙图阁学士换观察使,即以文官换武职时,似有所不甘,“愿佩金鱼以示优异”,这一请求被获准。而自熙宁八年始,亲王也可佩玉鱼袋。

鱼袋一般为金、银质地,但也有玉制的,多与亲王玉带相配。如熙宁八年,宋神宗赐岐王赵颢、嘉王赵玉带各一条,二王为避嫌,请配以金鱼,后诏赐玉鱼。亲王服玉带佩玉鱼自此始。

宋代皇帝朝服

二、宋代章服赏赐的对象

宋代,从章服赏赐的发放上,可分为定期赏赐和临时赏赐两种。出于政治和军事等需要,定期赏赐的规模较大,一般针对官员发放。临时赏赐虽规模不大,但涉及的社会层面较广。

皇亲贵戚

宋代,为防止内乱,采取了多种防范措施,如不许宗室成员染指具有实权的高官职位,以防其进入权力中心等。与此同时,为保证天之骄子的尊贵地位,又赋予其极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经济待遇。

如前文所述,宋神宗时,赐嘉、岐二王玉鱼袋佩玉带,并成为定例。又如宗室节度使带同平章事者,特赐球文方团金带、佩鱼。

高、中级文官

除享有极高的俸禄外,宋代的中高级官员还可在皇帝登基、诞圣节、郊祀、明堂大礼等活动中获得章服赏赐。高级官员在其生日、受命、朝见、辞别、致仕等特殊的日子和场合,还会得到特别的赏赐。

史载,亲王、宰相、使相生日时,可获赐衣五事。以宰相为首的高官,在初拜宰辅,或受命入谢时,有获赐服饰的机会。

使相朝见、辞别时,朝官出知为外任官等,均可获得赐衣。尤其是使相所获赏赐级别最高,物品最多,朝见时可获“赐衣五事,金带”,辞别时又可获“赐窄衣六事”的赏赐。

高官致仕后,在举行大礼及皇帝登基等重大事件中,常有机会得到袭衣、金带的赏赐。如宋仁宗皇祐二年,明堂大礼成后,特赐内外致仕文武升朝官以上官员粟、帛、羊、酒等,而太子太傅杜衍、太子少师任布更获得了袭衣和金带的赏赐。而此类赏赐也由此成为定例,规定自两府致仕的官员,大礼后皆赐衣、带、器币等物。

宋代对中高级官员的赏赐,次数之多,数量之巨,令人咋舌。这些服饰赏赐多以心理情感为纽带,有着较为浓厚的人情味,通过心意感召来实现君臣上下的互动,既能拉近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心理距离,也更易于激发大臣对皇帝的感恩戴德之情,进而尽心竭力、心甘情愿地为国效忠。

宋代官员

一般文官

一般官员虽无法享有像中高级官员那样优渥的赏赐,且赏赐的机会也远远少于中高级官员,但因其队伍数量庞大,每年也需有大项支出。与高、中级官员相比,一般官员的赏赐更趋于事功赏赐,赏赐事由较多。

将帅与士兵

以上多述及文官系统,在宋代,对将帅、士兵的赏赐为经常之举。自宋朝建立起,战事连绵不绝,危机四起,国家几度处于危亡的境地。为鼓舞士气,提高将帅的忠诚度,即使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宋廷仍常有大规模的赏赐之举,其中就有不少属于章服赏赐的内容。

皇帝在巡幸、校阅时常赐衣给将士。如乾道二年十一月,宋孝宗巡幸大教场,赐将士鞍马、金带。在将帅出征前及行军途中,皇帝常将服饰作为激励战功的赏赉,并由此体现出皇帝对在外将帅的殷殷关切之情。如乾德二年十一月,在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攻蜀前,宋太祖赐其金玉带。

服饰又是战功赏赐的重要物品。大规模战争开战的前夕,宋廷往往需要筹备大量包括服饰在内的物资,作为奖掖战功的赏赐。如皇祐四年,宋廷曾发放给狄青锦袄子、金银带各200领、条,以备军功。

南宋,因形势所迫,政府奖掖将领、士兵的服饰次数更多。中兴大将刘光世、韩世忠、岳飞等都先后获赐过金带。

服饰又是战功赏赐的重要物品

外国使节

自西周以来,中原王朝常利用服饰赏赐作为彰显国威、宣扬儒家礼仪与教化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宋朝也不例外。

对于贡使入宋进贡,宋政府一律给予优厚的回赐,回赐中多有章服赏赐。其中,因辽朝的特殊地位,对该国使节的赏赐最为丰厚。开宝八年八月,宋廷已开始根据辽使的职位、等级,给予不同的服饰赏赐。

至南宋,国防外交的主要对象转为金政权,两国之间的使节往来受到高度重视。绍兴十三年,和议刚定,便令有司制定了每年金国贺正旦、贺生辰使及相关人员的赏赐格目。规定在朝见时,赐正使、副使等数量不等的衣带。身份、品级越高,所获衣物就越多越贵重。正使赏赐最厚,赐衣8件,其中就有紫服、金带、金鱼袋等物。

降臣

北宋的疆土是在歼灭多个地方政权的军事行动中不断拓展的,对臣服者的安置与处理,多少会影响到对其他割据政权的征战与降服。

北宋初年,对这些亡国之君及其子弟,大多采取优待政策,赐予其高大的府第,赏赐品充斥其间,其中每每有精美的章服,多为袭衣,金、玉带等。如太平兴国四年,北汉主刘继元遣客省使李勋奉表请降,宋太宗赐其袭衣、金带、银器、锦彩、银鞍勒等物。

契丹人

归明、归正人

为鼓励更多的人“弃暗投明”,宋廷较留意对归明、归正人的安置,多赐予土地、钱物等鼓励其安家立业,赏赐品中也有章服。如宋仁宗庆历元年八月,以契丹归明人赵英为洪州观察推官,赐绯衣、银带及缗钱50贯,更名至忠。

高年

宋太宗一朝对高年的赏赐活动较多。端拱初年,宋太宗诏访天下高年,前青州录事参军麻希梦以90余岁的高龄召至阙下,诏以尚书工部郎中致仕,赐金紫。其后帝王也有继承这一做法的。如庆元五年八月,宋宁宗至寿康宫进香,致仕官员郎年80岁以上,赐紫服,其余官员70岁以上,服绯、绿及十年者,并赐改转服色。

综上可见,宋代章服的赏赐对象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受赐的社会层面较为广泛。其中,皇亲贵戚、高中级官员获得的赏赐不仅次数多、数量大,而且价值也高。这种落差是封建等级制度在服饰赏赐上的体现。

宋太宗一朝对高年的赏赐活动较多

三、宋代章服赏赐的功能

服饰赏赐属于物质激励的一种方式,统治者企图通过服饰赏赐,利用物质刺激手段,激励臣民勤于职守、积极进取、振奋军威、保家卫国、促进生产、恪守封建伦理纲常等,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维护专制统治的最终目的。

在宋代,章服赏赐往往伴随着精神赏赐和其他物质赏赐而来,其具体功能如下:

稳定社会秩序,提高臣民的忠诚度

按照章服制度,不同式样、颜色、配饰的服饰只能赐予与之相对应级别的官员。因此,臣民们将获得超出身份以外的服饰视之为一种恩宠与荣耀,一种引人注目的政治殊荣。统治阶级正是利用这种心理,将章服赏赐作为提高臣民忠诚度的一个重要手段。

优礼士人,营造以文治国的氛围

北宋初年,就已确立了“右文”政策,而章服赏赐是皇帝对儒臣表示尊崇之意的主要途径之一。通宋一朝,皇帝通过赏赐学官章服以示礼遇的事例非常多。

树立典范,引导民众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在宋代,因治绩、军功、上谏、修书、献书、讲学等得到章服赏赐的人比比皆是。通过对榜样人物的旌赏,统治阶级提出了社会期望的人格标准,为社会树立了各类典范。

这些榜样多符合儒学中理想人物的标准,如忠、孝、节、义等。统治阶级通过树立崇高的道德形象,激励、控制、影响民众的心理与行为,唤起民众的道德情感,引导民众的思想和行为走向统治者期待的方向,从而维护专制统治。

结语:宋朝统治者将章服赏赐作为一种驭人治术,有效维护了其专制统治。然而,宋代后期因章服赏赐过多过滥,从而导致公信力的降低,甚至失去奖赏本身的意义。这种毫无节制地赏赐,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也大大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

宋朝统治者将章服赏赐作为一种驭人治术,有效维护了其专制统治

更多精彩请关注“江南铲史官”,文中图片来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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