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布了这样一份诏书，“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赫然是废除了自隋唐时期就已经正式确立的“三省六部制”中的“中书省”，改由他自己亲自处理全国政务。而明太祖之所以要这么做的原因，属实是因为在明太祖的意识里，原本的“三省六部制”已经不能满足他“中央集权”的需要。一旦中书省“势大”，那势必就会影响皇权，但若是不放权的话，“中书省”所处的政治地位又着实有些鸡肋，有备位充数之嫌。那“罢中书省”，连带废除丞相等管职又有何不可呢？——《明史·太祖二》
中书省令牌
对于很多对历史不太熟悉的小伙伴而言，或许并不知道“中书省”所代表的到底是什么，所以难免就会从现代意义上的“省”字去解释，主观的认为“中书省”是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名称。
这样的解释其实是不对的，所谓“中书省”，说白了就是封建时期直属皇帝管辖的一个“中枢官署”之名，也就是封建政权的“政治核心部门”，代表的是一个政治机构的名字。
自隋唐时期正式确立“三省六部制”中央官制体系以后，“中书省”所承担的职能就一直都是“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负责掌管机要、落实中央政令、制定决策等最高政治事务，实打实的一个总理全国大事的“中央政治机构”。——《新唐书·百官志》
即使到了后世的宋、元时期，也亦是如此，不过就是在具体的职权划分上会略微的有点差异，就好比宋朝时期的中书省，其承担的职责就只有“行政事务”之权，却并无处理“军政”事务、以及“财政”事务之权。
元朝军队画像
而元朝虽与隋唐一样，都让“中书省”总理全国大事，但是在地方上又分设了“行中书省”来分掌地方政务，只不过是在名义上归属“中书省”管辖。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行中书省所管辖的区域”，就正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省”字概念的雏形。
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会疑惑，既然中书省的权力这么大，那岂不是说在隋唐时期正式确立以后就已经对“皇权”构成威胁了吗？那为什么还会一直发展到明朝以后，才彻底废除呢？难道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就从来没有在意过“中书省”对皇权的影响吗？
诚然，“中书省”的职权确实很大，也确实足以对封建“皇权”构成很严重的威胁，但要说封建统治者不在意这些的话，显然不可能。毕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集权观念早已在他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定然是不愿意与他人共分天下的。
所以，若要说为什么会到明朝才被废除，只不过是因为历朝历代的“政治体系”都与明太祖朱元璋执政时期不同，故而在对“中书省”权力的限制上方式上，自然也就不尽相同了。
唐朝三省六部制框架示意图
唐朝对“中书省”权力的限制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分割”政务处理流程，既然“中书省”负责辅佐皇帝处理政务“总判省事”，也就是制定决策，那唐朝统治者就让同为“三省”之一“门下省”负责“掌出纳帝命”，也就是负责发布皇帝诏命。——《旧唐书·职官二》
顾名思义，就是由中书省负责提出政务的解决方案，然后由“门下省”负责审批这份“决策方案”是否可行，如果可行的话，便可以进一步的递交给“尚书省”，再由尚书省下发到“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具体执行。
如此一来，其实也就等同于是将政治事务的处理流程划分成了“提出方案”，“审批方案可行性”、以及“具体执行”等三个阶段，从而让“三省”虽各自执掌大权，但是却始终都处于一个互相牵制的局势，从而无法彻底的独揽大权，自然也就没办法对“皇权”构成太大的威胁。
宋朝二府三司制度框架示意图
宋朝的政治体系其实与“三省六部制”并无太大关联，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在执政后并没有继续推行“三省六部制”，但是却也没有废除“三省六部制”，而是在其基础上重新设立了一个“二府三司制度”。
分设“中书门下”作为最高行政机构；“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构；以及“户部、盐铁、度支”三司作为最高财政机构。
也就是说，宋朝的“中书门下”，其实就等同于是“中书、尚书、门下”三省的聚合体，表面上来看，虽然是将唐朝时期被分割的政治事务处理流程重新聚合到了一起，但是却也仅仅只有处理“行政事务”之权，其它“军政”、以及“财政”二权均被剥夺，且皆由皇帝直接管辖。
其次，在宋朝时期，虽说“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真相之任”，但事实却是这“同平章事”俨然呈现出一种“无常员”的现状，顾名思义，就是将“中书门下”的最高长官位置设成了“虚衔”。——《宋史·职官一》
正如《古今源流至论·三省》中的记载，“国初三省长官第为空名，惟侍中有真拜者”，显然是直接架空了“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的实权，成了一个空有“三省”之名，却并无三省之实的“三省六部制”。
试问，在这种最高长官都被设成了虚衔，且没有军政大权、以及财政大权支撑，只能处理行政事务的情况下，“中书省”作为三省之一，它又该如何去威胁皇权呢？或者是靠谁去威胁皇权呢？显然是极难办到的。
元朝政治体系框架示意图
元朝对“中书省”的限制方式，实则与宋朝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元世祖忽必烈自中统元年，也就是公元1260年“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元史·百官一》
同样是采用了一种军、政分离的统治体系，但是在“中书省”最高长官的设置、以及其具体的职权上，元世祖忽必烈却并未将其架空，而是选择了将其“同化”。
将“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一职，“以皇太子兼之”，同时在皇太子之下又分设“右丞相、左丞相各一员”，借以辅佐皇太子处理政治，显然是给中书省注入了一道“皇室”血脉。
如此一来，即便是中书省执掌大权，总领百官，但是其所代表的却显然是成了皇室，或者说是在代行皇权，而不再是代表“官僚”，那“中书省”对皇权的威胁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明初“中书省”官员画像
但是问题也正是出在这里，由于元朝时期的“中书省”其实就等同送“宋朝中书门下”的加强版，所以并未复置“门下省”，执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尚书省”也是今年设立，明年就罢了，时立时废，并没有成为定制。
正如《元史·职官一》的记载，“七年，立尚书省，......八年，罢尚书省，......二十四年，复立尚书省，......二十九年，以尚书再罢”，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尚书省仍归中书”，就是把“六部”也一并划分到了“中书省”之下。
而明朝承袭的又是元朝的制度，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书省”在历经朝代更替、时代变迁以后，在到了明朝之时，已经是形成了一副“独揽政治大权”的景象，不但有着决策权，还同时有着“门下省”的审核封驳权，以及后续“尚书省”的执行权，总领六部百官。
朱标画像示意插图
再加上明初皇太子“朱标”并未担任“中书省”的最高长官，而是被明太祖朱元璋一门心思的当成继承人在培养，也就是说，明太祖朱元璋也并没有去选择将“中书省皇权化”。
如若再结合笔者上文曾提到的唐、宋两朝对“中书省”权力的限制方式，相信大家不难发现，明朝的“中书省”在明初其实并未受到太多的限制。
丞相胡惟庸示意画像
那么自然也就被丞相“胡惟庸”抓住了机会，自洪武六年，也就是公元1373年，明太祖封“胡惟庸为右丞相”以后，胡惟庸就开始逐渐在明朝朝堂中发展自己的势力。——《明史·太祖二》
从而也就有了胡惟庸后来“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的事件发生。胡惟庸显然已经因“中书省”的势大而变得擅权专制，独揽朝政，对明朝皇权的稳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明史·奸臣》
以至于后来更是“令在外收集军马。又尝与陈宁坐省中，阅天下军马籍，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贤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显然是想要起兵谋反了。——《明史·奸臣》
所幸在胡惟庸谋反前，其意图谋反的事情就已经被明太祖察觉，所以胡惟庸谋反并没有成功，而是“及其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伏诛”，于洪武十三年所发生的历史上有名的“胡惟庸案”也便是因此而来。——《明史·太祖二》
但这次事件的爆发，无疑就给一直都想要实现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明太祖朱元璋敲响了一个警钟，让他深刻的意识到了“中书省势大”以后所可能导致的后果是多么严重。
故而，于洪武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同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更定六部官秩，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明史·太祖二》
非但罢了“中书省”，废除了丞相等官职，接管了原本由中书省管辖的“六部”；更是对执掌军政的“大都督府”也一并进行了改革，将原本有统兵权以及调兵权的“大都督府”分成了“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对兵权实施了进一步的分化。
与此同时，明太祖为了避免武臣拥兵自重，更是让六部之一的兵部“掌天下武卫官军选授、简练之政令”，顾名思义，就是只让“五军都督府”保留统兵权，调兵权却收归中央，由明太祖直接管辖。——《明史·职官一》
胡惟庸案漫画插图
由此也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明太祖朱元璋为何要“罢中书省”，而不是对中书省加以改革呢？
毕竟，明太祖此举，实则相当于是让自己一个人独揽了全国的政治事务，甚至是军政事务，大家别忘了，“五军都督府”的调兵权可是归兵部所有的。
另外，明太祖再怎么着，也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个“肉体凡胎”的人，而不是机器，如果凭他自己一个人的话，显然是无法独立完成这般巨大的工作量的。
明太祖朱元璋画像
那么他为何还要做呢？其实，不是明太祖朱元璋想要这样做，而是他不得不这样做。
明朝政治体系框架示意图
更别提明太祖作为一个统治者，还是一个开国统治者，大家说明太祖会愿意这么做吗？会愿意百分百的承袭前朝或者是此前曾出现过的制度吗？自然是不会的。故而，明太祖只能是选择破而后立，直接就废除中书省以及相关的丞相等官职，然后由自己来直接管理六部。
一来避免了削除“中书省”大权后所导致的“中书省”没有实权，却又身居高位、备位充数的多余财政消耗，减少了额外的财政支出，二来也能对官僚统治体系实现更直接的掌控。
其次，行政大权权分六部以后，明太祖显然也能更好的实现对官员的控制，亦是能因剥夺了五军都督府的调兵权而有效的避免“武臣”拥兵自重的情况。
至于明太祖自己，则只需要“置四辅官”来辅佐他处理政务即可，那么首先在统治成本上就下降了许多，效果也同样并未受到太多影响，而且，这四位辅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明史·职官一》
“辅臣”根本就没有太多机会与朝堂官员接触，这也就等同于是有效的避免了辅臣与外朝官员相互串通，继而徇私舞弊的事件发生。
如此一来，“中书省”势大威胁皇权的问题，以及其备位充数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明太祖朱元璋还更好的促进了“中央集权”的进程，节约了财政支出，巩固了明朝的君主专制体系，属实是一举多得。
明朝内阁官员画像
综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难发现，明太祖之所以要“罢中书省”，属实是因为中书省势大之时所可能导致的威胁皇权的后果，以及其被削权之后所可能处在的一个“备位充数”的鸡肋地位，让明太祖朱元璋清楚的意识到了“中书省”着实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那么既然废除中书省后会带来一系列的好处，那又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彻底废除弊端重重的“中书省”制度，然后找几个没有官职且更加利于集权的辅臣来辅助处理政务呢？
值得一提的是，这所谓的“四辅臣”，也就是后来的明朝内阁的雏形。
所以，如若单就明太祖废除中书省后，其对明朝所产生的促进中央集权、加强君主专制、节约行政成本等诸多方面好处而言，“罢中书省”对明朝统治体系的正式确立和完善属实是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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