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开国,号称“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然而事实上,打脸此说的例子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韩通之死。
韩通是五代时期后周的开国将领,累功至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
陈桥兵变剧照
在宋太祖陈桥兵变进入都城时他因组织抵抗被杀,成为赵宋开国史上最特别的流血事件。
说韩通被杀特别,还在于涉及易代隐秘,在宋代正史中被有意隐去了很多细节,使得韩通之死更显得扑朔迷离。
韩通“弱冠应募,以勇力闻”,跟随后汉刘知远征战,渐积军功。后来入后周太祖郭威麾下效力,因护卫郭威“身被六创”,从而被郭威信任,“委以心腹”。
韩通先后跟随后周太祖、后周世宗参与了一系列重大战役,在后周开国及发展壮大中居功至伟,累功至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成为后周军事体系中的最高统帅之一,威信颇高。
在周世宗去世后,军政多由韩通裁决。
韩通剧照
就是这样的人物,在陈桥兵变中成为了后周唯一的死难重臣。
韩通身为周臣,且为周室死,理应被载入史册,名垂千秋。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在北宋官修的新旧五代史均不见其传记。
韩通无传,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宋初,宋太祖诏令薛居正等人修《五代史》,是为《旧五代史》。在这本官修的《旧五代史》没有为韩通立传。
很多年后,欧阳修编《新五代史》,他高举义理大旗,与《旧五代史》相比,多有创新。但是他仍旧没有给韩通立传。
这在当时便遭到时人的批评。
子瞻问欧阳公曰:“《五代史》可传后也乎?”公曰:“修于此窃有善善恶恶之志。”苏公曰:“韩通无传,恶得为善善恶恶?”公默然。
又如:
旧传焦千之学于欧阳公。一日造刘贡父,刘问:“《五代史》成邪?”焦对:“将脱稿。”刘问: “为韩瞠眼(韩通 )立传乎?”焦默然。刘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
显然,在当时人如苏轼(子瞻)、刘攽(贡父)看来,已然把是否为韩通立传视为《新五代史》能否传世或是否一流的标志。
韩通成为修史者必须要直面的人物,这里面隐含的信息不言而喻。
尽管《新五代史》为褒扬忠义特别立《死节传》、《死事传》,却偏偏不将韩通列入其中,可见此事的隐讳在七八十年之后仍令人讳莫如深。
我们可以肯定,韩通之死,事涉敏感事件,史家要避讳,不敢直书。
身为五代周臣,在五代史中却无传记,连元代人都看不下去了。脱脱在修《宋史》的时候,特别创立一传,叫《周三臣》,韩通位列首位,正式为韩通立传。
在《宋史·周三臣》之前,脱脱加入了一段感慨:
《宋史》传周三臣,其名似之,其义异焉,求所以同,则归于正名义、扶纲常而已。韩通与宋太祖比肩事周,而死于宋未受禅之顷,然不传于宋,则忠义之志何所托而存乎?
至此,在近四百年后,韩通终于在官修史书中有了自己的传记。
身为周臣,被赵宋所杀,韩通却立传于《宋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宋史》脱胎于宋代国史,在宋代官方有选择的“加工”和“遗忘”外,韩通之死已然失去了本来的面貌。
在宋代人留下的是官方或民间的史书中,韩通之死有几种差异极大的记载。
宋太祖
特别是被杀前,有未抵抗、准备抵抗、抵抗、激烈抵抗等不同记载。
《宋史·韩通传》记载道:
太祖奉诏北征,至陈桥为诸军推戴。通在殿阁,闻有变,惶遽而归。军校王彦升遇通于路,策马逐之,通驰入其第,未及阖门,为彦升所害,妻子皆死。
《宋史》脱胎于宋代国史,这就代表了北宋官方的记载。根据这个记载,韩通听闻兵变后,仓皇逃往家中,结果路上遇到军校王彦升,被他追至家中杀害,且妻儿子女一同被杀。
《宋史》的记载基本上是沿用了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涑水记闻》的记录。
及太祖勒兵入城,通方在内阁,闻变,遑遽奔归。军士王彦升遇之于路,跃马逐之,及于其第,第门不及掩,遂杀之,并其妻子。
兵变时,在京的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未抵抗,逃家被杀。这是最官方的记载,也几乎成为了韩通之死的权威说法。
这自然是赵宋统治者希望看到的了,大宋代周,无人反抗,正是天命所归。对韩通而言,他没有抵抗,也算不得忠于后周。
这个说法见于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
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在京巡检太原韩通,自内庭惶遽奔归,将率众备御。散员都指挥使蜀人王彦升遇之于路,跃马逐之,至其第,第门不及掩,遂杀之,并其妻子。
这里面多了一句关键的话“将率众备御”,说明韩通准备抵抗赵匡胤的军队,结果被被杀。
韩通剧照
自此南宋的一些史书在涉及韩通之死的情节多便多了一个韩通“准备抵抗”的细节。
元代修撰的《宋史·太祖本纪》也有这个记载。
“副都指挥使韩通谋御之,王彦升遽杀通于其第。”
这个记载说明,韩通是有忠于后周的实际行动的。
南宋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记载:
“上之入京也,韩通率众备御。”
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将率众备御”相比,少一个“将”字,说明韩通已经在率军抵抗,京城发生了战斗。
而文人笔记的记载更加直接、详细。
北名相王旦之孙王巩在《闻见近录》记载道:
“ 明日,陈桥欣戴,入御曹门以待将相之至,时伏弩右掖门外。通出,死矢下。石守信实守右掖,开关以迎王师。”
北宋苏辙在《龙川别志》则说:
“入城,韩通以亲卫战于阙下,败死。”
苏辙
宋人王大成在《野老记闻》记载道:
子瞻问欧阳公曰:“《五代史》可传后也乎?”公曰:“修于此窃有善善恶恶之志。”苏公曰:“韩通无传,恶得为善善恶恶?”公默然。通,周臣也。陈桥兵变,归戴永昌,通擐甲誓师,出抗而死。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看到韩通率军和赵氏族军队展开了激战,韩通率亲卫死战,战败而死。
虽然此种说法多是多是私人笔记,但因为私人笔记摆脱了正史国史的各种避讳顾忌,才敢记载一些正史不敢记录的事情,它们记载的“典故沿革,多为史传所未详”,却并不是凭空杜撰的。
何况王巩、苏辙、王大成、吕中都是宋朝人,他们不至于有意抹黑本朝,韩通抵抗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韩通之死,资料的记载从未抵抗,到将要抵抗,到抵抗且是激烈抵抗,官方和民间的记载差距很大。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韩通之死,从激烈抵抗到抵抗,到将要抵抗,最后到未抵抗,官修的史书是不是存在一个有意“加工”、“裁剪”的过程?使得最终正史中只留下韩通未抵抗被杀的记载。
我们可以想象,陈桥兵变时韩通英勇抵抗并壮烈殉周的事迹是被赵宋有意抹去。
不管怎样,韩通死了,而且几乎是被灭亡。
韩通、韩通妻子、及其长子、次子、三子全部生死,而幸存是三岁的幼子和四个女儿。
韩通死后,宋太祖对韩通前后态度的变化也令人玩味。
韩通被杀后,宋太祖立刻给与了极高的礼遇。
宋太祖剧照
《宋史·太祖本纪》记载:
赠韩通中书令,命以礼收葬。
《宋史·周三臣传》则详细记载了宋太祖的嘉奖诏令:
即下诏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应期;临难不苟,人臣所以全节。故周天平军节度、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卫亲军马步军副指挥使韩通,振迹戎伍,委质前朝,彰灼茂功,践更勇爵。夙定交于霸府,遂接武于和门,艰险共尝,情好尤笃。朕以三灵眷佑,百姓乐推,言念元勋,将加殊宠,苍黄遇害,良用怃然。可赠中书令,以礼收葬。遣高品梁令珍护丧事。”
韩通死后,宋太祖做足了体恤的文章,“嘉其临难不苟免”,“追赠韩通中书令,以礼葬之”。
这是宋太祖对韩通的官方的褒扬。
然而这仅仅是表象,不然为何宋代官修的两部五代史都不给韩通立传呢?
事实上,赵匡胤和韩通在后周同朝为官,两人的关系并不好。
从官职上,韩通无疑是赵匡胤的上官,地位、声望都是赵匡胤无法比拟的,而且是他夺取政权的最大阻碍。
“周郑王幼弱,通与上同掌宿卫,军政多决于通。”
韩通之子早就觉察到赵匡胤势力的增长及其野心,曾劝韩通早下决断。
其子颇有智略,幼病伛,人目为“橐驼儿”。见太祖有人望,常劝通早为之所,通不听。
王巩在《闻见近录》也记载道:
太祖将北征,过韩通饮。通子欲弑之,通力止乃已。
无疑,韩通是赵匡胤代周的最大障碍。至少在开封城内,不解决韩通,他难以站稳脚跟。一旦韩通振臂一呼,在外的李重进等将领率军策应,等待赵匡胤的只能是死亡。
韩通墓
当一切安定下来,赵匡胤对韩通的态度也就不自觉地发生了变化。
后太祖幸开宝寺,见通及其子画像于壁,遽命去之。
对韩通的嘉奖不过是权宜之计,宋太祖见不得开宝寺墙壁上挂韩通及其子的画像,或者这两人画像的存在总会让他想起些什么,命人摘去。
所谓宋太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不过是官方史书的美化。
在这般美化下,韩通成为了牺牲品,他的事迹也被有意地遮掩、裁剪。
宋廷不宣扬韩通,并非仅是怕打脸赵宋皇帝那么简单。韩通之死本就带有很浓的阴谋色彩,想想韩通几乎被灭门,陈桥兵变所谓的“不流血”和“不戮一人而得天下”只是一个泡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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