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魏孝文帝的宗室辨族

摘要:宗室辨族是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对拓跋氏族群的进化产生了深远意义。孝文帝依当世五属的标准辨族,扫除氏族直勤体制的残余,把宗室打造为狭义的五服制家族。此举的初衷是远遵华夏古礼、近取南朝新风,而沉重的经济压力则是直接的现实动因。辨族活动在孝文帝死后归于沉寂,出服疏宗的宗籍依然得以保留。而阻滞其长久贯彻的原因在于:直勤尊同祖习俗的根深蒂固,中原正统王朝家国一体观念的制约,中古北方大族族制的影响,以及北魏特殊的政权结构等。辨族试图折衷古今、调和现实与理念,但单纯地凭借权威和政令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事物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的。关键词:北魏;孝文帝;宗室;五服制;辨族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灢5315(2013)05灢0130灢06 收稿日期:2012灢09灢29 基金项目:本文获得了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科学前沿与交叉学科创新项目“北魏宗室阶层士族化进程研究暠(2012QY046) 以及吉林大学“985工程暠建设基金项目资助。作者简介:刘军(1979—),男,辽宁抚顺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学界历来侧重从政治、经济、文化和习俗方面探讨改革的成就,较少触及胡人家族体制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我们知道,拓跋鲜卑的族群结构在入主中原后长久保持草原时代的氏族原生态,迟滞了自身的进化与发展。约于太和十七年(493)前后,孝文帝借助华夏的服纪关系,对作为胡人勋贵总代表的宗室阶层进行系统的家族制改造,是为变法之首要举措。虽然学界已有柏贵喜、康乐、罗新等人的研究成果阐释孝文帝的宗室族制改革,但对其日后的贯彻情况却未加以连续、动态的捕捉,以偏概全在所不免栙 。本文集中探查“辨族暠这项核心内容的变动线索,分析内在的成因,希望对深化论题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 孝文帝的辨族基准及执行情况北魏宗室是拓跋鲜卑核心氏族成员,官方初以分部之始的献帝邻,后以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作为宗室的法定范围[1]。他们是北魏统治基石代人军功集团的轴心和骨干,在政权建立及巩固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因此建国后充分享有各种礼遇, 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权阶层。孝文帝推行汉化,欲以宗室为楷模,其在族制改革浪潮中自然率先垂范。而在此前,拓跋氏始终受到血亲氏族“直勤暠传统的影响,宗室成员皆冠以“直勤暠称号,彼此地位和权益基本对等[2]。这种模糊亲疏贵贱的氏族关系对团结族人、统一意志尽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王朝时代却成为专制皇权的绊脚石,宗室凭借直勤赋予的平等的君位继承权随时可向皇位策动挑战,由此引发的内乱不绝史乘[3]。孝文帝顺应现实需求,汲取历史教训,变直勤关系为家族身份,构建长幼尊卑的等级秩序。太和中叶的宗室族制改革分为两个环节:首先是以华夏五服替换直勤资格,依据与帝室血缘之远近,将宗室成员分置于相应的服纪节点上,享受大小不等的权利;其次是充分发挥五服 130 的辨族功效,剔除出服疏宗,将宗室维持在“当世五属暠或“四庙子孙暠的有限范围内。后者事关拓跋氏族群的构造与规模,在孝文帝生前身后掀起了巨大波澜,这是本文研究的着眼点。社会学研究认为,中国古代的五服家族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前者是同祖的父系血缘群体,即历代有服;后 者 是 由 己 身 算 起 的 有 服 宗 亲,即 当 世 五属[4]21-22。二者 基 准 不 同,故 成 员 范 围 大 相 径 庭。就现有资料而言,孝文帝辨族参照的模型显然是狭义层面的概念。《魏书》卷十九《景穆十二王上·京兆王子推传附遥传》载孝文帝生前亲信左卫将军元遥的追忆:“《律》云议亲者,非唯当世之属亲,历谓先帝之五世。谨寻斯旨,将以广帝宗,重磐石。先皇所以变兹事条,为此别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于吴蜀, 经始之费,虑深在初,割减之起,暂出当时也。暠也就是说,孝文帝为削减宗室日常开销,将其族群由广义的历代有服压缩至狭义的当世五属,辨族政策于是正式出台。当时处在孝文帝服纪边缘的临淮王拓跋提和乐良王拓跋长命即被革除宗籍。据此诏令,身为景穆后裔的元遥“至肃宗而本服绝,故除遥等属籍暠。可见,辨族是社会生活中切实发生过的重大事件。为巩固辨族的成果,孝文帝通过举办宗宴的方式确认彼此全新的家族身份。《魏书》卷七《孝文帝纪下》载,太和十七年(493),“宴四庙子孙于宣文堂, 帝亲与之齿,行家人之礼暠;卷十九《景穆十二王中· 任城王云传附澄传》云:“时诏延四庙之子,下逮玄孙之胄,申宗宴于皇信堂,不以爵秩为列,悉序昭穆为次,用家人之礼。暠所谓“四庙子孙暠,是套用天子宗庙序列对当世五属,即当朝皇帝上到高祖、下至玄孙、旁及五世的近宗亲属的另类表述。这说明惟当世五属才是皇帝的“家人暠,逸出此范围的疏族则被彻底排斥在外。二 孝文帝辨族的指导依据孝文帝依当世五服的标准辨族,既是对氏族体制的彻底颠覆,亦迥异于其他正统的中原王朝。应该说,孝文帝的辨族主张绝非异想天开,其中必有理想和现实的考虑,总的指导方针是“今古时殊,礼或隆杀。专古也,理与今违;专今也,大乖昔义。当斟酌两途,商量得失暠[5]卷三十三,786,即折衷古今之意。那么,探寻宗室辨族的根本动机和理论依据便是无法回避的课题。首先,远遵汉族古礼是宗室辨族的文化内因。礼是华夏文明的精粹与核心,是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工具。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为适应全新的统治形势,被迫改弦更张,捡拾礼制的利器。汉人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暠的信条,故甚重丧礼,以丧服的形制和丧期的久暂衡量人物的族内关系。力主汉化的孝文帝格外热衷于此。史载,他曾于清徽堂为北海王元详、彭城王元勰等宗室贵胄讲解丧服[5]卷二十一,573。调整宗室族制无疑是孝文帝的具体实践。而辨族严格恪守当世五属的原则,完全契合先秦礼书《仪礼·丧服传》的本义。台湾学者杜正胜认为这种只讲五世以内小宗、不谈百世不迁大宗之礼,“可能是根据春秋晚期以来的社会,揉合古礼,斟酌损益而成的新礼,专为编户齐民而设,又可通行于全国上下。所以它能符合战国秦汉的社会, 终于产生约束规范的作用,影响后世的社会至深且巨暠[6]1-2。李卿的研究亦证实,《仪礼·丧服传》与后学《尔雅·释亲》、贾谊《新书·六术》、班固《白虎通德论》一 脉 相 承,俱 以 当 世 有 服 作 为 亲 属 的 范围[4]22。由此可知,孝文帝的辨族标准遵循的是上古秦汉的旧制,其文化立场是“信而好古暠的,所以才会尝试在同族身上复原古礼。其次,比附南朝族制是宗室辨族的关键诱因。与北魏对峙的南朝乃华夏正胤,其文物制度代表汉文化的最高水准,引领发展的时尚潮流。国学大师陈寅恪早已指出,南朝前半期之宋齐是北魏太和新制的重要渊源[7]3。因此,南朝族制成为孝文帝辨族的蓝本不足为奇。中古时期,南北风俗各异,族制截然不同。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二《风操篇》:“凡宗亲世数,有从父,有从祖,有族祖。江南风俗,自兹以往,高秩者,通呼为尊,同昭穆者,虽百世犹称兄弟; 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 犹呼为从伯从叔。梁武帝尝问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 不 知 有 族?暞答 云:‘骨 肉 易 疏,不 忍 言 族耳。暞暠盖江左只重视自己的服内亲属,出服者徒有同宗之名,实则形同陌路,族人不仅凝聚松散,而且情感淡漠。在此情形下,南朝宗室的规模极为狭小,刘宋以 “服 属 之 亲,国 戚 未 远,宗 室 无 多,宜 蒙 宠爵暠[8]卷五十一,1481;萧梁规定“凡是宗戚有服属者,并可赐沐食乡亭侯,各随远近以为差次。其有昵亲,自依旧章暠[9]卷三,75,说明只有皇帝的有服宗亲才是宗室。孝文帝既痴迷于南朝新风,辨族标准又与之相差无 131 刘 军 论北魏孝文帝的宗室辨族几,想必是摹仿而来。那么,北魏是怎样掌握南朝族制之精义的呢? 这或许与太和十七年(493)王肃北归有关。王肃师承前辈王俭,经由其手将王俭融汇东晋以来典章故事之成果传入北方,其中便有记录南朝服纪的《丧服记》一书[7]16。王肃据此佐助孝文帝辨族,才会有上述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王肃降魏与宗室辨族同年发生,恐不是简单的巧合。再次,沉重的经济负担是宗室辨族的现实动因。北魏前期,朝廷以“亲恤暠的名义向全体宗室无差别地发放经 济 补 助,具 体 表 现 为 力 役 和 实 物 两 种 形态[10]。随着宗室人口繁衍,亲恤的数额激增。太和中期,国库开支浩大、入不敷出,就连官员正常的俸禄都难以为继栚 。亲恤使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苦不堪言,裁减势在必行。孝文帝辨族使众多出服疏宗与皇室脱钩,削除其亲恤名正言顺,节省开支的目的自然就达到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亲恤的受益面仅及皇帝的五服亲属。《魏书》卷七十八《张普惠传》云:“令给亲恤,止当世之有服。暠上文所引元遥奏疏道出了此举的苦衷:“先皇所以变兹事条,为此别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于吴蜀,经始之费,虑深在初, 割减之起,暂出当时也。暠前人多将辨族的原因归结为礼制或风俗,未曾措意经济等现实压力,着实是个缺憾。总括以上,孝文帝辨族的根本动机固然是借助礼制的载体向宗室灌输华夏的纲常名教,明确亲亲尊尊的角色关系[11]51-87,但理念与现实、历史与传统中的其他因素不可不察。具有深远意义的辨族活动,是内部和外在各类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三 孝文帝辨族难以持久的原因孝文帝生前依当世五属的标准厉行辨族,四庙之外的太武以上诸帝后裔被悉数革除宗籍,甚至某些徘徊在服纪边缘的宗室也通过一次性物质买断的方式提前解除宗室身份,元遥提到的临淮王拓跋提 (缌麻亲)和乐良王拓跋长命(小功亲)即其实例栛 。但我们发现,轰轰烈烈的辨族风潮在孝文帝死后渐趋寂静,纵使超出在位皇帝的五服,宗籍仍可继续保留[1],官方对此给予充分的尊重和认可。《魏书》卷九《孝明帝纪》:“(熙平二年,517)八月戊戌,宴太祖以来宗室年十五以上于显阳殿,申家人之礼。…… (孝昌二年,526)诏曰:‘顷旧京沦覆,中原丧乱,宗室子女,属籍在七庙之内,为杂户滥门所拘辱者,悉听离绝。暞暠足见,孝明帝时宗室的界定不再拘泥于当世五属的局促框架,血脉悬远的道武乃至神元以来诸帝子孙得以回归其列。那么,后世缘何没有遵从先皇的意旨? 笔者认为这与拓跋的民族传统、华夏王朝的家国观念、北方士族的族群构造和北魏特殊的政权体制有关。首先,拓跋直勤传统和祖先崇拜是宗室辨族的最大障碍。众所周知,作为风俗习惯,族制的演进遵循自身的规律,且带有强大的惯性,不会因政令的颁行而猝然改变。氏族直勤体制长期笼罩着拓跋氏的生活,直到太和改制的前夜对于共同目标的确认还能产生积极作用[2]。直勤传统的要义是确定具备某种身份资格的人群,具体而言,泛指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族群边际完全敞开,形成近乎无穷的容纳力。直勤收族的前提和基础是尊同祖拓跋力微。史载,拓跋力微英明神武,开创了意义深远的盛乐时代,为日后进取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故北魏立国后 尊 奉 为 始 祖,高 居 太 庙 正 中,与 天 帝 配享[5]卷一,5;卷一曫八,2734。只要拓跋力微的地位不变,其后世就有参与祭祀的权利,宗室身份也就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北魏后期对拓跋力微的崇拜丝毫未减。《魏书》卷一曫八《礼志一》载群臣议曰:“魏虽建国君民,兆朕振古,祖黄制朔,绵迹有因。然此帝业, 神元为首。暠卷七十四《尔朱荣传》载孝庄帝诏书:“我皇魏道契神元。暠正视神元帝之功业是承认北魏政权的基点。而且,太庙序列虽几经调整,但神元帝始祖的位置仍不容撼动栜 ,故北朝正史皆以其为宗室上限。宗室涵盖始祖全体子孙是根深蒂固的习俗,孝文帝降七庙为四庙,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守旧势力的抵制。在孝文帝生前,族人慑于皇道尊严敢怒不敢言;在孝文帝身死之后,无声的抗拒使情况恢复到初始状态。从另外的角度说,孝文帝的英年早逝是辨族难敌传统、终归落败的主因。其次,北魏宗室辨族与汉人家国观念相悖,必为王朝体制所摒弃。上古圣王讲求家国一体、以家治国,作为天潢贵胄的皇族人丁兴旺有助于国家的稳固,因此历代王朝都在尊同祖的基础上将宗室打造成突破服纪的超大族群,正所谓“广帝宗,重磐石暠。以西汉为例,高祖刘邦及长兄刘伯、次兄刘仲、弟楚王刘交、堂兄荆王刘贾、从祖昆弟燕王刘泽的全体后裔俱入宗室;到平帝时,汉室宗亲急剧攀升至十余万之巨[12]卷十二,358。表明汉室宗亲组织漫无边际,完全是信马由缰式的扩张。东汉宗室同样超越服纪限 132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制。1971年,甘肃出土的甘谷汉简《乙酉示章诏书》记载:“宗室诸侯云:‘五属内,居国界,有罪请;五属外,便以法令治;流客虽五属内,不得行复除。暞暠[13]87 这是关于东汉宗室特权的法律文件,从中不难发现, 五属外的疏宗也算宗室,服属只是配置资源的尺度, 而非判定宗室的标准。两晋以出身河内温县大族、世称“八达暠的司马懿兄弟八人的后裔作为宗室的界限,出服与否同宗室资格无关。比如投靠北魏获封琅邪王的司马楚之,乃“晋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孙。 ……值刘裕诛夷司马戚属,叔父宣期、兄贞之并为所杀。楚之乃亡匿诸沙门中济江暠[5]卷三十七,854。司马楚之距帝系八世之远,与当朝皇帝血脉断绝,但仍被时人视为宗室。后世王朝的宗室也多采取突破服纪的开放式结构。《隋书》卷九《礼仪志四》:“后齐宴宗室礼,皇帝常服,别殿西厢东向。七庙子孙皆公服,无官者,单衣介帻,集神武门。暠北齐宗室断自七庙,人员范围极广。又《北史》卷七十七《鲍宏传》载:“周武帝敕宏修《皇室谱》一部,分为《帝绪》、《疏属》、《赐姓》三篇。暠说明北周宗室包括出服疏宗。古代统治者毫无节制地任由宗室群体膨胀,旨在“明亲亲之义笃,骨肉之恩重暠[5]卷一曫八,2765,以拱卫江山社稷,这是皇权政治发展的客观需要。孝文帝辨族的精神实质与此背道而驰,宗室收缩至四庙子孙,“则天子属籍不过十数人而已暠[5]卷十九,446,实难起到藩屏皇室的作用。所以,宗室辨族只能是应付紧急事态的权宜之计,当国家形势步入正轨后,相关措施必然束之高阁。再次,中古北方大族的族制特点使宗室辨族鲜有市场。前文已述,中古北方族制与江左迥然有异, 不但家族规模庞大,而且感情亲热挚诚。《南史》卷二十五《王懿传》:“北土重同姓,并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有一人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邑所容。暠具体而言,位列“四姓暠的头等高门清河崔氏,“初,(崔)宽之通款也,见司徒(崔)浩。浩与相齿次,厚存抚之。及浩诛,以远来疏族,独得不坐暠[5]卷二十四,625。又范阳卢氏,“远亲疏属,叙为尊行,长 者 莫 不 毕 拜 致 敬。 闺 门 之 礼,为 世 所推暠[5]卷四十七,1062。可见,北方大族收族叙亲尊同祖却不限五服,疏宗仍被当做亲眷对待。这或许是汉魏以来豪强聚族自保的延续,家族的分裂意味着防卫力量的削弱,故不提倡辨族。拓跋鲜卑久居中原,势必受其熏染,尤其是众多北方士族跻身朝堂出谋划策,难免会把熟知的北方族制移植到宗室身上。孝文帝当世五属的偏狭原则在其看来显然是不合时宜的。陇西士族国子博士李琰之就认为:“古礼之制, 如是 其 广,而 当 今 仪 注,唯 限 亲 庙 四,愚 窃 疑矣。暠[5]卷一曫八,2764孝文帝撒手人寰,理论质疑的声音愈演愈烈,刚刚启动的宗室辨族就此烟消云散。最后,北魏宗室辨族对代人集团产生强烈的离心力,于治国不利。北魏的统治结构属多层复合式, 核心力量是早年追随拓跋东征西讨、后定居平城京畿的代人军功集团[14]575-691。宗室乃该集团的基石和骨干,占据实权机关近1/3的要职[15]4489,4533,是皇权抗衡异姓勋贵的重要支撑,屡屡在紧要关头力挽狂澜。如献文朝丞相乙浑专擅,殿中尚书拓跋郁以及侍 中 拓 跋 目 辰、丕、陵 等 挺 身 而 出,捍 卫 朝纲[5]卷十四,347-363。他们虽然都是血缘疏远的服外亲, 但同宗同族的认同感促使其舍生忘死。可以说,北魏前期克服艰难险阻靠的就是全体宗室的齐心协力。孝文帝辨族最大的弊端在于瓦解了原本牢固的宗室共同体,使族人离心离德。服内近属与出服疏宗的矛盾逐渐成为政争的焦点之一。如平文后裔元鸷、元珍在宣武帝的授意下分别密裁献文皇子咸阳王元禧和彭城王元勰[5]卷十四,351,354,道武玄孙元叉攻讦孝文皇子清河王元怿[5]卷十六,404等。双方的争夺日益白热化,“诸王五等,各称其冤;七庙子孙,并讼其切。陈述之案,盈于省曹。朝言巷议,咸云其苦暠,有识之士张普惠直言不讳:“恐非先王所以建万国,亲诸侯,睦九族之义也。暠[5]卷七十八,1743 这种情况严重威胁到政局的稳定,引起统治者的警觉。因此,纠正前朝辨族的偏差,维持宗室族群的完整性和凝聚力迫在眉睫,这是辨族举步维艰的现实阻碍。由上可知,孝文帝宗室辨族上溯汉族古礼,标榜华夏正宗,然古礼植根的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加之异族旧俗羼杂,使族制改革中的理想主义因素难觅现实解决的途径,而肢解统治集团的恶果又导出自我否定的悖论。总之,理论与现实的折衷,既是辨族的动机,又是其半途而废的根源,社会改革的复杂与艰难由此可见一斑。四 元遥革籍、元继停祭事件剖析事实证明,孝文帝的辨族措施在其身后自动废止,宗室还是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服纪关系只能区分亲疏远近,不再用来甄别入族资格。但是, 孝明帝熙平年间发生的性质等同的元遥革籍和元继 133 刘 军 论北魏孝文帝的宗室辨族停祭事件,堪称余波回流。元遥是景穆皇孙,因与孝明帝服属已绝被削夺宗籍[5]卷十九,446;元继是道武曾孙,朝廷以其疏远取消太庙祭祖资格,其实就是变相的除籍[5]卷一曫八,2763。学界据此推断辨族继续生效, 笔者却以为二者皆属个案,并无普遍意义。元遥虽被夺籍,但其他景穆子孙仍以宗室自视。如同在孝明朝,凉州刺史城阳王元徽赈济百姓时慨叹:“昔汲长孺,郡守耳,尚辄开仓,救民灾弊,况我皇家 亲 近,受 委 大 藩,岂 可 拘 法 而 不 救 民 困也。暠[5]卷十九,511中山王元熙与安丰王元延明、临淮王元彧“并以宗室博古文学齐名暠[5]卷十八,419。看来他们未受殃及。那么,辨族的矛头为何偏偏指向元遥呢? 这可能与他卷入权力斗争有关。元遥乃三朝元老、先皇近臣,是朝野瞩目的政坛精英,平素多遭嫉恨。延昌四年(515),他统领十万步骑扫平冀州沙门法庆叛乱,但在平叛过程中纵兵劫掠、祸患地方,激起冀州士族的怨忿,他们于是联络朝中势力以辨族为名报复元遥[16]。元继的情况与之类似,是道武后裔中唯一遭革籍停祭处置的。我们知道,元继长子元叉娶执政者胡太后之妹为妻,“灵太后以子叉姻戚,数与肃宗幸继宅,置酒高会,班赐有加暠,他凭借这层裙带关系历任度支尚书、侍中、领军将军、司空等要职,获得“居守禁内暠的权力[5]卷十六,402。元继的特殊地位及迅速蹿升势必威胁近属宗王的利益,不难想见辨族也是针对他个人的倾轧。总之,孝文帝之后的辨族是偶然事件,它已经丧失了族群改造的社会内涵,蜕变为赤裸的政争手段。在处理元遥、元继革籍事件中,胡太后与朝臣的立场颇耐人寻味。对于前者,尚书令任城王元澄、左仆射元晖赞同事主放宽宗室界限的恳求,胡太后坚决反对[5]卷十九,446。移至后者,元澄和元晖表示:“高祖孝文皇帝圣德玄览,师古立政,陪拜止于四庙,哀恤断自缌宗。即之人情,冥然符一;推之礼典,事在难违。暠即重申孝文帝当世五属的辨族主张,旨在将元继逐出宗室。胡太后则援引《议亲律》“非唯当世之属籍,历谓先帝之五世暠[5]卷一曫八,2765,也就是用广义概念的历代有服取代狭义层面的当世五属,为元继保留宗籍辩护。同样的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前后态度竟截然相反,除双方对元遥、元继好恶不同外, 还说明辨族原则存在严重的理论分歧,在统治集团内部尚未达成共识。前文所引李琰之提出此类事件 “不宜复各为例,令事事舛驳暠,恰与之相印证。试想这种矛盾迭出、莫衷一是的政策如何有效地贯彻执行,又怎会具备法律的强制效力? 综上所述,宗室辨族是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的首要内容,借助汉族五服建立亲疏有别的私家,在国的公共场域便可衍生出尊卑有序的君臣体系,孝文帝此举可谓深谋远虑。然此项研究不能停留在字面的政令诏书上,亦不可束缚于个别的事例,结合具体的历史形势对改革效果进行动态、完整的核校才是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孝文帝辨族尽管有理有据, 但客观事物的发展有其自身的法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实与观念、生活与传统错综复杂,合乎逻辑者却未必具备实践性。注释: 栙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柏贵喜《四—六世纪内迁胡人家族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康乐《孝道与北魏政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1分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3年印制;罗新《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等。栚《魏书》卷三十一《于栗磾传附于忠传》:“太和中军国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暠栛《魏书》卷十九《景穆十二王上·京兆王子推传附遥传》:“临淮王提,分属籍之始,高祖赐帛三千匹,所以重分离;乐良王长命, 亦赐缣二千匹,所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暠栜据《魏书》卷一曫八《礼志一》,北魏太和十五年(491)系统改革宗庙制度,核心内容是把开国君主道武帝的庙号由烈祖升格为太祖,与显祖献文帝并为二祧庙,始祖神元帝七庙之首的地位不变。《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七《齐纪三》记载,武帝永明九年 (491),“奉尊烈祖为太祖,以世祖、显祖为二祧暠,则道武帝以太祖之尊升为太庙之首。笔者暂从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