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龙(约前320年—约前250年),字子秉，赵国邯郸人。“名家(属于“道教”)”离坚白派的代表人物。“诡变学”的祖师。 公孙龙提出了“离坚白”的命题，并上升到哲学一般原理上来加以论证。他认为，“坚”和“白”两种属性不能同时联系在一个具体事物中，“坚”“白”是两个各自独立的的性质或概念。
公孙龙,中国古代的感觉主义哲学代表，“白马非马”和“离坚白”的论点
公孙龙是赵国人，曾经就做过平原君的门客，他的主要著作叫《公孙龙子》，到现在已经是残缺不全了。其中最重要的两篇是《白马论》和《坚白论》，提出了“白马非马”和“离坚白”的论点，离坚白，说的是对于 “坚白石”，“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就是，一个块白色的坚硬的石头，人们用眼睛看，不知道它是坚硬的，而知道石是白颜色的，这就是没有坚硬；用手摸不知道它是白颜色，而知道它是坚硬的，这就是没有白颜色。
第一部分是，假设有坚而白的石，他设问说："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得其坚也，无白也。"这段对话是从知识论方面证明坚、白是彼此分离的。
有一坚白石，用眼看，则只"得其所白"，只得一白石;用手摸，则只"得其所坚"，只得一坚石。感觉白时不能感觉坚，感觉坚时不能感觉白。所以，从知识论方面说，只有"白石"或"坚石"，没有"坚白石"。这就是"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的意思。
公孙龙的第二部分辩论是形上学的辩论。其基本思想是，坚、白二者作为共相，是不定所坚的坚，不定所白的白。坚、白作为共相表现在一切坚物、一切白物之中。
当然，即使实际世界中完全没有坚物、白物。而坚还是坚，白还是白。这样的坚、白，作为共性，完全独立于坚白石以及一切坚白物的存在。坚、白是独立的共相，这是有事实表明的。
这个事实是实际世界中有些物坚而不白，另有些物白而不坚。所以坚、白显然是彼此分离的。
对公孙龙的“离坚白”的理解
所谓离坚白，是说对于一块质量坚而色白的石头，以触觉可知其坚，不可知其白；而以视觉虽可知其白，却不可知其坚。是故色白与质坚虽然都是同一块石头的属性，却是分离的，绝对割裂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属性。
按照常识理解，一块又坚又白的石头，我们称其为“坚白石”。因为坚和白同是石头的属性，而这两种属性在这一具体石头中是与石头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公孙龙不这样看，他认为“坚”与“白”是有差别的，不能同时都是石的属性 。我们通俗可以作如下解释：
第一，是强调的是视觉与触觉的差异，就是想要论证一块白石头的白色和坚硬性是独立存在的，我们管一块石头叫做白色的硬石头，但是公孙龙说，不行，你可以叫他白石头，也可以叫他硬石头，但是不能叫白色的硬石头。“白”与“坚”是互不渗透的。公孙龙叫做“一一不相盈”。
第二，就是想说明，白与坚是可以离开人们的意识而存在。白色，坚硬性，既然是可以彼此分离的，那么人的感觉一分离,相应的现象也就不可知,感性认识也就不可靠.最后就否定了“坚白石”的存在,只承认事物是观念的组合,只承认精神观念的存在,不承认具体的、现实的、物质的事物的存在.
当然，我们现在一听他的说法，就不靠谱，有点唯心，有点诡辩的意思。其实，当时公孙龙有处境也好不到哪去，那时，有一大批在专注于这种诡辩之术，得理不饶人，没理也能辩三分，然后别人还说不过他们，自然，这就遭到了多人的反对。庄子说他们：“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囿就是养动物的园子的意思，在这里引申为局限性。
更聪明一些的人反问道，“坚、白、石三，可乎？”意思是说，将质坚，色白，石头这三种名相彻底分离，如果没有了石头作为载体，何谈质坚与色白呢？因此，三者是有内在统一性的，不可分割。这种反驳固然聪明，却没有考虑存在色白质坚的其它事物，色白与质坚还有其它载体。当然如果没有任何载体，色白与质坚就无从谈起了，但对于任何一个载体来说，质坚与色白都是可以分离的两种属性。因此公孙龙依然立于不败之地。
“离坚白”真正的威胁来自名家内部，那就是惠施的“合同异”。回到“合同异”的问题。庄子同样有“万物一马”的说法，其用诡辩模糊事物的区别，得到荒谬的结论。惠子与他不同。如果说在“子非鱼”的辩论中惠子略输庄子一筹的话，在“合同异”的问题上他则大胜。为何？惠子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至大无外，大到没有外部的所有事物的集合，是哲学上宇宙的概念；至小无内，小到不可分割没有内部的基本结构，这是哲学上基本粒子的概念。他接着说，“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事物之间一般的同异，包括色白与质坚这样同异，是小同异；而万物都由“小一”也即基本粒子构成，那么其本质是一样的，无论是须弥山还是芥子草，因此“万物毕同”，而由这些“小一”构成的事物有无数种形态结构，各自不同，因此“万物毕异”，这是大同异。异与同就这样辩证统一在惠子的框架下。
但东西方却遭受了不同的命运。我们东方有公孙龙，希腊也有个著名学者，叫芝诺，他当时也提出了许多脑洞大开的悖论，让那时的学者们无法反驳又接受，但是他们并不是加以讥笑，嘲讽，排斥，而是引发出了不断深入的思考。-这就是科学的精神，这就理性精神。正是这种对真理的纯粹理性思辨，引导了希腊人的哲学逻辑学探讨。包括反正对无理数的研究，无限的思考等等。
反观，我们，从古代到当代的两千多年间，名家却备受排斥。这派人
物一开始就不受统治阶级的欢迎，成天不干啥正事，净寻思没用的。另外，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注重实用，经验论的思想倾向占上风，对比较抽象的思辨就不受待见了。到了秦汉，统治阶级更不需要这些所谓的“辩而无用，有害于治”的学说了，到了晋时，先秦逻辑就基本湮灭了，自此至清末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历史再也没有为这门学科的重新崛起提供机会。即使在当代，学术界对名家依然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和全面公正的评价。
结语
公孙龙“离坚白”、惠施“合同异”乃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老生常谈的问题。公孙龙哲学的特征就是感觉主义名理学,他基于彻底的感觉主义,质疑和挑战了那些未经反思的常识观念,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哲学命题,犹如悖论,促进了哲学思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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