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空白期”是明代早期景德镇瓷业发展的一个阶段，具体年代为正统、景泰、天顺三朝（1436—1464年）。在这期间，由于相关文献资料记载不详，且长时间未发现官窑纪年款瓷器，景德镇瓷业整体发展水平与“永宣”、“成弘”时期相差甚远。故一些学者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称之为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过渡期”、“黑暗期”或“空白期”。
1.正统时期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宣德皇帝驾崩，年仅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宣德皇帝的生母、仁宗皇后张太后携内阁“三杨”主理朝政。《明史》记载这位张太后与仁宗一样，生性节俭，在她的影响下，英宗即位之初就下令“罢造作、免征役”。《明英宗实录》记载：
“各处买办诸色紵丝纱罗缎匹及一应物件，并续造缎匹、抄造纸、铸造铜钱、烧造饶器、煽炼铜铁、采办黎木及各物烧造器皿、买办物料等件悉皆停罢，其差去内外官员人等即便回京，违者罪之。”
可见正统朝伊始，景德镇官窑就因宫中的“财政紧缩”，遭遇了第一次打击。
正统六年，景德镇陆续恢复了瓷器烧造。但苗人、瑶人先后造反，正统十三年福建邓茂七又反。到了正统十四年，更是发生了著名的“土木堡之变”，英宗亲征被俘，大明朝风雨飘摇，景德镇瓷业陷于彻底停滞。
“土木堡之变”
2.景泰时期
英宗朱祁镇被俘后，其弟朱祁钰即位，改年号景泰。景泰一朝历时七年，先败瓦剌，再医战争创伤，对景德镇窑事无暇顾及。学界还有一种说法是：朱祁钰将大量高级青料用于他酷爱的“铜胎掐丝珐琅”（即“景泰蓝”）制作，故瓷器生产受到打击。
故宫博物院藏景泰蓝花觚
3.天顺时期
景泰七年，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重夺皇位，改年号天顺。这一时期瓷器烧造较有起色，但在天顺三年和天顺八年，均有因江西天灾减免瓷器烧造的情况出现。
根据上述史料，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虽然“宣宗后几十年，窑事不著”（朱琰《陶说》），但更多指向的是官窑生产，景德镇的民窑依然在“空白期”前期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可以说官窑的“空白期”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民窑相当的发展机遇，虽然其后又被打压，但也为嘉靖时期景德镇民窑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对民窑最为重要的，就是空白期“官搭民烧”模式的形成。
“空白期”岁寒三友青花罐
明代“官搭民烧”制度的形成，与景德镇明代御器厂的设立有直接关系。
御器厂是明清时期为满足宫廷需求而设立在景德镇的官窑，又称“厂官窑”。其范围在今景德镇市中山路以北、中华路以西、东司岭胡同以东、斗富弄以南，以珠山为中心。
现在的景德镇御窑厂景区
《江西省大志·陶书》载：
“洪武三十五年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有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
可见明代御器厂建立时间是洪武三十五年。另宣德年间又设置了一个鄱阳御器厂，为太监专门封检御器的官署。正德六年，因农民起义“寝陶息民”，鄱阳御器厂被废，嘉靖时与景德镇御器厂合二为一。
景德镇御器厂的设立，意味着官窑器被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供皇家的御用瓷器，其烧造由御器厂承担。另一类则是包括赏瓷在内的官用瓷器。而正是这些非御用的官窑器，成为了“官搭民烧”诞生的舞台。
《明英宗实录》卷二二载：
正统元年，九月乙卯条，“江西浮梁县民陆子顺进磁器五万余件，上令送光禄寺充用，赐钞偿其直。”
这条记录说的很明白，早在正统元年，景德镇的烧窑大户陆子顺就进贡了五万多件瓷器给光禄寺，由朝廷买单。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者傅振伦先生认为，这就是明代“官搭民烧”模式的开端。
上文中提到的光禄寺，其职责为协助祭祀、备办宴筵、为朝廷大臣和公差供饭、备办外交用宴等，是瓷器使用消耗的主要部门。《明英宗实录》中记载：
当时朝廷每赐臣下筵宴，其器皿即分给领回，珍贮之为传家祭器。
除了正常赏赐的瓷器消耗之外，《明英宗实录》还记载了数次被盗事件，甚至在外交宴会上也不例外：
正统九年正月丁卯，“礼科都给事中胡清等奏，迩者累赐海西野人女直人等宴，光禄寺官员厨役人等怠惰偷闲，不行亲督监视，以致夷人乘隙盗去碗、碟等器五百八十三件，略不知觉，今被通事赵兴顺等缉出送官。”
明朝宫廷宴会图景
这些因赏赐、被盗而损耗的瓷器，均属于官用瓷器范畴，而非御用器。既然御用器由景德镇御器厂烧造，那么普通的官用瓷器，则是由朝廷组织，采取有偿的形式分派给制瓷水平较高的民窑烧制。
还有一个问题：当时的景德镇除了御器厂之外，难道没有烧制官用瓷器的普通官窑厂吗？在洪武三十五年设立御器厂之初是有的，而且有二十座之多。《江西省大志·陶书》载：
“洪武三十五年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有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
但英宗即位后，张太后反对铺张浪费之风，《天顺日录》中说：
宣庙崩，太后即命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
所以不排除正统初年出于节约开支的考虑，宫廷继续使用宣德时期烧造的大量御用器，并一直持续到正统六年景德镇御窑的重新开烧。至于官用瓷器便采用“官搭民烧”的方式派发给景德镇民窑烧造，于是就有了前文陆子顺进供瓷器送光禄寺充用事件。
事实上，明王朝在前一个皇帝驾崩后，新皇都有停止烧造的诏令。待景德镇准备好为新皇服务后，官窑的窑火又重新点燃。只不过因为张太后的影响力，正统年间的官窑烧造一直到正统六年才重新开启。
张太后画像
另外就瓷业生产而言，景德镇官窑的停烧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窑炉在连续烧造大量瓷器后，需要停顿整修。例如在洪熙元年九月开窑烧造的宣德官窑，经历六年，于宣德五年九月停烧，三年后才再度恢复。所以正统初年停烧官窑也有整修窑场的考虑。
最终，就在上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之下，“官搭民烧”于正统初年，正式登上了明代陶瓷史的舞台。
“官样”就是官府为瓷器生产制定的标准样式，供生产官窑器的窑工照样生产。从晚唐到清末，官样是中国古代官府手工业生产制度的内容之一，也是生产过程中官府决定产品类别以及保证产品质量的主要手段。自洪武年间景德镇御器厂设立以来，官窑瓷器的生产便按官府颁布的固定式样进行生产。明代洪武、永乐、宣德三朝的瓷器官样设计主要由工部营缮所负责。宣德后期，官样瓷器设计开始由内府尚膳监负责。
瓷器官样作为官窑瓷业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流传范围应仅限于官窑内，禁止民窑仿造。但由于“官搭民烧”政策的实行，官样不可避免的流入民窑匠人们手中。
2006年，景德镇戴家弄遗址发现了一些经过特殊堆放的明早期瓷器，造型以碗、盘、高足杯为主。这些瓷器的装饰风格体现出强烈的统一性，主题纹饰仅限于龙纹和凤纹，具有官样瓷器的特征，另外在该地还发现了“官”字款青花火照。
景德镇戴家弄遗址出土青花龙纹盘
在戴家弄这样一个民窑产区，出土了官样瓷器，其性质应是当时官方向景德镇高水平民窑的订烧物，可视为“官搭民烧”时官样流出的有力证据。
正统初年，景德镇官窑停烧，但并不意味在明初匠籍制度管理下的官窑工匠可以肆意流散，朝廷很可能把这批窑工安排在承接“官搭民烧”订单的民窑，原本为官窑垄断的技术得到传播，从而为民窑的生产发展提供了技术保证。当正统六年官窑恢复运作时，协助民窑的官窑工匠也陆续被召回。官与民经过此番互动，民窑的制瓷技艺得到大幅度提升。
2005年，由故宫博物院牵头，对景德镇丽阳明代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证实了该窑址就是一座宣德至天顺时期拥有官窑技术的民间窑厂。
景德镇丽阳窑址
从技术传播的角度来看，“官搭民烧” 固然是朝廷利用和剥削民间的手段，但也使“官样”与官窑技术流入民窑。民窑户在承担风险的同时，促进了技术的发展，产品质量得到显著提升，甚至能与官窑器比肩。所以，“官搭民烧”的出现是景德镇民窑生产历史的重要分界点之一。
正统年间“官搭民烧”模式的出现，改变了以往两者之间对立的状态。景德镇民窑在制瓷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开始生产一些受市场欢迎的官样瓷器进行售卖，但朝廷绝对不容许这种违禁行为的存在。《明英宗实录》载：
正统三年十二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
从此条禁令措辞之严厉，不难看出当时烧造“官样青花”的民窑不在少数。
另外由于瓷业在明代贸易中占据的重要地位，朝廷对民窑制瓷户课以重税，《大明会典》卷三十五，“商税”条载：
青大碗每二十五个、青中碗每三十个、青大碟每十五个，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七百四十文……青中碟每五十个，白大盘每十个……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六百七十文。青小碟每五十个，白中盘每十五个，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六百文……
明朝商贸图景
可见朝廷针对景德镇的民窑制瓷业，除执行洪武二十三年“三十税一”的标准外，还根据瓷器的不同器型、不同釉色额外加增税目。在禁止官样私造和征税的双重因素下，正统十二年，朝廷颁布了更为严厉的禁止民窑私造法令。《明英宗实录》载：
正统十二年，“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
此次所禁者不仅仅是私造官样瓷器了，几乎涉及所有瓷器种类。就连于正统十三年去世的宁王朱权墓中，陪葬瓷器也仅仅是普通的白瓷罐。这对于景德镇的民窑制瓷业来说，无疑是重大的摧残。
正统初年，由于张太后厉行节约的政策，明代“官搭民烧”模式得以形成，并促进了景德镇民窑制瓷技术的大发展。但此后明帝国南方起义不断，“土木堡之变”又自毁长城，使得景德镇官窑陷入停滞。更严重的是，正统三年和正统十二年两项禁令的颁布，扼杀了原本朝气蓬勃的民窑制瓷业，这才是所谓“空白期”形成的真正内因。相比之下，朝廷在天顺三年和天顺八年，因江西天灾减免部分“官搭民烧”瓷器的所谓仁政，也无法阻挡景德镇官民窑场一起衰落的现实。
武汉博物馆藏“天顺年置”款青花龙纹碗
但是，民间窑场蓬勃的生命力不会如此轻易就被扼杀。至明代嘉靖时期，“官搭民烧”的模式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景德镇的民窑开始承接御用器的烧造任务，官窑反而负责质量稍次的官用瓷器烧造。这一现象的形成虽有诸多复杂因素，但正统时期民窑技术的大发展，显然是最为重要的基础条件之一。
《明史》
《明英宗实录》
《天顺日录》
《大明会典》
《<陶说>译著》
《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
《江西景德镇丽阳瓷器山明代窑址发掘简报》
《景德镇御器厂创烧年代初探》
《景德镇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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