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循吏？相比于循吏而言，我们更熟悉酷吏一词。确实，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为我们细致刻画了十几位汉朝酷吏，他们舞弄刀笔、巧言令色，给人留下了严苛残忍的深刻印象。而循吏和酷吏恰恰相反，在司马迁笔下，循吏是官员中清正廉洁、重农宣教的代表，是司马迁心中的理想官员形象。
从循吏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层面上看，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个方面，即经济民生方面、思想教化方面和律历理讼方面。
循吏是官员中清正廉洁、重农宣教的代表
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大夫，在他成为楚国国相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的政策。在他的治理下，楚国国力益增，百姓生活富足。
当时的楚国国君是楚庄王，在对外攻伐上，楚庄王是“问鼎中原”的春秋霸主。但在对内治理上，楚庄王却是实实在在的外行。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楚庄王下令在不改变钱的大小重量基础上提高其面值，这给百姓的日常使用带来很大不便，于是纷纷放弃了自己的本业，造成了市场的混乱局面。
孙叔敖在接到管理市场官员的汇报后询问官员这种现象持续了多长时间，在得到已经持续三个月的回答后，孙叔敖自信满满地向官员保证自己会尽力扭转这种局面。
《史记·循吏列传》记载：“市令言之相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几何顷乎？’市令曰：‘三月顷。’相曰：‘罢，吾今令之复矣。’”
五天后，孙叔敖在上朝时将情况汇报给楚庄王并请求恢复原来的货币制度。在得到楚王的同意后，孙叔敖立即下令恢复旧有币制，效果立竿见影，在恢复旧有币制的三天后，市场就恢复了往日的秩序，楚国的经济也再次回到正轨。可以说，孙叔敖几乎用一己之力将楚国的经济从悬崖边拉回来，堪称那个时期的经济专家。
楚国大夫孙叔敖
公仪休是春秋时期鲁国宰相，他坚持奉行不与民争利、不占小便宜的为官准则。他觉得蔬菜好吃，于是回家将自家院中的蔬菜全部拔了扔掉。看到自己妻子织布手艺好，怕因此影响了以织布为生的百姓的生路，于是将妻子逐出家门并将织布机烧掉。
《史记·循吏列传》记载：“食茹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
公仪休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不与民争利、不占小便宜的为官准则，同时也诠释了什么叫“对自己狠，对家人更狠！”
鲁国宰相公仪休
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在他上任前，郑国的国政可以用“糟糕”来形容，《史记·循吏列传》的记载是：“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和。”正是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子产被任命为郑国国相。上任后的子产采取了一系列整顿改革措施：
在政治上，他颁布法令限制贵族特权，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在经济上，他整顿田制，划定王室公卿的土地疆界，将农户按什伍加以编制，对私田按地亩课税；
在法制上，他铸刑书于鼎上，和管仲一起被视作法家先驱，甚至被某些学者誉为“法家思想之始”。
子产最为人称道的贡献是在思想教化方面。他主张“宽猛相济、互相调和”的施政理念，将郑国的国政始终维持在稳定有效的运行区间，而他“择能而使”的用人观和“不毁乡校”的教化思想更是突出体现了浓厚的民本思想，为后世所称颂。在子产的励精图治和思想感召下，郑国的面貌为之一新，几乎是一年一变样。
《史记·循吏列传》记载：“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
子产在郑国为相二十六年，百姓十分拥戴他，将之视为救民于水火的圣人。
《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兒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左传·昭公二十年》也记载：“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郑国大夫子产
石奢是春秋时期楚国国相，他为人刚正不阿、清正廉明，既不阿谀奉承，也不胆小怕事。一次在外巡查的时候，石奢正巧遇上行凶杀人，结果追捕下来，凶犯竟是自己的父亲。
作为国相，石奢本可以利用自己尊贵的身份用金钱替自己父亲开脱罪名，但那样就触犯了国法。而如果依法逮捕父亲治罪又落下了不孝的恶名，触犯了家规。在这种两难的局面下，石奢毅然决定放下功名利禄和自己所获得的一切，选择用自己的生命替父亲赎罪。
楚昭王知道此事后极力劝说石奢既然没有追到凶手就不必认罪，允许他继续履行国相的职责。但即使这样，坚守信念的石奢还是自刎而死，他选择用自己的生命捍卫国家的法制、保留内心的尊严。
李离是春秋时期晋国的法官，由于听信了错误的口供和意见，他枉杀了人命，办了冤假错案。此事理应治罪但绝不至死，晋文公也认为“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
可李离却坚持认为自己应该为此负主要责任，和下属无关。晋文公甚至说出了：“子则自以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的话劝李离回心转意，但李离拒不受命，他激昂慷慨地说道：“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然后挥别晋文公，伏剑而死。
石奢和李离是春秋时期的“法制楷模”
通过以上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描写的循吏，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他们都生活在春秋时期。
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中，春秋是乱世，既然是乱世那必然是尔虞我诈、民不聊生。可历史的全貌是复杂的，乱世之中也会有治世、也会有治世能臣，而春秋时期就是这样一个复杂而特殊的历史时期。
春秋时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纷争，但也诞生了无数思想流派和圣人先贤，诸子百家在春秋时期争奇斗艳，为后世留下了无数宝贵的文化遗产。归根结底，司马迁眼中的春秋时期是自由的、美好的。因此，他选取了春秋时期五位著名的循吏为代表写进了《循吏列传》。
反过来看，《史记·酷吏列传》中写到的十二位酷吏皆为汉朝大臣，而细数下来，更是有多达十人为汉武帝时期的大臣，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司马迁对当时他所处历史时期的态度。
太史公司马迁
从本质上看，司马迁的思想中存在着儒家和道家两种思想，而其中又以道家为重。相比于汉武帝时期的严刑峻法和穷兵黩武，司马迁无疑更主张道家所倡导的小国寡民和无为而治。而从《史记·孝文本纪》中对汉文帝的赞颂和推崇我们也可以发现，宽厚仁和的汉文帝更符合司马迁心中完美帝王的形象。
从个人角度讲，我们无法苛责遭受莫大屈辱的司马迁会对酷吏有什么好印象。事实上，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对一些酷吏表现出的秉公执法和刚正不阿还是肯定的，这足以证明司马迁的秉笔直书，本无可厚非。
从历史角度讲，到底是仁治还是法治抑或是无为而治始终是历史进程中不断争论和探讨的可行性选项，只不过在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不同的人持不同的观点而已，并无定论。汉武帝取得的宏伟功绩无疑是值得载入史册的，但作为一名饱受屈辱的普通史官，司马迁能从百姓疾苦的角度出发怀有悲天悯人的深厚情怀无疑是值得钦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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