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册封爵位在嘉靖皇帝时出现停滞封赏的局面，这是皇帝加强手中的权利防止权贵干涉朝政的表现。而这一政策继续的被之后的君主所继承，较少朝中的新贵出现。但是到了明朝末期和南明的时候，情况再次的发生变化君主开始大量的册封，导致爵位泛滥。无论是停止封赏还是大肆封爵都是不正常的现象，违背了军功授爵的原则使得爵位失去了意义。
对有功之臣封爵自古便是如此，君王册封臣子公、侯、伯、子等爵位，给予其莫大的荣耀，明朝仍然延续这种做法依照军功封赏爵位。但自从世宗以后封赏便逐渐的减少趋于停止的状态，对明朝之后的封爵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世宗从藩王继位，初登大宝面对陌生的满朝文武是有些不信任的，因此一般很少封赏臣子，开始减少对大臣的封赏，对臣子封赏减少便逐渐的成为了定例。
明代以军功封爵有三个等级公、侯伯，主要受封为武官。其封爵的模式为立有大的战功进行封爵，或者是小战功积累起来封爵。如跟随明太祖打天下的武将们及与明成祖一起靖难的武将们都一次性封爵。国家稳定之后无大规模战事便由小功积累如宣德四年（1429）都督李玉久封流爵，正统六年（1441）谭广因久积小功而封流爵。册封流爵和开国封爵不一样，流爵获得者不可世袭除非在立有功劳可以世袭或者是提升爵位。
明朝中叶原有的册封制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如在正德朝爵位被大肆滥封，到了世宗继位时因为于前朝外戚、奸佞没有任何关系反而将其视为自己权利的威胁因此便大加整顿，将正德朝一些滥封的爵位全部收回，打击这些权臣的势力。对于前朝的外戚、权贵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如昌国公张鹤龄被废黜夺爵、安昌伯钱维圻因病去世后其兄要求承袭爵位，不久又上表请求按照祖上军功进行封爵，世宗借此机会下令彻查权臣外戚封爵之事。前朝封赏的侯爵不准在世袭，为了清除外戚世宗连自己母亲、皇后等家族都只是封爵而不允许世袭。
世宗打击外戚、权臣奸佞是想要清除前朝遗留下来的隐患，而不是按照军功授爵的原则，而且世宗自己也有滥封的情况出现，但并没有前朝泛滥。而且此种政策方针被后继的君主继承外戚侯爵的数量一直不多。针对前朝的弊政进行整理，减少滥封后封爵制应该恢复正常，但是世宗却停止了对朝臣的封爵，这如果是放在太平时期当然可以，国家没有战事，但是嘉靖朝的战争是非常频繁的边患不断出现，在这之中出现了很有名的将领立有大功但是赏赐却一直迟迟没有。
如周尚文由总兵升迁至左都督后又加升太保兼太子太傅等，位列三公几乎到达了赏无可赏的地步，但是仍然没有被封爵。又如沈希仪战功卓著但最高也只做到了都督。比起旧有的勋爵，周尚文等功勋要远远的超过他们但是却没有得到实封，表明朝廷不想在进行封爵。而且在周尚文死后也没有被追封爵位，朝中有人提议为其追封爵位遭到了世宗的痛斥并且将其入狱问罪。在嘉靖朝有功大臣死后没有被封爵也成为了非常普遍事情。
明朝的武官地位处于较低，并且要接受文官的统领，少能进入朝廷的视线。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明朝的封爵推崇军功，不分文职、武职，在明初的时候因为文官很少涉及军务，一般领伯爵且受封的人不多。在嘉靖时期文臣督抚成为了战事的最高指挥官，但这些文臣将领也没有一人受封爵位。
世宗在位时期随着战事的逐渐激烈，朝中多次有人提封爵之事用来激励南北方的战事，能够斩敌方将领王侯者可以封爵，世宗对这项提议是接受的，在此后世宗也多次的发布诏书杀敌者可封侯爵。南、北边防都以杀敌封爵来激励士气，世宗采用这样的方式，在明朝早已存在被称为封爵皇榜，在战争激烈时用来激发士气，在景泰时曾经发布如能杀死伯颜帖木儿或太监喜宁就可以封爵，后来杨俊擒获喜宁，朝臣请求对其封爵但是被景泰帝拒绝而封赏其它。
又如在正德七年刘六等人发动起义，朝廷又发布如能剿灭便可封爵，谷大亮、陆永皆封伯，但这二人军功不显属于冒封。再如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作乱，武宗发布皇榜如能平叛者可封伯侯，后来王守仁带兵平叛却没有得到封赏，直到世宗继位后才兑现了对其的封赏新建伯，但这并不是世宗的本意只不过是因为初登君位要扫除前朝弊政，才将拖欠的封赏落实借此树立威信。在王守仁去世后，世宗便以学术不正的名义剥夺其爵位。
世宗在以封爵悬赏天下，等到真的有大臣实现时又不遵守约定。如胡宗宪带领部队擒获汪直后封赏并未落实。在进行论功时对于先前封爵之事避而不谈，想要借助其继续在南方带兵但是不能让胡宗宪权柄过大，便只是加封为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兵部左侍郎，允许子弟一人为锦衣副千户。如胡宗宪这样完成皇榜立有大功的臣子，尚不能封爵更何况其他人。
万历七年（1579），封李成梁为宁远伯第二年允许其世袭。但其封爵是一个特例，李成梁积累了数十年的功勋才得以封爵。万历二年（1574）因战功迁升左都督，后又因战功加封太保，万历七年因战功封为伯爵。李成梁是辽东数万敌军狼狈逃窜，保境安民，被时人称为武功近二百余年未有，可以得知其立下战功之大达到了不得不封地步。而且李成梁被封还有张居正的帮助。
以军功封爵对于国家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激励武将，维护朝廷的礼法等级成为维护统治的重要基石。明朝末年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封爵可以更加激励士气使得武将更为朝廷效忠。明朝后期的封赐几乎陷入了停止的状态，这就让大臣们的积极性消失不利于稳固自己的统治，甚至是统治陷于瓦解的状态。针对明朝后期对大臣少封的现象，有人提出补救恢复公、侯等爵位的封赏。
到崇祯朝时国家的形势更加危急了，思宗开使用封爵的办法来激励武将为国家效劳。崇祯二年（1629），后金士兵到达北京城下，思宗为解围调满桂勤王，封其为东平侯。在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进逼北京时，思宗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左玉良为宁南伯，唐通为定西伯，黄得功为靖南伯，其余的刘泽清、刘良佐皆有升职。召集吴三桂、唐通、刘泽清勤王，但吴三桂、刘泽清拒绝奉诏，只有唐通带兵前往。明朝后期长期的封赏混乱，难以对大臣武将们有激励号召的作用，使得很多的大臣开始对朝廷失去了信心从而转为观望的态度。
崇祯十七年，京城被围崇祯召集大臣商议对策，认为此时只有刘泽清距离最近可以带兵救援可封为东平伯，而崇祯并未回答，但最终在大臣的劝阻下崇祯同意了。但三月刘泽清并未听从明朝的进兵勤王的要求，而是率军一路南下了。这也说明了用封爵激励武官已经失去作用了。
和嘉靖朝相比崇祯时期的封爵完全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于吴三桂、左玉良等人的封爵，也不是按照军功封爵的原则而是因为突发的情况，而采取了应急办法。在京城被包围沦陷之前，明朝政府原有的组织制度已经陷于无序状态，各地武将拥兵自重的局面基本上将要形成，而思宗在临灭亡之前又对武将进行了大肆的封爵使其成为，弘光朝廷的隐患。京师失守后，在南方建立了弘光政权，在淮河、长江一带的黄得功被封为侯爵，刘良佐为广昌伯，高杰为兴平伯，还有刘泽清被称为四镇。但是这些被封爵的武将没有起到保护政权的作用，反而是相互争斗夺权，频频发生内乱导致弘光政权迅速的破灭。
南明的这些小朝廷继续沿用滥封的手法，册封武将借此拉拢，致使封爵泛滥。其中永历政权作为明显，杨国栋被封武陵伯但是并未入朝受封，仅仅是有了一个空头文书。永历的将帅近乎人人都有爵位，甚至对异姓功臣开始封王。在南明政权中只有少数将领真心保卫政权，大部分都是向割据一方。
封爵对于国家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带有皇帝私人赏罚的意思。对于大臣的册封实际上取决皇权的需要，取决于皇帝对封爵的态度。在明朝的前期是按照军功的原则封爵，从武宗开始大肆滥封。世宗继位后进行整顿但是走向了极端，影响到后面的君主，直到崇祯时期才又开始封爵但是又开始了滥封，没有挽救国家的衰亡，还导致了武将的专横。
参考文献
《明史》
《明世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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