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岭南交趾郡谋反,年近花甲的开国名将马援,被封为“伏波将军”,率兵平叛。然而,在前线紧张的战局之中,马援却回望洛阳,写下了一封家书:《诫兄子严敦书》。
这篇不足三百字的文章,语意直白,文采一般,与那些历史上有名的家书相比,似乎并不出彩。但它却被选进《古文观止》,成为清代学子必读的篇目。
“伏波将军”马援
它的地位有多高呢?《古文观止》收录了从先秦到明朝的222篇文章,其中东汉文仅有四篇:一篇出自光武帝刘秀,另外两篇是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严格来说,诸葛亮甚至不能算东汉人物。
而在所有篇目中,“诫子”类的文章,也仅有这一例。就连大家耳熟能详的诸葛亮《诫子书》,也未能入选。
著名的诸葛亮《诫子书》,并未入《古文观止》法眼
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是在初中时代。当时的我思来想去,都找不到其中的任何闪光之处,只记住了一个成语:画虎不成反类狗。直到十年后再读,有了更多的知识积累和人生阅历,才真正读懂了马援。
能够在紧张的战争中抽出时间,给两个侄子写信,可见马援与侄子的关系非同一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关系,还得从马援的人生经历说起。
《后汉书·马援传》记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诸兄奇之。
马援在家中排行第四,他在十二岁就失去了父亲,三个哥哥在成长过程中,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少年时代,哥哥们教导他读书、写文章。但马援天生不擅长这些,便打算到边境屯田放牧。
马援雕像
大哥马况并没有指责他,反而对他的志向表示理解,并说道:“汝大才,当晚成。”这种开明又充满鼓励的教育方式,令马援非常感动。后来,马况不幸早逝,马援为哥哥守孝一年,日夜不离,就像对待父亲一般。
那么,这封信中提到的兄子严、敦,会不会是大哥马况的儿子呢?实际上,并不是。这位大哥很可能没有留下后代,因为史书上只提到马援“敬事寡嫂”,并未提照顾大哥的儿子。
马严和马敦,是二哥马余的儿子。他们二人拥有与马援相似的童年经历:少孤(父亲早死)。可能正是这份经历,令马援对两个侄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同情。
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感叹,马援的家族非常不幸。父亲、大哥和二哥,几位重要的亲人相继离去。至于三哥,则并无大的才干。马援从此成为家族的顶梁柱,他必须肩负起照顾子侄的重任。
在这样一个男人的心里,家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就算是在远征的途中,马援都不会吝惜笔墨,时刻不忘教诲两个侄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诫兄子严敦书》其实讨论了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人应该怎样“追星”?
按照史料的记载,马援之所以写这封书信,是因为两个侄子“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意思是说:他们俩喜欢议论时政,结交朋友。所谓的“侠客”,可以理解为一些不务正业的人。
马援在信中并不赞同这种行为,并且还举了两个人,给两个侄子作为参考。
第一个人叫龙伯高。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实人:敦厚谨慎,从不乱说话,而且勤俭节约,品德高尚。马援说: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
龙伯高像
第二个人叫杜季良。他并不是一个坏人,相反,他受到很多人的喜爱,用今天的话说,算是偶像级别的人物。杜季良为人“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不管你是君子还是小人,他都一视同仁。因此,杜季良的父亲死后,相邻的数郡,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
对于马严、马敦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杜季良绝对更有魅力,也更值得去崇拜。这种心态,放在今天的年轻人身上,又何尝不是呢?但马援却说: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
注意,马援并不讨厌杜季良,只是不愿意侄子去学他。因为,如果学杜季良学得不好,就变成了轻薄的纨绔子弟,反而有害。这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相反,学龙伯高,即使达不到他的水准,也不失为一个好人。
这段话,简直太有教育意义。拿今天来说,我们熟知的许多明星、成功人士,都极其富有个性,甚至离经叛道。他们有的早早辍学,有的放浪形骸。诚然,他们成功了,但这种成功难以复制。不知道有多少“追星者”,一味模仿他们的行为,却最终害了自己。
马援的这封家书,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尽管马援希望侄子学习“老实”的龙伯高,但他自己,明显更偏爱杜季良。从马援一生的为人处世,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青年时代的马援,曾经做过一郡的督邮。在一次押解犯人时,因怜悯那些囚犯,便私自释放了他们,自己也为此过上了流亡的生活。
后来遇上大赦,马援不再流亡,便在北方边境放牧。许多人仰慕他的大义,纷纷投奔,归附者足有数百家之多。而马援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据史料记载: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
这一笔财产,足够马援过上一辈子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他却说:这些财富如果不能用来救济有需要的人,那我也只不过是个守财奴而已。于是他散尽家财,孑然一身,整日穿着羊裘皮裤过活。
为了素不相识的人,可以舍弃性命、放弃财富,这样的马援,不是比杜季良更值得称赞吗?真侠士也!
马援曾说过: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
马援曾经对光武帝刘秀做出过一番评价,认为刘秀不如高祖刘邦:
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
这番话,称赞刘邦豪爽大度,没有什么能制约他;而光武帝刘秀喜欢处理政务,处处遵守礼节和规矩,还不喜欢喝酒。
在旁人看来,这句话好像在变相地夸奖刘秀,可实际上,这也许是马援的真实想法。他原本就是一个内心狂野、不拘小节的人,仰慕汉高祖也就不足为怪了。
汉光武帝刘秀像
马援从不是一个唯唯诺诺,不敢说话的人。在一封劝降旧友的书信中,马援曾经写道:
言君臣邪,固当谏争;语朋友邪,应有切磋。岂有知其无成,而但萎腇咋舌?
在他看来,对君王、对朋友有利的话,即使冒着风险,也必须要说。史料中记载了很多马援向光武帝进谏的事迹,其中有一段对他的总体评价:
闲于进对,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辅长者,下至闾里少年,皆可观听。自皇太子、诸王侍闻者,莫不属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每有所谋,未尝不用。
这就是真实的马援。然而,正是这样的马援,却在给侄子的信中,告诫他们不要乱说话,不要乱交朋友,岂不是自相矛盾吗?马援是不是说了“昧心话”?
在我看来,马援心里清楚:自己这样的人不会得到好下场,因为他得罪的人太多,迟早会深受其害。他在信中提到的杜季良,同样也遭遇了诽谤、污蔑,马援“常为寒心”,可见他对自己的未来,早有预见。
因此,他给侄子的告诫,实则出自真心。一个慈爱的长辈,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但也不希望后代走自己的老路。
马援像
这封书信,真的只是为了告诫两个侄子吗?其实,它并不单纯。
《后汉书》记载,这封书信寄回洛阳,很快就流传开来,而且被光武帝刘秀看到了。这种结果,一定在马援的意料之中,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向皇帝表明心迹。
潜台词是说:我马援,十分讨厌议论别人的长短,希望陛下不要听信小人的谗言;我做人豪爽,朋友多,仇人也多,也希望陛下不要听信仇人对我的污蔑。
马援被授予“伏波将军”殊荣,整个东汉仅此一人
前半段的意思,马援说得比较直白,容易理解;但后半段,马援却是用隐晦的语言,对杜季良明贬暗褒,这一层意思,光武帝并没有看懂。
但正是这段话,引起了不得了的“蝴蝶效应”,间接伤害了三个人,最终也害了自己。
马援的书信流传甚广,自然也传到了杜季良的仇人手里。这位仇人是谁,史书上没有留下姓名。但他却借着这封信,状告杜季良“为行浮薄,乱群惑众”。理由?伏波将军告诫侄子不要学杜季良,那么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此时的马援位高权重,又在外作战,他的话很快引起了刘秀的重视。但刘秀并没有仔细思考,他真的以为马援是在批评杜季良。于是,果断罢免了杜季良的官职。可怜伏波将军,这一次被人当了枪使。
这位仇人,想来是对杜季良恨得咬牙切齿,只是扳倒杜季良,他并不满足。在上书中,他还连带着批评了杜季良的两个朋友:
“梁松、窦固以之交结,扇其轻伪,败乱诸夏。”
试想,“主犯”杜季良已经定罪,“从犯”还有辩解的余地吗?梁松、窦固只得叩头认罪,直到把头都磕出血来,才获得了刘秀的赦免。
梁松,因此事与马援结仇,在马援死后进行了报复
从对这三个人的处理,可以看出来,刘秀并不喜欢杜季良这类人。而马援恰恰就是这类人,这也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建武二十四年(48年),六十二岁的马援最后一次出征南方。这次征途遇上了酷暑和瘟疫,粮草也难以运送,马援的军队遭遇失利。形形色色的谗言和批评不断传到光武帝的耳朵里,而光武帝也不再信任马援,竟然派人到前线去问责。然而,年迈的马援已经病死在前线。
马援病死沙场,真正做到了“马革裹尸”
本来事情算是过去了,毕竟人死为大。但素来怨恨马援的梁松,并没有因为马援死了就放过他。梁松在光武帝面前污蔑、陷害马援,光武帝竟也听信,一怒之下,剥夺了马援“新息侯”的爵位。
从此之后,马援生活中的许多小问题,纷纷被人揭露出来,经过加工编造,都成为他的罪证。史书记载:马援的妻子儿女不敢将他葬回祖坟,宾客故人莫敢吊会。一时间,这位战功赫赫的功勋名将,恍若成为千古罪人。
一封书信引发的蝴蝶效应,最终伤害了自己,这恐怕是马援难以想象的。
千百年后,这个故事更加引起了我们的深思。如何为人处世?如何教育后代?唯唯诺诺的老实人是否应该学?马援、杜季良是否不应该学?我想,一切都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也都有不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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