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岭南交趾郡谋反，年近花甲的开国名将马援，被封为“伏波将军”，率兵平叛。然而，在前线紧张的战局之中，马援却回望洛阳，写下了一封家书：《诫兄子严敦书》。
这篇不足三百字的文章，语意直白，文采一般，与那些历史上有名的家书相比，似乎并不出彩。但它却被选进《古文观止》，成为清代学子必读的篇目。
“伏波将军”马援
它的地位有多高呢？《古文观止》收录了从先秦到明朝的222篇文章，其中东汉文仅有四篇：一篇出自光武帝刘秀，另外两篇是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严格来说，诸葛亮甚至不能算东汉人物。
而在所有篇目中，“诫子”类的文章，也仅有这一例。就连大家耳熟能详的诸葛亮《诫子书》，也未能入选。
著名的诸葛亮《诫子书》，并未入《古文观止》法眼
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是在初中时代。当时的我思来想去，都找不到其中的任何闪光之处，只记住了一个成语：画虎不成反类狗。直到十年后再读，有了更多的知识积累和人生阅历，才真正读懂了马援。
能够在紧张的战争中抽出时间，给两个侄子写信，可见马援与侄子的关系非同一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关系，还得从马援的人生经历说起。
《后汉书·马援传》记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诸兄奇之。
马援在家中排行第四，他在十二岁就失去了父亲，三个哥哥在成长过程中，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少年时代，哥哥们教导他读书、写文章。但马援天生不擅长这些，便打算到边境屯田放牧。
马援雕像
大哥马况并没有指责他，反而对他的志向表示理解，并说道：“汝大才，当晚成。”这种开明又充满鼓励的教育方式，令马援非常感动。后来，马况不幸早逝，马援为哥哥守孝一年，日夜不离，就像对待父亲一般。
那么，这封信中提到的兄子严、敦，会不会是大哥马况的儿子呢？实际上，并不是。这位大哥很可能没有留下后代，因为史书上只提到马援“敬事寡嫂”，并未提照顾大哥的儿子。
马严和马敦，是二哥马余的儿子。他们二人拥有与马援相似的童年经历：少孤（父亲早死）。可能正是这份经历，令马援对两个侄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同情。
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感叹，马援的家族非常不幸。父亲、大哥和二哥，几位重要的亲人相继离去。至于三哥，则并无大的才干。马援从此成为家族的顶梁柱，他必须肩负起照顾子侄的重任。
在这样一个男人的心里，家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就算是在远征的途中，马援都不会吝惜笔墨，时刻不忘教诲两个侄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诫兄子严敦书》其实讨论了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人应该怎样“追星”？
按照史料的记载，马援之所以写这封书信，是因为两个侄子“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意思是说：他们俩喜欢议论时政，结交朋友。所谓的“侠客”，可以理解为一些不务正业的人。
马援在信中并不赞同这种行为，并且还举了两个人，给两个侄子作为参考。
第一个人叫龙伯高。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实人：敦厚谨慎，从不乱说话，而且勤俭节约，品德高尚。马援说：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
龙伯高像
第二个人叫杜季良。他并不是一个坏人，相反，他受到很多人的喜爱，用今天的话说，算是偶像级别的人物。杜季良为人“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不管你是君子还是小人，他都一视同仁。因此，杜季良的父亲死后，相邻的数郡，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
对于马严、马敦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杜季良绝对更有魅力，也更值得去崇拜。这种心态，放在今天的年轻人身上，又何尝不是呢？但马援却说：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
注意，马援并不讨厌杜季良，只是不愿意侄子去学他。因为，如果学杜季良学得不好，就变成了轻薄的纨绔子弟，反而有害。这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相反，学龙伯高，即使达不到他的水准，也不失为一个好人。
这段话，简直太有教育意义。拿今天来说，我们熟知的许多明星、成功人士，都极其富有个性，甚至离经叛道。他们有的早早辍学，有的放浪形骸。诚然，他们成功了，但这种成功难以复制。不知道有多少“追星者”，一味模仿他们的行为，却最终害了自己。
马援的这封家书，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尽管马援希望侄子学习“老实”的龙伯高，但他自己，明显更偏爱杜季良。从马援一生的为人处世，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青年时代的马援，曾经做过一郡的督邮。在一次押解犯人时，因怜悯那些囚犯，便私自释放了他们，自己也为此过上了流亡的生活。
后来遇上大赦，马援不再流亡，便在北方边境放牧。许多人仰慕他的大义，纷纷投奔，归附者足有数百家之多。而马援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据史料记载：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
这一笔财产，足够马援过上一辈子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他却说：这些财富如果不能用来救济有需要的人，那我也只不过是个守财奴而已。于是他散尽家财，孑然一身，整日穿着羊裘皮裤过活。
为了素不相识的人，可以舍弃性命、放弃财富，这样的马援，不是比杜季良更值得称赞吗？真侠士也！
马援曾说过：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
马援曾经对光武帝刘秀做出过一番评价，认为刘秀不如高祖刘邦：
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
这番话，称赞刘邦豪爽大度，没有什么能制约他；而光武帝刘秀喜欢处理政务，处处遵守礼节和规矩，还不喜欢喝酒。
在旁人看来，这句话好像在变相地夸奖刘秀，可实际上，这也许是马援的真实想法。他原本就是一个内心狂野、不拘小节的人，仰慕汉高祖也就不足为怪了。
汉光武帝刘秀像
马援从不是一个唯唯诺诺，不敢说话的人。在一封劝降旧友的书信中，马援曾经写道：
言君臣邪，固当谏争；语朋友邪，应有切磋。岂有知其无成，而但萎腇咋舌？
在他看来，对君王、对朋友有利的话，即使冒着风险，也必须要说。史料中记载了很多马援向光武帝进谏的事迹，其中有一段对他的总体评价：
闲于进对，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辅长者，下至闾里少年，皆可观听。自皇太子、诸王侍闻者，莫不属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每有所谋，未尝不用。
这就是真实的马援。然而，正是这样的马援，却在给侄子的信中，告诫他们不要乱说话，不要乱交朋友，岂不是自相矛盾吗？马援是不是说了“昧心话”？
在我看来，马援心里清楚：自己这样的人不会得到好下场，因为他得罪的人太多，迟早会深受其害。他在信中提到的杜季良，同样也遭遇了诽谤、污蔑，马援“常为寒心”，可见他对自己的未来，早有预见。
因此，他给侄子的告诫，实则出自真心。一个慈爱的长辈，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但也不希望后代走自己的老路。
马援像
这封书信，真的只是为了告诫两个侄子吗？其实，它并不单纯。
《后汉书》记载，这封书信寄回洛阳，很快就流传开来，而且被光武帝刘秀看到了。这种结果，一定在马援的意料之中，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向皇帝表明心迹。
潜台词是说：我马援，十分讨厌议论别人的长短，希望陛下不要听信小人的谗言；我做人豪爽，朋友多，仇人也多，也希望陛下不要听信仇人对我的污蔑。
马援被授予“伏波将军”殊荣，整个东汉仅此一人
前半段的意思，马援说得比较直白，容易理解；但后半段，马援却是用隐晦的语言，对杜季良明贬暗褒，这一层意思，光武帝并没有看懂。
但正是这段话，引起了不得了的“蝴蝶效应”，间接伤害了三个人，最终也害了自己。
马援的书信流传甚广，自然也传到了杜季良的仇人手里。这位仇人是谁，史书上没有留下姓名。但他却借着这封信，状告杜季良“为行浮薄，乱群惑众”。理由？伏波将军告诫侄子不要学杜季良，那么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此时的马援位高权重，又在外作战，他的话很快引起了刘秀的重视。但刘秀并没有仔细思考，他真的以为马援是在批评杜季良。于是，果断罢免了杜季良的官职。可怜伏波将军，这一次被人当了枪使。
这位仇人，想来是对杜季良恨得咬牙切齿，只是扳倒杜季良，他并不满足。在上书中，他还连带着批评了杜季良的两个朋友：
“梁松、窦固以之交结，扇其轻伪，败乱诸夏。”
试想，“主犯”杜季良已经定罪，“从犯”还有辩解的余地吗？梁松、窦固只得叩头认罪，直到把头都磕出血来，才获得了刘秀的赦免。
梁松，因此事与马援结仇，在马援死后进行了报复
从对这三个人的处理，可以看出来，刘秀并不喜欢杜季良这类人。而马援恰恰就是这类人，这也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建武二十四年（48年），六十二岁的马援最后一次出征南方。这次征途遇上了酷暑和瘟疫，粮草也难以运送，马援的军队遭遇失利。形形色色的谗言和批评不断传到光武帝的耳朵里，而光武帝也不再信任马援，竟然派人到前线去问责。然而，年迈的马援已经病死在前线。
马援病死沙场，真正做到了“马革裹尸”
本来事情算是过去了，毕竟人死为大。但素来怨恨马援的梁松，并没有因为马援死了就放过他。梁松在光武帝面前污蔑、陷害马援，光武帝竟也听信，一怒之下，剥夺了马援“新息侯”的爵位。
从此之后，马援生活中的许多小问题，纷纷被人揭露出来，经过加工编造，都成为他的罪证。史书记载：马援的妻子儿女不敢将他葬回祖坟，宾客故人莫敢吊会。一时间，这位战功赫赫的功勋名将，恍若成为千古罪人。
一封书信引发的蝴蝶效应，最终伤害了自己，这恐怕是马援难以想象的。
千百年后，这个故事更加引起了我们的深思。如何为人处世？如何教育后代？唯唯诺诺的老实人是否应该学？马援、杜季良是否不应该学？我想，一切都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也都有不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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