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多少个县呢？在康熙时期，有1261个，到了光绪年间，达到1528个。在一个省里，县可以说是最小的行政单位了，知县被巡抚、知州、同知这些顶头上司管着，还有分巡道、分守道、盐茶道等也能对其进行问责，所以知县在民间被戏称为“七品芝麻官”，来形容官职很小。
但可别小瞧了这个小小的县官，在古代，老百姓能与朝廷接触，最便捷的行政单位就是县衙了。小到百姓邻里间的琐事，大到命案的发生，这些案件的处理都发生在小小的县衙里。县官在清代政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像那些总督、巡抚之类的高官，他们其实负责的是发号施令，处理的多是书面工作，而县官才是真正与百姓接触，与百姓打交道的官员。地方政治的好坏，也多数是掌握在县官的手里。
清朝县衙审案还原
但在清代，想要把县官的工作做好，也并非那么容易。因为一个新县官的上任，会面临诸多问题。
在清朝，县官的出身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科举考试正规录取的，另一种是俗称的“捐班儿”，也就是先花钱捐个贡生或者监生的头衔，再通过其他关系当上知县。从清朝中期和末期对县官的统计数据来看，通过科举考试而当上知县的比例在70%，“捐班儿”的约占20%。
不管是其中的哪一种出身，出任县官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大多数之前都是读四书五经的，没有行政经验，也没有司法经验。而且，清朝还有个规定就是本省的人不能在省内做官，只能被调到外省，本族亲属也不能在同地任职。这个回避制度设计的也有道理，但同样还有弊端。就是外来的县官在业务上本来就不熟练，再加上不熟悉当地情况，甚至连方言都听不懂的情况下，这个官应该如何办公呢？
解决方法就是请人来协助帮忙，知县官不懂业务，不通法律都没关系，只要能请来好师爷，这些工作自然就有人去办了，县官自己只负责场面上的工作就可以了。关于师爷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个沿海的县，从海上来了一条商船，船上的货物都被附近居民给抢光了，县官要把这件事汇报给上级领导。师爷拿过文稿，只改了一个字，就是把“海上漂来船”改成了“海上覆来船”，意思是船到岸时是底朝天，货物自然也就没有了，只改一个字就抹掉了货物被抢的事情，可见师爷对于知县来说是有多重要。
除了这些，还有胥吏、衙役等人员，这些人都可以辅助县官的工作，但这些人却并不属于朝廷体制内的官员，只能算是县官请来的幕僚或者帮手，朝廷是不负责给这些人发工资的。这就引出了知县没有朝廷拨款的问题。
清朝在雍正之前，知县几乎是没有任何朝廷拨的公款可以用的，直到雍正年间，才给知县们发了工资，称为养廉银。根据县的大小情况，知县的养廉银也不一样。少的一年五六百两，多的就两千两左右。其实这些钱对于一个县衙开支来说，是远远不够用的。
知县平日的开支是不分公用私用的，全部自己负担。除了他自己家用之外，还要支付县衙里的办公经费、接待上级官员的招待费等。按照清代的官场规矩，知县定期还要向上级缴纳财务，有的直接就从知县的养廉银里扣除。把这些开销综合起来算，小县衙一年大约需要五六千两，大县衙需要上万两。这些费用还不包括知县雇师爷的费用，好的师爷一年年薪就得上千两。
那面对这么大的开支，朝廷又不给拨款，那“钱从哪里来呢？”就是征税。一个知县所需要负责的税收有：地丁银（就是土地税和人头税），漕粮、渔税、房产契税、销售税、牲口买卖税等。有一种和地丁银一起征收的税叫“火耗”，字面意思就是铸银子的损耗，这些钱收上来县官会留着当办公费用，也同时用来私人开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火耗是明文法规之外的陋规，后来因屡禁不止，只好默认。到了乾隆年间，朝廷承认了火耗的合法化，这笔钱不进入户部，由各省布政司掌管，这可以说是演变成了地方税。
县官还可以在其他税收里面做文章，比如在漕粮里面增加附加费，后来有些知县嫌麻烦，也可能是粮食不好保存，就要求将纳粮改为了交现钱，这样折算的话，是对百姓又增加了一层盘剥。所以，即便是没有朝廷拨款，县官也能通过税收等方法，将平日开销的费用给补出来。
清朝的县官，官职虽小，但他却是一个县的绝对负责人，因为在中国古代，县以下是不设行政单位的，所以知县在一个县里有绝对的行政权力，县官的好坏对清朝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清朝的政治设计和官员的实际处境，是清代官场腐败的根源，特别是像县官这种政治权力中的细枝末节，却有着实际掌管地方的权力，在古代信息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监管起来非常困难。县官的腐败，也是导致清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橘子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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