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一度以经济繁荣、百废俱兴著称，但他也存在很多问题。最重要的便是贫富悬殊加大与社会矛盾激化，其中尤以贯穿于北宋年间的“人地矛盾”为典型。
土地兼并，这个千百年来的国之大害，历朝历代都想方设法加以抑制。但有宋王朝却采取了不抑制兼并的土地政策，铤而走险，这成为了宋朝“人地矛盾”激化的关键原因。这种不抑制兼并的政策，的确为宋朝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也为宋朝带来了无穷后患，直接后果便是“人地矛盾”激化，加速了宋王朝的灭亡。那么北宋年间的“人地矛盾”，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不抑兼并是北宋的基本政策，但是这短期的繁荣，为政策失灵埋下了祸患。起初，北宋为抑制武将的势力,诱导他们：“ 择便好田宅市之, 为子孙立永久之业。”
宋太祖曾在乾德四年(966年)下诏命地方官吏引导民众开辟荒地，勤于耕作。北宋甚至公开提出“田制不立”的政策。
当时人王明清曾经这样评价“不抑兼并”政策:
“ 不抑兼并, 富室连我阡陌, 为国守财尔。 缓急盗贼发, 边境扰动, 兼并之财, 乐于输纳, 皆我之物”。
这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带来的直接问题，那就是，不论国家如何“ 藏富于民” ，也不管富有者们能为国家带来怎样的便利。在“不抑兼并”的政策之下，贫者处境将愈发艰难，富者连贫者阡陌将成为必然趋势。事实确实如此，北宋的土地兼并现象非常普遍，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北宋土地交易的自由与频繁。
从政府对土地自由交易的不禁止态度来看,北宋政府也很难禁止土地的兼并。首先对北宋的统治者而言，土地兼并现象与赋役税收数量这两者，显然后者更能引起他们的重视。至于是否限制土地兼并, 统治者并不在乎，他们只是对田亩数量不实导致的赋役负担不均感到不满。
当然，北宋政府实行“ 不抑兼并”政策也是受多种原因影响的结果,。
一方面，是北宋政府出于适应历史的潮流的考虑不愿抑制。另一方面也是政府确实无力抑制。
“ 口分世业之田坏, 而为兼并, 限田之令不可复行矣。”
就当时而言，土地私有化是历史发展趋势，是历史的进步,也必然造成土地兼并。 在“ 不能井天下之田以授民, 民自买田为生”和“ 今天下无在官之田, 而卖易之柄归之于民”的历史背景下, 国家手中既没有足够调节的国有土地, 又无法逆转土地私有化的加剧, 也只有默认土地兼并了。
人口暴涨，是北宋的显著标签。北宋时期人口大致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在基本实现南北统一的宋太宗统治时期，人口就已经比五代时期增长了不少。
太平兴国四年（979），全国大概有442万户。然而，从至道二年到徽宗大观三年这一百来年间，北宋全国户数从约4574257户飙升到20882258户，增长了3.5倍以上。总人口数的增加，直接导致人口密度的增大。
北方人口密度从太平兴国五年到崇宁元年，由每平方公里 3.4增长到7.8户，增长了2.3倍。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区域的人口密度都高于北方平均人口密度。另外，都城开封及其附近和京东路的清河、济水流域以及河北路运河沿线也都是人烟稠密的地区。
关中、河东、秦凤区域虽然人口密度一直低于北方平均人口密度，但与其自身相比，从太平兴国五年到崇宁元年这122年间仍有很大增长，并且增长速度都在2倍以上，甚至高于河北、山东、河南等区域。
南方的人口密度也增长很快。在太平兴国年间，南方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不足3户，略低于北方。而一百年后，到元丰元年南方平均人口密度略超北方，平均每平方公里 7.5 户，增长了1.7倍。到崇宁元年，南方平均人口密度明显超过了北方，达到了每平方公里 8.3户以上，是太平兴国时期的3倍多。
其中，江浙、福建、淮南三个区域人口增长最多，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10户以上。四川人口密度也有了很大增长，崇宁元年的人口密度是太平兴国五年的2倍。荆襄、湖南、两广区域虽然人口密度不高，但人口增长速度在全国来说都是非常快的。尤其是湖南，崇宁元年的人口密度竟然是太平兴国五年的6倍。
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房屋等建筑占地面积也随之增多。不可避免的会占用耕地的面积，从而导致了耕地资源的短缺。
从自然因素方面看，北宋地形复杂多样，尤其是地理环境非常复杂的南方，大部分地区山多田少，原有的可供利用的耕地资源比较有限。
然而，人口的供养需要大量的粮食，为了生存，人不得不寻找办法解决生存问题——向自然要土，去开辟新的耕地资源，向山、向水、向湖要田，如福建：
“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浙江一带则大肆围湖造田，如绍兴“镜湖三百里，为人侵耕几尽”。
当仅靠原有的耕地不能实现人地平衡时，耕地面积必然要扩大，进而相应引起草地、湖泊、森林转化为耕地。
圩田、崶田等就是宋代人向大自然要田的新招。宋人尽可能将土地转化成耕地，开辟出更多的耕地，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扩大耕地面积成为宋人应对人口压力的首要对策。
北宋中后期的耕地面积，有了大幅度增长，比至道三年（997年）增加了近6亿亩，2倍多。
然而，就北宋人口而言，耕地增加的数量还是十分有限。在宋初“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的大背景下，土地兼并更加肆无忌惮、愈演愈烈，少地无地的农民随处可见。据估算，北宋占人口不过百分之六七 的地主阶级占全部垦田的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其中，占总人口百分之四的大地主占田竟达天下之半，而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多的农民阶级，占有的土地不过是垦田的四成，甚至少于三成。
因此，农民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少之又少，以致出现“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这种土地奇缺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人口的陡然增加和持续不断的增长，而另一方面是疆域面积的骤然缩小带来可耕地面积的缩小。人口的增加一旦超出了当时耕地的承载能力，那么人多地少的矛盾就不可避免的出现。
为了应对人地矛盾，北宋政府和民众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土地生产率、向外移民、控制家庭人口数量、发展工商业等途径进行调节，以缓解紧张的人地关系。
招募入伍，政府招募无地少地的农民为兵士。统治阶级实行这一措施既可缓解紧张的人地矛盾，又可利用此办法增加了国家军队的数量，将失业人口加以收容和豢养，使其听从统治者的驾驭和指挥，从而成为支持和保卫封建政权的武装力量， 大大减少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移民，通过移民来解决人口分布不均的问题，从而缓和人多地少的矛盾。皇祐二年（1050年），北宋仁宗:
“诏京西转运司晓告益、梓、利、夔、福建路民，愿徙者听之”。
元丰元年（1078年），政府命人考察较为地广人稀地区的荒芜官田，招募诱导闽、蜀两地民众前去垦荒耕种。虽然有大量民众迁移四方，但因外地移民的迁入，人口外迁对人地矛盾的调节力度还是有限的。
另外由政府组织的兴建水利设施，鼓励民众开垦宜农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等措施，也是北宋人进行农业生产、缓解耕地不足的主要方式。
节制生育。由于地少人多，广大农民为了减少税役的负担，不得不减少生育，或者为了减少养育孩子的负担而杀婴。如当时以地狭人多著称的福建路便是北宋人公认杀婴最严重的地区。北宋代的生育节制虽然是民众出于自己的各种考虑而自己决定的，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受到封建制度对人口增长的制约，以及当时人地矛盾的影响。
经营工商业。工商业的发展，一方面可以减缓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扩展生存空间；另一方面较之农业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工商业逐渐取代农业在福建人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不但减轻了人口对土地的直接依赖，还可以获得远超农业生产的丰厚利润，有了资金，又可以从事购买粮食，投资土地开发，水利工程修建，经济作物种植，教育机构兴办等一系列活动。
读书入释，缓解生存压力。当时人们对教育、科举的热烈追求和对佛教的执着崇拜，这既是北宋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反映，也是人地矛盾下释放生存压力的有效方法。通过科举，获得升官外迁的机会，是北宋人们除经商之外的另一种外出谋生的方式。
精耕细作，改善耕作技术。北宋民众自发力争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同时种植更高产的新品种农作物。如占城稻，它具有耐旱、适应性强、生长期短的特性，在北宋人口激增，人地矛盾突出的情况下被大为推广种植。
转变生产方式。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从而以更低的土地成本养活更多的人，这使得同样的土地上可以允许较大的人口居住密度存在。在北宋，生产方式的转变无疑和新品种的引进、种植和推广一样，起了异曲同工之作用。
结语：在不抑兼并导致的土地兼并愈来愈普遍的情况下，北宋人口增长的数量和速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种局面刺激了土地开垦数量的增加，但这对于缓解人地矛盾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政府有计划的政策和农民的自发努力相结合，使得这一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也为宋代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根本问题仍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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