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山西，灾难于机遇并存。明初以来，山西地区天灾人祸不断，连年的自然灾害以及蒙古频繁的侵扰，使山西百姓不堪其苦，因此该区域内的民众流动性很大，流出、流入都不在少数。
在此过程中，一些流亡百姓，为了谋生顺势转业，渐渐脱离农业生产转而经商，不仅自身不断发展壮大，且对晋商的经商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代山西流民问题促成了晋商规模的壮大。
明代，山西的流民问题十分严重，官府组织或民间自发的向外移民数量庞大，以至于至今仍在各地流传有“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歌谣。
流亡的过程是艰苦的，路途遥远，对普通流民而言，吃喝难继是常事，因此，不少流民为解决流亡途中的生存问题，便开始钻营他业。
就明初来说，洪武时期，山西人地矛盾尖锐，地少人多，且天灾不断，又受蒙古不时侵扰，有的地方即使在丰年仍会面临日食不足的情况，很多百姓或由政府组织、或自主自发地向河南河北等因元末饱经战乱地广人稀的地区迁移。由于当时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流民便往城市寻找生计。
到了明朝中期，在山西一些地区，贫农弃农经商已成普遍现象。
如《郭青螺先生遗书》所载：山西泽、蒲之间，“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
流民在城市中所做的工作十分多样，有的从事工商业在私人作坊中工作，有的从事一些小商品的贩卖或在酒楼、饭店等其他服务型行业做些杂工等等。也有些人佣工经商，成为山西商人中的重要力量。
另外还有开始与明末的走西口，其中不乏迫于生计而外出经商之人。
当时晋北地区的人多出口外谋生，有的在外定居，但也有春去秋归之人，他们外出只是为了维持生活，而晋中太原部分地区的人则是以经商之人为多，他们的经商队伍中则包括许多佣工，这些人多是从农村流移出来之人。
可见，在明代，山西地区由于种种原因而外流之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吸引之下，大量流入城市，他们到城市之后，从事各种小商业或服务业等，从而又进一步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的力量虽小却是城市经济发展必不可缺的重要因素。所以说这些外流之人不仅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补充了自然经济的形态，而且也使得山西商人群体的规模有所发展。
从流民的迁移时间和分布地域来看，山西流民的流向，对晋商的选择经商经营区域有着重要的影响。
明中期，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迫使大量山西饥民北上到关外谋生，饥民在关外地区以耕种关外土地和经商为主。
“雁行客”就是最早的走西口的山西民，包括明蒙关系紧张时蒙古军掳掠山西民到关外和明代自发性到关外地区的山西民，到关外地区的山西民数量越来越多，对关外的经济发展影响越来越大和深入。
随着边境贸易规模的逐渐扩大，山西民在逐渐熟悉关外环境的同时，积极投身于与少数民族的贸易活动中，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的山西商民来新疆经商，旅蒙商的经营区域拓展到新疆地区，不仅将经营区域拓展至全国范围，而且走出国门到俄国、中亚、欧洲地区。
明代的山西流民在洪武年间就开始进入北直隶和鲁豫地区，永乐朝政府也沿用“狭乡迁宽乡”的移民政策，多次移山西民到北直隶和鲁豫地区。当时很多山西商人凭盐引到天津和山东地区支盐运销外地，其中河南便是晋商主要销售市场之一。
比较明代山西流民入冀鲁豫的地域分布与晋商的活动区域可见，两者基本一致。就入山东的流民分布而言，明代山西流民入山东主要集中在鲁西南、鲁西北和山东东部的东昌、兖州、济南等地，而晋商在山东的经营区域主要分布在鲁西，鲁西北和鲁西南地区，两者的区域分布大体重合。
自明朝中期，茶叶日益成为边境贸易的大宗商品，北部边境地区的茶叶主要来自于川陕地区，山陕商人是从事茶马贸易的主要商家。
据《松窗梦语》记载，晋商入川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为经甘肃、陕西入川即经由洛阳、汴梁、长安的川陕栈道，即所谓的“西入陇蜀，东走齐鲁”，一为利用长江水道，“往来蜀楚间”，汉口作为长江主要的运输中心，晋商沿长江贩运四川的货物经汉口转销它地。
一定规模的山西人迁入四川的时期，应为明中期。明中叶时山西流民进入荆襄地区，即著名的“荆襄流民”，随后荆襄流民向四川方向迁徙，分布在今川陕交界处。可见晋商在川陕地区的贩茶活动与山西流民入川有一定关系。
此外，还有淮扬地区。明初洪武移民的山西移民有迁往今江苏南京周边地区的记载，明朝伊始，在开中制的影响下晋商凭盐引到淮扬区支盐销售。
从移民迁移的时间和分布地域与晋商的商贸活动的时间和分布区域方面比较，移民和晋商活动大都沿着向北、向东的方向延伸，移民对晋商的影响，主要是在北方经济区，其次是在北直隶、津冀地区和豫鲁地区，这些地区是移民的主要迁入地，同时也是明清晋商兴起初期的主要分布地区，由此可见移民对晋商的经营区域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
流民对晋商的影响，还体现在晋商的经营模式和经商理念中。
晋商雇佣员工只限山西人，贺黻晃曾说：
“查山西票庄同业者，关于雇用店员之规定，限于山西人，他省之人不得援用”。
这样的做法既能用同乡情谊增加商号的凝聚力，增强商号的实力同时也能惠及同乡，给外出谋生的山西民一定的工作机会，即所谓的“同事贵同乡，同乡贵同心，乃能成事”。
一般加入晋商的员工需由有威望的保荐人推荐，并且通过口试和笔试等相关考核才可入职。这种用人原则确保了商号对员工“知根知底”，并且可在同乡且长时期的聘用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充分的信任，以便将商号东家在经营中实行充分放权的激励措施，这也充分反映了晋商以感情重托使掌柜剔励经营以图报效的领导艺术。
那些有山西流民大量迁入的地区为晋商提供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既为晋商大量聘用本乡之人创造了条件，又为晋商在外地经商提供了顾客和合作伙伴。
晋商的经营模式和中国历来就存在的“熟人社会”现象有关。外出经商的晋商在多山西流民分布的地区，因此越是山西流民集中分布的地区，晋商就越容易拓展贸易类型，扩大经济规模。
同时，晋商讲求信誉的特点也与其经营活动多在有大量“熟人”的地区有关，在“熟人社会”的经营模式中，商业信誉决定了贸易合作伙伴的数量和长期顾客的保有率，受其影响晋商特别重视商业信誉，以诚信经营为前提，讲究先守信再求财。通过塑造自己诚信经商的形象，在山西移民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并通过熟人之间的介绍，不断发展更多的长期合作的顾客，由此在一个多山西移民广布的地区迅速稳定并发展起来。因此，重视信誉的晋商在“熟人社会”中获得了极高的信誉度，并拥有了大量的“社会资本”。
明代，晋商的会馆开始出现在全国各地，晋商建立会馆的目的有多个，与流入各地的山西移民联络乡谊就是其中之一。
据《重建临襄会馆碑记》记载：“会馆之立，所以联乡谊，笃友谊也。朋友居五伦之一，四海之内，以义相投，皆为兄弟。然同里井者，其情较治，籍同里井，而于他乡遇之则尤治”。
当然，对于晋商而言，联络乡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商业利益。
通过联络乡谊，不仅可以增强商号内部凝聚力，同时可以及时地交流商业信息，通过对经商地区的消费习惯、物产特点等的了解，及时调整销售策略，销售适销对路的商品，获取最大的商业利益。另外，通过对山西文化的宣传，也能唤起该地山西移民的思乡之情，增强晋商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总而言之，明代山西流民分布各地，为晋商提供了丰富的社会资本，他们利用家乡山西的文化影响力，或吸引山西流民加入晋商队伍，或将其转化为晋商的顾客群体，因此最先有山西流民广泛分布的地区，也是晋商最早获取商业资本的地区。在此基础上，繁荣于“熟人社会”的晋商，由于树立的良好的诚信的形象，不断发展壮大，逐渐遍布全国，走出世界，在山西甚至中国的历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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