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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曾经禁止写诗,违者要杖责一百,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是个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丰富和积累,中国文化在唐宋时期达到了巅峰,而唐诗宋词,则堪称中华伟大文化的万花丛中,那朵开得最美的花。

中国传统文人士子都要学习礼仪和诗词,豪门大族也大多以诗礼传家而自豪。到了唐宋时期,中国文人几乎都是诗词高手,而政府高官中的许多人更是名垂青史的诗词大家,唐宋八大家都是当时的朝廷重臣和著名政治家。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个诗文璀璨、人人以写诗作词为荣的时代,朝廷竟然出台过禁止学习和创作诗词的律令。

据南宋学者葛立方所著的《韵语秋阳》记载,在北宋政和年间,朝廷曾经严令民间不准教授和学习诗词歌赋,“传习诗赋者,杖一百!”就是说谁敢教授和学习诗词写作,要被杖责一百下,这是可以把人打死的重刑,这条律令事实上是要把参与诗词学习写作活动的人处以死刑。

政和年间正是宋徽宗当皇帝,他虽然治国无方,却是个典型的文化达人,书法、绘画诗词造诣出类拔萃,可是为什么在他治下会严厉禁止写诗这种事呢?这要从当时朝廷里的政治形势说起。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因为只考诗词歌赋和八股策论而广招诟病。后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成体系的先进科学理论的根源就在于此。这个弊病,不仅中国的有识之士看到了,连同时代的日本人也洞诺观火。古代的日本极其推崇中国文化,其典章制度和文化教育竭力模仿中国,但有两样他们没有学习,就科举制度和宦官制度。

所以中国古代的一些改革者们,也对科举取士制度是否真的能为国家选拔有用人才表达了质疑,并采取过一些改革措施,有时甚至很偏激。

王安石是著名的的诗词大家,但他却反对读书人只学诗赋,而是要求他们钻研经世致用的本领。王安石从政后,经常在科考中任考官,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来警醒考生,诗曰:

童子常夸作赋工,

暮年羞悔有杨雄。

当时赐帛倡优等,

今日论才将相中。

细甚客卿因笔墨,

卑于尔雅注鱼虫。

汉家故事真当改,

新咏知君胜弱公。

意思是说,诗赋写得好不一定是人才,即使杨雄那样的大家,晚年也后悔一辈子只研究歌赋,而不精于国策,所以这种传统真的要改革了。王安石主张,作为官员,只会舞文弄墨,吟诗赋词对国家无益,必须有真才实学,懂得治国理政。

王安石

王安石掌权后,推行熙宁变法,对朝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科举考试中不再只惟诗赋,而是改重策论,这也是他变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由于当时没有科学观念,这种调整,只在重诗文还是重策论之间摇摆,并没有要引入自然科学的想法。

王安石的变法由于触动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因而遭到强烈反对,很快就失败了。

到了元祐年间,反对变法的保守派重新掌权,于是又恢复了以诗赋取士的传统。强调“为文者惟务训译”,为官者绝对不允许“不知声律体要之用”。 正是保守派这种迂腐论调,导致了宋朝选拔的官员大多是精于书法诗词,疏于战阵军马的文弱之士,有宋一朝始终以“弱”闻于世,面对强悍的辽金只能以输送金帛女子,屈辱地称弟称侄乞求和平。

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官员,的确应该具有较高的文化道德修养,只有这样才能以官员们的言行影响民众,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王安石虽反对只重诗赋,可他自己能登上相位,获得皇帝信任,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文章诗词造诣为他带来的声誉,他本人位列唐宋八大家,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人之一。但“知声律体要”与治国平天下确实没有多大关系。如果选拔人才时本末倒置,则必然为害社稷。宋徽宗和李后主书法、诗词、画艺具绝,都堪称一代宗师,却又是治国白痴,宋徽宗最后落了个国破身死的可悲下场,不仅葬送了自己,更使中原沦丧,导致了中华文明的大倒退,可谓罪莫大焉。

当时的改革者虽然还没有看到这种悲惨结果,但他们对科考弊端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他们非常清楚这种考试制度的缺陷必然会导致严重后果,为国家带来重大灾祸。在这种焦虑的驱使下,他们一旦大权在手,就不惜以严刑峻法来强行革除科举之弊。

到了绍圣初年,政局再次翻转,保守的司马光等元祐党人被打倒,以诗赋取士的做法因为是“元祐学术”而被废黜。后来蔡京专权,疯狂打击政敌司马光等人,还罗列他们的罪名刻了一块“党人碑”,宠信蔡京的宋徽宗给这块碑亲笔题写了碑额,禁止写诗的极端政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这已经不是改革的矫枉过正了,而是典型的政治迫害和党争泄愤。当时就有人作诗讽刺这种乖戾乱政,诗曰:“酒间李杜皆投笔,地下班杨亦引车。”指责宋徽宗蔡京等一干昏君奸臣破坏文化、糟蹋人才。

中国有几千年诗文传统,所谓“诗言志”早已深入人心,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文人雅士,都有着用诗歌抒发情怀的欲望。即使科举不用诗赋,世间也绝不会缺少诗人。仅以诗赋取士是迂阔的书呆子做法,误国误民。但因为写诗而被杖责打屁股就是不讲道理了。事实上,擅长诗词歌赋的也不都是百无一用的文弱之士;陆游能写出婉约哀怨的诗句,却也能手博猛虎,是个上马草军书,下马击狂胡的猛士;辛弃疾的诗词沉郁悲凉,却能在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是个“男儿到死心如铁”的硬汉。中国人学了两千年中庸之道,可实际行事却老是在两个极端之间荡秋千,总不得要领,而且这种积弊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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