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翻译史，所以我们在讲述它的时候都会提到佛经的翻译，事实上，在对历代高僧的定位和评价时也是如此。以最早由官方请入中土且翻译出《四十二章经》的摄摩腾和竺法兰尊者为例，佛教史给他们的定位是“弘法祖师”，其原因就在于两点：第一，他们是最早来到中土的合法僧侣；第二，他们所翻译的经典只留下《四十二章经》，这是糅杂了大小乘的“语录体”的经典，后世很多人对其真伪争论不休，但肯定其符合佛意。
事实上，近年来有很多学者提出摄摩腾和竺法兰是“大乘学者”，因为摄摩腾以善于讲《金光明经》而闻名天竺，竺法兰曾经翻译出来《十地断结经》，这两部经典都被归到大乘。这样看来，这两位尊者似乎是大乘的宗师，但可惜的是他们只留下了合译的《四十二章经》，因此佛教学者只认定他们是“弘法祖师”，不去区分他们的大小乘。
真正被认定为大乘开端且流传下来的经典，被公认为是东汉末年桓帝、灵帝时期翻译的《道行般若经》，但此经在历史上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一卷本的、另一个是十卷本的，一卷本的早就失传了。按照上面所说的逻辑，那翻译出十卷本的《道行般若经》的这个人，应当被认定为大乘传入的祖师，但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这件事情千年以来一直没有一个定论。
为什么呢？因为十卷本和一卷本的翻译者，有的学者认为是一个人，有的学者认为是两个人，此事由此就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了，千年以来一直没有人能够讲清楚。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大致的情况，一般地认为，一卷本《道行般若经》的翻译者是竺佛朔，他是天竺远道而来的高僧。据《高僧传》记载，这个人在东汉桓帝的时候携带《道行般若经》的梵本来到了当时的洛阳，并且在公元172年（或179年）译出了一卷本的经典。但是，这一卷的经书早就失传了，他还与另外一位高僧支娄迦谶译出了《般舟三昧经》。以上的说法都没能引起歧义，最重要的一句在后面，他与支娄迦谶合译出了十卷本的《道行般若经》。
好，为什么这里就出现了问题呢？因为不同的典籍中对于这件事情的说法是不一样的，比如《出三藏记集》就记载：“右一部，凡一卷。汉桓帝时，天竺沙门竺朔佛赍胡本至中夏。到灵帝时，于洛阳译出。《般若道行品经》，十卷。右十四部，凡二十七卷。汉桓帝、灵帝时，月支国沙门支谶所译出。”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在后汉的时候，道行经曾两次被不同的人译出，一个是一卷本、一个是十卷本，前者是竺佛朔、后者是支娄迦谶。
但是，在唐代的《开元释教录》中，作者直接将支娄迦谶所译的十卷本归类到了“小品般若经”的第一会中，认为竺佛朔一卷本实际上不属于般若类——“右一经。虽名《道行》，卷部全小，不可与前《道行》等以为同本。且别记之。”作者智昇的理由也相当简单，因为一卷本的体例实在是太小了，根本无法与小品般若经中的任何内容对照，因此很有可能不属于般若类的经典，而是其它经典借用了这个名字。
好，这里便产生了第一个分歧点——《道行般若经》到底有几个译本？竺佛朔是否翻译出来一卷本的经典？
这个问题相当难搞定，因为支娄迦谶的生平事迹是可以查出来的，但竺佛朔的事迹无从考证，《高僧传》等僧史只简单地记载了他“晚年不知去向”。也就是说，竺佛朔这个人从天竺国飘飘然地来到洛阳，在翻译完一部分佛经之后，突然就离奇地失踪了。关于他失踪的原因，史学家们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他死于汉末的战乱、有的说他为了躲避战乱隐居了，也有的说他干脆就打道回府去天竺了，但这些说法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因为关于竺佛朔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
这由此也引发了第二个问题，《道行般若经》十卷本的翻译者到底是谁？是竺佛朔、支娄迦谶还是两人合译的？对此，诸多的史传中也是矛盾重重，令人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东晋时期的道安大师认为，十卷本的《道行般若经》是支娄迦谶所译，他还亲自为这部经典做了序。他的根据是，这部经典与支娄迦谶的其他经典在语言、翻译方法上都相当接近甚至是一致，因此他认定这部经典是支娄迦谶翻译的。道安大师的这一说法直接影响到了《出三藏记集》的作者僧祐，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继承了这一说法，并且将道安大师的论据放在了其中。
但是，在《道行经后记录》中却写道：“光和二年(179)十月八日，河南洛阳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萨竺朔佛，时传言译者月支菩萨支谶，时侍者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劝助者孙和、周提立。”指明十卷本的《道行经》是由竺佛朔（竺朔佛）与支娄迦谶一起合译的，而且还有居士弟子口授、笔录，时间、地点、人物都交待得相当清楚。这一描述实际上与道安大师的说法矛盾了，由于竺佛朔的资料缺失，而支娄迦谶的资料中又出现了自相矛盾的地方，十卷本的翻译者还是不能确定下来。
以上基本上就是僧史中出现的争议部分，它的时间跨度一直从东晋到了唐代，但争议始终没能得到解决。
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了近代，近代的很多著名佛教学者都参与其中的讨论，这个问题简单地来看是“谁翻译了道行经”，但实际上背后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十卷本《道行般若经》与一卷本《道行般若经》的考据辨析，不仅仅能直接地解决“谁是大乘般若学传入宗师”的分歧，还能纠正佛教史传中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错误，重新确立汉末佛教的准确信史。当然，这样讲很多读者还是会认为问题不大，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他们就是干这个的。
近代有多少大学者参与其间呢？汤用彤、许里和、吕澂、郭朋、任继愈、姚卫群，这些人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学术界的大拿，但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也没有达成一致。
汤用彤先生的观点是：不存在一卷本的《道行般若经》，十卷本的经典是竺佛朔与支娄迦谶合译的，所以他们两个人是共同的大乘宗师。理由是，道安大师没有为一卷本的经典作序，同时根据当时考据出来的汉末译经的流程，汤用彤认为《道行经后记》的说法是真实的，因为当时存在口授、笔录、校验这样的流程，而孟士元则是笔录的对象。
但吕澂先生则认为，不存在一卷本的《道行般若经》、也不存在竺佛朔与支娄迦谶合译十卷本的情况，真实的情况是竺佛朔带来了十卷梵文的原本，支娄迦谶口译、居士弟子用文字记载下来并加以润色，而后支娄迦谶再进行校订。他的根据是《般舟三昧经》确定为支娄迦谶所译，两者在文字风格上一致、且《般舟三昧经》翻译的时间是确定的，由此进行推导得出的结果。
其他的如许里和则认为，十卷本是合译的；郭朋则认为十卷本是支娄迦谶所译；姚卫群也认为十卷本是支娄迦谶译的，并且认为道安大师的序是为十卷本所做的。
在诸多学者的争论中，任继愈先生的论述较为完整，他认为竺佛朔先译出了一卷本的《道行般若经》，这部经典是《大品般若经》的节选，所以在《小品般若经》中找不到。同时，十卷本的经典是两人合译的，道安所作的序是为十卷本所做的，理由是道安描述的文风、义理与十卷本的内容一致。但由于一卷本的经典已经失传了，所以无法考证它的内容，也就无从考证它与十卷本的关系，以及道安大师的序是否更符合一卷本的特征。
当然，以上五位最具代表性的佛教学者采用了各种复杂的方法去论证，以及各种资料的考据和研究，比如汤用彤先生就用了“三重假设”的方法去倒推，每一层不符合逻辑的地方即是假的，最终得出了“不存在一卷本，十卷本是两人合译”的观点。而吕澂、任继愈这些学者则是采用了“正面推导”的方法，即根据证据去找结论，最后也得到各自不同的结论。他们分别将自己的结论写到了自己的著作中，比如任继愈的《中国佛教史》、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
但是，这都是几十年以前的学术争论，现在的学术界又出现了较为统一的说法，即认为一卷的经典是竺佛朔所翻译的，十卷本的是他们两个人共同完成的，期间有居士弟子进行笔录，然后再由两位高僧加以润色，最终形成了我们见到的文本。当然，具体的论述过程是极其冗长而且繁琐的，就不在本文详细地复述了。总而言之，“般若类”最先是由谁翻译这个问题，引发了“汉传大乘最早的宗师是谁”这个问题，而后便引发了千年以来的大讨论，至今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
从东晋时期的道安，再到梁朝的慧皎，而后是唐代的智昇，再到近代以来的学术思潮，每一代的诸位学者大德都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但其中的症结在于竺佛朔尊者实在是消失得过于离奇，以致于人们无法找到有关他的任何生平故事，甚至连野史传说都没有。但偏偏这样一个人又站在了佛教历史重要的节点上，千年以来围绕他的争论便由此不断，这既是高僧大德对于僧史的负责，也是学术界缜密细致的本能使然。
当然了，刨根问底是学术界的学者们的事情，对于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来说，只要记住竺佛朔尊者的贡献就够了。正是晚年不知所踪的他，将般若学的梵文经典带到了中土，奠定了中国佛教般若学的基础，顶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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