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女性来说，嫁妆可能是她唯一可以理直气壮向父权家庭索要的财产，进入唐朝后，女性的嫁妆权益开始见诸法律，但不能就此认为唐朝以前的女性没有这份权益，更不能认为唐朝女性的地位比唐之前高。
本系列文是讲述封建女性在不同时代的嫁妆权，以及在婆家的财产继承权，不涉及娘家财产。本文范围是唐宋时期。
唐朝初期虽然依旧实施均田制，但一般情况下，已经不再给女性受田，当然，女性也不用纳税了，毕竟没有经济权利，就没有经济义务。
政府考虑到守节寡妇的问题，又规定代替亡夫充当户主的寡妻、妾们，可以授田三十亩。显然，女性要想在唐朝拥有田地，只能在户绝的特定条件下才能实现了。
一旦失去社会财富创作者的身份，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女性能够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自然急速的萎缩下降。
那么，唐朝女性在婆家都有什么财产权利呢？
首先，在正常情况下，即夫妻处于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中时，女性对自己的嫁妆有占有权和支配权，嫁妆具有独立性，属于小夫妻的私产，和同居大家庭没有关系，丈夫可以支配，丈夫的父母兄弟家人不能支配。
所以，在丈夫和兄弟们分家析产时，属于女性的私财是不在均分之列的。有小心思的丈夫为了藏私房，会把没分家时挣的财产放在妻子的嫁妆名下，这样做自然不免会在日后引起财产纠纷。
另外，关于唐律中那句“妻家所得之财”的含义，学者们解读也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单纯指嫁妆；有的认为并不是单指嫁妆，很可能还包含妻子娘家的其他赠与，依据就是唐律没有用专指嫁妆的专业术语——妆奁，而是用“所得之财”；个人赞成后者意见，认为这个所得之财或许还包含了女性继承娘家的户绝之财。
当丈夫和兄弟析产后，女性的私财（含嫁妆）就属于小家庭共有了，因为“妇无私产”、“夫妻一体”、“夫者妻之天也”，夫与妻是绝对的支配与服从关系，妻子的人格被丈夫吸收，妻子的嫁妆也转变成丈夫财产的一部分，丈夫自然是有处置权的。
夫妻同在时，因为夫妻一体，性格高洁的丈夫为了自己的名声，对嫁妆的使用也会多考虑妻子的意见，何况，嫁妆有一部分是首饰、珍玩、衣物、器皿之类带标记的私密性物品，男人用着也不方便，这时，妻子就对嫁妆有更多支配权。
妻子可以把嫁妆拿出来贴补家用、赠送给小姑和女儿，可以捐给寺院、赈济灾民、扶贫救困等等，所获取的名声自然都归属丈夫家，因此，封建士大夫们对女性这种行为是认可并赞赏的。
妻亡夫在时，女性的所有私财，就名正言顺的与丈夫继承的祖产合并，等丈夫死后，作为大家庭的共产由诸子均分，娘家是没有干涉权的，像宅斗小说中那种娘家来把嫁妆拉走的情况就纯属歪歪了。
夫亡妻在时，则有三种常见的情况：
①守节不嫁的：
嫁妆由寡妻自己管理，因为此时丈夫的人格由寡妻代表，寡妻在大家庭中可以享受丈夫的地位，所谓“妻承夫位”嘛，所以，在分家析产时就可以代承夫位，和丈夫其他兄弟均分祖产。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丈夫的权利、人格延伸给寡妻，寡妻只是为儿子代管家产的经理，儿子才是家庭财产的继承人，等寡妻死后，嫁妆和祖产一起被诸子均分。
②无子守节的：
②-1，有爵位食邑的贵族家庭，身为寡妻的，虽然不能像汉朝女性那样继承亡夫的爵位封封号，但可以代位享受亡夫爵位带来的食邑待遇。
②-2，没有爵位食邑的家庭，当丈夫兄弟都亡故，侄子们均分祖产时，代位户主的寡妻，可以代位享受一个晚辈的份额。
③夫死改嫁的：
不管是代承夫分，还是代承子分，女性在婆家拥有的财产继承权，都有个特定条件，就是必须守节，如果想改嫁，在婆家继承的所有财产都要归还夫家的，由丈夫兄弟或者子侄再行均分。
对于嫁妆，唐朝改嫁女性还是能够带走的，甚至有丈夫户绝后，由妻子携带夫家全部财产改嫁的例子。
除此之外，唐朝还有夫妻和离的现象，“和离”这个词汇始自唐朝，并被写入唐律，它将男女双方都放在同等的法律地位，充分尊重了双方意愿，对以往的出妻、休妻来说，是个很大的进步。
因为以和为贵、一别两宽的原则，丈夫多半都会让妻子带走嫁妆，有的还会另外再支付三年的衣粮作为赡养费。
中唐人李元素，听信谗言无故和继妻王氏离婚时，可能给的赡养费不够，王氏小有势力的娘家还向皇帝告状，李元素因此罢官，还被判给王氏财物满五千贯。
众所周知，宋朝的《刑统》是参考的唐律，所以，北宋女性和唐朝女性的财产权益是比较接近的。
在共居大家庭时，和唐朝一样，女性的嫁妆是具有独立性的，不属于大家庭的共财，兄弟析产时不在均分之列。
当丈夫分家后，女性的嫁妆和私财就属于小家庭的共财了，丈夫有绝对的支配权。即便是女性以嫁妆钱置办新的产业，户主仍然是丈夫。
当然，和唐朝一样，品行高洁的男性为名声考虑，是不会轻易挪用妻子的嫁妆，免得被政敌攻讦嘲笑，所以，北宋女性对嫁妆是具有一定支配权的，但不能否定丈夫对妻子嫁妆拥有的所有权。
遇到有些男性体弱或者耙耳朵，而女性善于治家或者凶悍者，别说女性能支配自己的嫁妆，甚至还能自主经营夫家产业，这些都是有例可循的，不过，女性如此种种，都还是要以丈夫的名义。
比上述更具普遍性的是，有不少被三从四德洗脑的“贤德”女性，和唐朝女性一样，会主动用私财补贴家用、资助丈夫、捐赠佛寺、赈济救灾，甚至为丈夫买婢纳妾等等。
另外，也并不是每个男子都是光明磊落的伟丈夫，有渣男夺取新婚妻子嫁妆消失不见、致使其妻陷入饥寒交迫境地的例子。
也有渣男谎称未婚，迎娶京城富家女，获得丰厚的嫁妆，等富家女跟着回家后才发现，渣男家里有原配有儿女，想捎信回娘家却被看管防范，以至于郁郁而终，嫁妆都落入渣男之手的例子。
还有渣男把钱财挥霍完后，改名换姓欺骗娼女和他结婚，趁着娼女醉酒，带走嫁妆抛弃娼女的例子。
从这些事例看，只要结婚，丈夫就能拿走妻子的嫁妆，像那种新婚半月就拿走嫁妆消失不见的渣男，皇帝也只是下诏允许遭遇骗婚的倒霉女性可以即刻改嫁，不用再遵从“夫亡六年改嫁之制”，却没有谴责或者判决渣男拿走嫁妆的行为触犯什么刑法，从而足见男性对妻子的嫁妆是拥有绝对的支配权。
当女性先亡故时，嫁妆权仍然归属丈夫，娘家是无权干涉的，等丈夫亡故后，再由诸子均分。
当夫亡妻在时，女性则取代丈夫的地位，管理自己的嫁妆，在兄弟析产时承夫位获得一份祖产；如果是无子的户绝之家，女性在侄子们析产时，可以代位一名晚辈获分财产。
注意，还是和唐朝一样，女性代承夫位和代承子位是二选一，可不是表示女性能分两次财产。
不愿意守寡想改嫁的情况，在宋朝则分为招接脚夫和改嫁，改嫁又分为携子改嫁和无子改嫁。
先说招接脚夫，招接脚夫就是守寡女性招上门夫，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是可以继续拥有并支配前夫全部财产的，当然也包括自己的嫁妆。
但是，前夫财产最终只能由前夫子继承，禁止女性把前夫财产变成后夫的；如果前夫无子，还禁止女性为后夫生的孩子继承前夫财产，等女性亡故后，前夫家财仍要按户绝处理。
这些规定无不说明，宋朝女性对夫家财产是没有任何处置权，只有代管权，就算是招接脚夫，也不过是白得一个劳动力而已，可见封建律法允许的所谓“妻承夫分”，不过是鼓励女性为丈夫守节的手段而已，可不是为了提高女性地位的目的。
携子改嫁，实际就是携产改嫁，女性把前夫的孩子和家产都带到后夫家，不过，属于前夫的家财，只能由前夫子继承，不能给后夫子，当然，现实中这种情况是很容易产生财产纠纷的，有前夫子侵吞后夫家庭财产的情况，也有后夫侵吞前夫子财产的情况。
无子改嫁时，女性就要把继承夫家的财产留下，如果携带夫家财产改嫁，会被按盗窃论罪。
当然，律法是律法，实际是实际，不是每个人都能遵纪守法的，尽管有律法出台，社会上还是存在有心计的女性使手段侵吞夫家财产改嫁的现象。
比如北宋最出名的薛惟吉继妻柴氏携产改嫁案，就是柴氏侵吞薛家财产改嫁，被薛惟吉前妻子薛安上告发引起的财产纠纷案。
最后，涉事的两位名臣向敏中、张齐贤被贬职，薛安上被打屁股，柴氏被罚铜八斤免杖责，而柴氏侵吞的薛家财产，则被拿出来赎买薛家宅邸，柴氏改嫁也不了了之没有下文。
还有太子太保韩缜的宠妾蟾奴，在韩缜死后，携带韩家巨万家资改嫁，韩缜的儿子韩宗武，和东晋的谢弘微一样视钱财如粪土，并没有追究他爹的宠妾。
可见，女性能否携带夫家产业成功改嫁，全看夫家人追究不追究了，追究一个结果，不追究又一个结果。
那么，北宋女性改嫁时是否能携带自己的嫁妆呢？
对于这个问题，律法上还真没找到明文规定，所以在现实中，能找到女性携带嫁妆改嫁的例子，也能找到女性改嫁被剥夺嫁妆的例子。
袁采在《袁氏世范》中劝诫世人不藏私产时说：那些用妻子名义去置办私产、把家庭共财变成私财，结果遇到丈夫身死，妻子就把“用妻名置产”的产业和嫁妆一起带走改嫁，这种情况君子都要引以为戒。
从袁氏的话看，时人对以妻子名义置办的田产都归妻子所有，是持默认态度，那嫁妆自然也能由女性改嫁时带走。
再举个相反例子，韩亿知洋州时，遇到一个案子：富户李甲，为了霸占亡兄家产以及寡嫂的嫁妆，污蔑侄子不是亡兄亲子，逼迫寡嫂改嫁，达到他霸占家产和嫁妆的目的。李甲寡嫂娘俩儿前后申冤十余年，直到韩亿知洋州，才得以翻案，重新回归李家，夺回家财。
从这个案子中李甲寡嫂因为被迫改嫁，嫁妆就被亡夫弟弟霸占，足见女性改嫁是不能带走嫁妆的，如果改嫁带走嫁妆是合法的，那李甲还怎么合理霸占嫂子的嫁妆？
综上可知，当时社会中，存在对改嫁带走嫁妆默许的意识，但也存在不能带嫁妆改嫁的事实。
正是因此，当今学界才对宋代女性的嫁妆归属权，一直存在争论，有认为宋代女性拥有独立的嫁妆权，有认为宋代女性并没有独立嫁妆权，都各有依据谁也说服不了谁。
俺是赞成宋代女性没有独立嫁妆权的观点，因为，在父权制、夫权制横行的封建社会，尽管存在女性携产改嫁的事例，但她们基本都要受世人的谴责和批判的，而那些能够携产改嫁的女性，也多半都是个性强势或者很受丈夫宠爱的，所以才能通过手段带走财产，但她们不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整体女性都拥有独立的嫁妆权。
就像司马温公在《涑水记闻》中记录一桩案子：潭州某位嫡妻无子，妾室有子，在丈夫亡故后，身为妾室的居然把嫡妻赶走，霸占所有家资，其中当然包括嫁妆，一无所有的嫡妻屡次找知州告状，却被当成疯妇处理，气得发狂，直到王罕知潭州，才把家产判给这位老妪。
但是，王罕也没有剥夺妾儿子的继承权，所以，在老妪亡故后，家产还是要由丈夫的庶子继承。
我们能因为这桩案子就认为宋朝的妾室都很厉害吗？当然不能，道理和前面是一样的，少许特例不能代表整个群体。
如果说北宋女性还能和唐朝女性一样，能够拥有一定程度的嫁妆权，到了南宋，女性对嫁妆的所有权开始明显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在律法上，虽然规定女性可以和兄弟分产，但女性的嫁妆也明确规定要同夫为主，就算是继承娘家的户绝财产，也要同夫为主。
这样的话，女性所得的私财都将成为丈夫家庭中的私有财产，北宋可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可见，南宋时期女性的财产权被进一步剥夺。
别说丈夫对妻子的嫁妆有支配权，就连未婚夫都视未婚妻的嫁妆为己有，是自己家砧板上的肉。
在《清明集》中“诉奁田”案中，石氏女的嫁妆被胞兄石辉拿去还债，未婚夫廖万英索要未果，不惜诉诸官府把大舅子告了。
尽管法官嘲讽廖万英吃相太过难看，但并没有否决他享有未婚妻嫁妆的所有权，还是判决让石辉赎回嫁妆田，交给妹夫廖万英。可见女性的嫁妆权，就算还没嫁过去，在夫家面前，娘家也得靠边站。
在唐朝和北宋时期，如果夫亡妻在，妻子可以立女户继承家庭财产，但南宋则确立户绝之家的立嗣制度，就是夫亡妻在的情况下，寡妻过继嗣子来继承家业，在子孙未满十六岁时，寡妇不许典卖田宅，改嫁也不能带走，因为随嫁的奁田都是娘家给夫家的，要由夫家人继承的。
南宋的立嗣制度实施后，就意味着守寡女性只是丈夫和嗣子的中间人，对家庭财产以及自己的嫁妆都没有实际的继承权，只是信托性质的代位管理，更没有典卖、转让、携带改嫁、随带归宗的处置权，一旦改嫁，就连这点代位管理的继承权也没有了。
像《清明集》中“继母将养老田遗嘱与亲生女”的案子，就是蒋汝霖状告继母叶氏把养老田留给亲闺女，叶氏活着时对养老田有使用权和合法的处分权，但并没有真正的处置权，蒋汝霖才有真正的继承权，在叶氏死后养老田要归属蒋汝霖的，叶氏留遗嘱把养老田留给亲女，显然是侵犯了养子的继承权，所以官府判决她的遗嘱是违法的。
当然，尽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女性没有独立的财产权，但从现实中，还是能找到女性以独立名义进行典卖和租佃田地的交易事例，虽然大多是以母亲的身份操作，也是事实存在的。
南宋时期，禁止女性带嫁妆改嫁或者归宗逐渐成为主流意识，不同的法官对嫁妆权的认知不同，也导致他们经手的案子判决结果的不同。
比如《清明集》中“子与继母争业”案，吴贡士溺爱继妻王氏，把私置产业都放在王氏嫁妆名下，等吴贡士死后，王氏抛弃吴贡士原配之子吴汝求，携带嫁妆改嫁，吴汝求就状告继母，法官虽然不赞同王氏的行为，但依然认为产业在王氏名下就该归王氏所有，就算明知道其中大部分都是吴贡士用妻名置产。最后法官判决王氏把一处房产给吴汝求居住，以告慰吴贡士于地下。
可见寡妇是否能够携产改嫁，要看遇到什么理念的法官，在父权制和父权制盛行的封建时代，像“子与继母争业”案中天水这样的法官毕竟少见，更多的是为夫权代言的法官，比如“徐家论陈家取去媳妇及田产”案中的法官黄榦。
陈文明的女儿陈氏嫁给徐孟彝，陈氏没有生育，但徐孟彝有三女一男，徐孟彝死后，陈氏携带嫁妆归宗，就被徐孟彝之弟告了，但被法官判决败诉，徐弟弟继续上告到黄榦这里，黄榦不但直斥前法官失察，还判决陈氏携带嫁妆重回徐家教养庶子庶女。
这案子的判决结果让现代人看，得气炸了，凭啥啊？凭啥让人家陈氏用嫁妆田替死鬼丈夫白养和自己没血缘关系的孩子？
黄榦的理由很简单：陈氏嫁给徐孟彝，就是徐家的人，不能因为丈夫死了就弃徐家不顾；而陈氏的嫁妆自从嫁人就权归徐氏，如果徐孟彝没有孩子，陈氏可以带走嫁妆，但徐孟彝有四个子女，陈氏就不能带走嫁妆田，哪怕孩子不是陈氏亲生的；陈文明你也有儿子媳妇，如果你儿子死了，儿媳妇也抛弃你孙子带着嫁妆田归宗，你会愿意吗？
看看，黄榦的判决始终都是站在夫权制一方的，即便是父权也要避让夫权，别说女性的权益了，在封建社会寻找女性权益简直是痴人说梦。只要在丈夫有子女的情况下，哪怕是庶出子女，身为嫡妻的女性就无权携产归宗，封建社会就是如此的操蛋。
那些携产改嫁成功的女性，在封建士大夫眼中，也是要受到谴责和批判的。
比如《夷坚志》中的“陆氏负约”，就是女性携产改嫁遭报应的故事：衢州人郑某，娶会稽陆氏女，恩爱无比，郑某曾和陆氏相约，如果他不幸身死，陆氏不能改嫁。两人婚后十年生一儿一女。郑某真的不幸亡故，陆氏却在丧夫后没几个月，就“尽携其资”抛弃儿女改嫁苏州曾工曹。
这个陆氏的下场是什么呢？成婚才七日，就收到一封前夫郑某字迹的书信，信中谴责陆氏携产改嫁、抛弃子女、不赡养公婆，批判她义不足以为人妇，慈不足以为人母，最后陆氏居然吓死了。
还有《睽车志》中程泳之妻的故事：程泳之的妻子原来是李贯的妻子，非常的善妒，李贯有三个婢女怀孕，都被他妻子打杀，以至于李贯无子。等李贯死后，其妻并没有守节，而是携带李家众多资产，改嫁给程泳之，最后被李贯的鬼魂索命。
程泳之的妻子被前夫李贯诉讼的罪名有两条，其一是害死怀孕的三个婢女，其二就是侵吞李贯家财携产改嫁。程妻的最终结局是，为婢女抵命，临死前交代程泳之把她带来的嫁妆施舍给寺庙，为前夫李贯祈福。
从这些故事记载就能看出，士大夫阶层对成功携产改嫁的女性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封建女性实在太难了，要不为婆家当牛做马，要不就被谴责批判，当然，故事中的陆氏和程妻也的确有不对的地方。
虽然夫死改嫁会遭到谴责，但宋朝女性在和离的状态下，还是能够带走嫁妆，不过不再像唐朝那样还有赡养费了。
像《夷坚志》也记录一个机智女性的故事：王八郎迷恋娼女，想无故休弃嫡妻，王妻变卖家财私藏起来，又拉王八郎见官，在官府的介入下，王妻不但和丈夫平分家财，还争取到幼女的抚养权。
可见，宋朝女性在和离时，不但能带走嫁妆，机智如王妻者还能平分丈夫家产，不过，由于王妻无子，她积蓄的十万贯家财，还是都随着小女儿嫁到夫家，成为夫家之财。
而被丈夫休弃的“出妻”，是无权带走嫁妆的，当然，如果是丈夫无故出妻，女性或许有带走嫁妆的可能。
因为宋《刑统》户婚律中的一条规定，“如有出嫁亲女被出、及夫亡无子并不曾分割得夫家财产入己、还归父母家后户绝者、并同在室女例”，意思就是说被休弃归宗以及夫亡无子被迫归宗的归宗女，如果没有分割夫家财产，在归宗后娘家户绝，可以和在室女一样继承娘家财产。
这条规定其实就是暗示有些被休弃的归宗女，或许有可能会得到夫家的补偿的，其中大概就有嫁妆。
《夷坚志》中还有个“梦得富妻”的故事：彭氏女因为有病被丈夫休弃，归宗后继承娘家的户绝财产，又携带娘家田产改嫁邓倚，邓倚因此一夜暴富，等彭氏女病死后，又娶新妻。
这个故事再次说明了，宋朝女性一旦嫁人，嫁妆权就会归属丈夫，哪怕是继承娘家的户绝家产，嫁人后也变成丈夫所有。
所以说，尽管宋朝女性对嫁妆拥有一定的权力，但她们对嫁妆的所有权，并不是独立完整的。
什么叫独立完整？就是物品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个人，不与任何人共享，那才叫独立，才叫完整。
而宋朝女性的嫁妆权，却是建立在和丈夫共享的状态下，且在满足整个家庭利益之上的，维护家庭利益时，女性对嫁妆就有处分权，一旦侵犯到夫家的利益时，女性那点可怜的财产权就要被收回了。
简单一句话概括就是：唐宋女性对自己的嫁妆能有多少支配权，全看自己嫁的是人还是鬼了。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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