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篆刻渊源悠久，官私用印，灿然纷呈。明、清以降，文人治印每喜规秦摹汉，遂至蔚成流派，浙、皖两宗，其尤者也。至若西泠八家，刀、笔并见，其中佳制深契古印神髓，渊雅深致；复寓个性思绪，怀抱别寄。须臾纳芥子，真有不可思议之处。
篆刻之道，初患不工，盖闻印从书出，非积临池之功深者，不足与语焉。后乃渐熟，此为艺之分水岭也。曩见某公少作，惊为异禀，目以大家，及见近作，一味盘纡，尚自矜夸，真不可复观也。由是知熟、俗一线间，正宜警醒如此，方臻高明。其最难者，如孙虔礼论书所谓“复归平正”之格，质诸印刻，即由熟返生之境也。至此，则大处落墨，大巧若拙，思虑通审，圆融无碍。
桐乡印人苏文治少承先贤书刻之能事，庶几与刀笔不一日离，积有岁时焉。观其拟古、自创旧作，皆平和蕴藉、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虽属由博返约，亦可见印路之宽，用功之勤。
扬子云称诗赋为小道，壮夫不为，遑论书印。然则细审诗书画印，无一不需切实下功夫者，乃至穷毕生精力而无由问津，何哉？又云，不为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吾人读书至此，休被轻轻瞒过。篆刻之本质大抵以刀为笔，于石上表现书法之意境。故未有不知书而能刻印者也。至若书法之妙，孕自中华文化之精髓，涵融天地之大美，须终身修习，岂敢怠惰。故知，一印一书，必亦如其学，如其才，如其人乃已。
文治于印史剧迹一番爬剔之后，潜研浙宗，尤用功于曼生、叔盖、次闲数家。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霜晨夜雨，陶钧澡雪。心灵之追慕，心手之相师。偶有所获，不知我之写古，或古之写我，更无遐书坛之喧嚣、人事之浮华，我与我周旋久矣。
吾国文艺独有之审美风尚，尤忌浊、甜、尖丶薄，对以清、奇、圆丶厚。《中庸》曰：博厚配天，高明配地，悠久无疆。观文治丁酉以来所作，深谙此旨，于浑穆苍朴之中，时见冲和之趣。至若白文小印，厚拙烂漫，其最上乘者，质诸陈(曼生)、钱 (叔盖)，未遑多让，博雅君子，必不以我为谀言。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文治丁酉入冬以来诸作，似多思变消息。虽然，智者之所为，浅人固难测。吾侪且拭目以待，期以圆融之化境，庶几不负其毕生之苦心。
戊戌新正椒江陶唯庸撰于宝鼎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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