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银行这样长期应对低负利率

从全球银行看，长达十几年的低利率或负利率的经营环境始于2008年，延续至今未来或许会加剧。为此，对中国商业银行来说，面临“长时间低利率或负利率”的不利经营环境恐已难以避免。

   事实上，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稳定的带来冲击和负面影响，全球发达经济体特别是七国集团在过去十多年通过各种“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的同时，还先后相继推行低利率或负利率政策。其中，2009年7月，瑞典央行率先实施负利率；2014年6月，欧洲中央银行跟进实施负利率；丹麦央行和瑞士国家银行则分别在2014年的9月和12月实施负利率。其中，在实施负利率初期，瑞典央行把存款利率降至负0.25%，欧洲央行把存款工具利率降至负0.10%，丹麦央行把存款证利率降至负0.05%，瑞士国家银行对超过例外限额的活期存款账户余额以负0.25%计收利息，并把三个月的瑞士法郎伦敦同业拆借利率控制在负0.75%至0.25%目标范围之内。

   与欧洲银行的情况有所不同，日本在过去近30年时间里，基本是推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资产泡沫爆破后，日本经济陷入衰退和银行危机，日本央行便在1995年9月把其政策利率，从1991年时最高的6%调降至0.50%。1999年2月，日本央行开始实施零利率政策迄今达20多年之久，2001年3月起转而加码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2016年1月29日召开的金融政策会议上，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以五比四的多数票赞成通过了实施追加金融宽松政策的决定：决定自2016年2月16日生效，把民间各银行随后存放在央行的存款利率从原来的0.1%下调到负0.1%，并明确：“今后还可能进一步下调”，即实施所谓的“负利率政策”。日本银行这项决定的目的是在原油价格持续低迷、新兴经济体经济前景不明和国际金融市场陷入混乱的情况下，显示央行坚决摆脱通货紧缩的决心，这也是日本银行首次实施负利率政策。过去数十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利率水平走势可从以下两图得以完整展示：

     我们可以从上图观察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利率已出现了长期下降趋势。持续的低利率给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带来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经营环境，并对各国央行在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方面提出了挑战。

        我们可以从上图所载数据看到：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名义长期利率一直呈持续下降趋势；而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实际利率下降更进一步导致名义利率随之下降。由于实际利率的一路走低，无论是银行本身，还是银行的客户均试图寻觅回报率更高的资产。

   随着2020年初新冠病毒肺炎在全球蔓延引发对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冲击，倒逼发达经济体恢复全面推进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低负利率政策。2020年3月16日美股开盘暴跌，标普500指数跌达8.14%，触发熔断机制，停盘15分钟。这是美股在短短两周时间内的第三次熔断，也是美股历史上第一次开盘即熔断。美联储随即紧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1个百分点，使之降至0%至0.25%的范围，并启动总额高达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QE）计划。面对高度混乱的金融市场，美联储还将银行的紧急贷款贴现率下调了125个基点，至0.25%，并将贷款期限延长至90天。美联储的紧急行动也引发全球多家央行立即跟进。例如3月19日，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将其目标利率从原来的0.50%下调至0.25%；新西兰联储宣布降息75个基点并考虑大规模购债计划；挪威央行也宣布紧急降息50个基点；韩国央行降息50个基点至0.75%的历史最低水平；3月27日，加拿大银行（加拿大央行）把其目标利率从0.75%下调至0.25%；日本央行虽维持利率不变，但也上调了购债规模上限。

 从全球范围内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央行调降其政策利率目的是为了降低实体经济的借贷成本，刺激经济的发展。具体而言，这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主要体现在对四种利率的影响。其一，是商业银行存放在央行的存款利率（央行除可以调整该项利率的同时，还可以调整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调控银根松紧）；其二，是商业银行给存款人支付的存款利率；其三，商业银行向借款人收取的贷款利率；其四，是非银行的市场参与者相互之间发生借贷时（俗称“民间借贷”）收取利息所采用的利率。

    与过去三十年对实物投资的需求相比，导致储蓄积累更快的长期趋势包括人口老龄化、贫富悬殊扩大化、企业储蓄增加和新兴市场发展，所有这些都是导致实际利率不同程度下降的原因。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生产率增长的持续下降趋势也抑制了利率上升。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央行的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和优质安全资产的稀缺性是影响利率走低的额外因素。鉴于低利率或负利率已在大部分发达经济体推行实施了较长时间，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低利率或负利率仍会持续一段时间，笔者尝试基于对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银行的持续观察与分析，就它们在这样的经营环境下所遇到的冲击与挑战、它们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举措以及有关策略举措执行结果和效果等三方面的情况作出以下归纳与分析，以供面对类似低利率市场环境下的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者参考与借鉴。

   其一，低利率或负利率给发达经济体商业银行带来的冲击与挑战。无论是低利率还是负利率均会给商业银行带来各种各样的冲击与挑战，其中，主要的冲击与挑战包括：（1）低利率对净息差收入依赖程度高和高成本基础的银行打击最大；（2）净利差收入减少给银行盈利能力提升形成长期重压；（3）依赖传统存贷利差收入的业务模式难以为继，倒逼有关银行推行结构性业务转型与升级；（4）作为银行赖以生存的基础——客户及其存款因原有往来银行在低利率或负利率市场环境下，无法满足客户的期望回报要求而流失（其中，不少原有稳定的存款和长期存款因此转移到其他渠道进行投资）；（5）银行为追求更高的收益率而增持某些高风险资产或进入自身欠缺经验的业务领域，不但因此而增加了所承受的直接风险，而且也因此而累积额外的集中性风险（例如商业房地产贷款集中性风险）；（6）持续的低利率会产生新的风险——鉴于利率风险对冲可以减少利率变动引起的净利息收入波动，因此不少银行均会采用结构性对冲来平衡资产和负债的期限错配带来的问题（apply structural hedges to balance the duration of their asset andliabilities）。但随着对冲措施的成熟及业界普遍使用，低利率和负利率的影响仍继续成为利润下降的重压。同理，在低利率和负利率市场环境下，有关银行因试图通过期限错配、或利用各国利息差获利的套息交易（carrytrade）等方法增加利差收入，而面临更大的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含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对有关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的匹配提出了巨大挑战；（7）为支持业务转型和推进整体业务数字化，有关银行的技术投资投入和持续维护费用居高不下，令其成本收益率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善和提高；（8）虽然低利率使各种债务工具（即主动负债）更具可使用性，但贷款的大规模增加也可能导致私营部门债务上升、风险承担增加以及资产价格泡沫出现的可能性。此外，更平坦的收益率曲线也降低了银行长期资产的期限溢价。

       其二，发达经济体银行为应对低利率或负利率市场环境而采取的主要策略举措。为应对低利率或负利率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发达经济体的银行所采取的主要策略举措包括：（1）建立和完善的精细化息差管理体系（该管理体系的核心构成包括：在组合管理层面通过有效的资产负债管理进行利差管理、利用内部资金转移价格系统以系统性和结构性方法管理利差、以持续优化客户结构和资产负债端的业务结构方法管理利差、以及通过提升自身综合化经营管理能力压缩无息资产规模和增加免息负债的方法管理利差等）；（2）持续推行业务转型与升级——即推行和实施综合化和集约化经营以及混业经营，其中包括将业务模式从传统的存贷业务模式转型至收费为基的服务业务模式；（3）通过推行全球运营管理大集中提升运营管理效率和效果；（4）通过深耕客户关系和“向上营销”提升客户盈利贡献度；（5）通过整合全行为客户实现协同效应；（6）通过拓展新业务增加免付息负债【以摩根大通银行为例，该行免息负债占全行负债总额比例由2007年的19%提高到2019年的25.5%，这些免息负债包括交易负债（含股票和其他工具和衍生工具应付款）与包括借贷相关承诺的准备其他负债】；（7）通过有针对性的资产负债结构性配置提升盈利能力；（8）通过加速国际化增加海外资产配置（境外资产配置占比增加）；（9）建立和维持有效的成本控制和管理体系——在无法有效拓展盈利来源时，盈利能力越来越依赖于控制成本；（10）通过全面推进数字化的业务模式——在有效降低业务运营成本的同时，有效支持银行推出新业务和进入新的业务领域。美欧日等国银行在过去数年均在推进整体业务数码化领域不遗余力，以日本三大大型银行为例，如下表所载信息，该三大型银行试图通过数码化改善运营效率以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还试图通过数码化来提升自身提供新服务和新产品的能力。其中，数码化既可以节省人手成本费用，也可以缩减物理网点以减少固定经营成本。

       其三，美欧日银行应对低负利率所采取的策略举措的执行结果和效果。理论上，可以采用净息差（NIM）、资产回报率、非利息收入占比、收入组合构成（mix of revenues）以及利润总额等作为衡量“美欧日发达经济体银行应对低负利率所采取的策略举措的执行结果和效果”的经营指标。但必须指出的是，较低利率或负利率与较低息差和低盈利之间的关系并不构成简单和直接传导关系。换言之，影响上述各项经营指标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有关银行原有业务基础和结构、成本基础和结构、本土资本市场发达程度、本币国际化程度、跨境国际业务基础以及监管环境（如对混业经营的监管与限制）等不同因素均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上述指标的结果。为此，若要用上述指标来衡量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银行为应对低负利率所采取的策略举措的结果和效果，既不能用单一指标推导，也不能简单用某一时点数据作为判断依据，而应用具较长时间跨度的多因素趋势分析比较进行。

    就整体长时间跨度净息差水平趋势情况而言，如下图所载数据显示：在七国集团的银行体系里，欧洲银行的净息差远低于澳大利亚、加拿大特别是美国的银行。净息差由高至低的顺序为：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目前德国和法国基本一致）。

     就整体成本收益率变化趋势而言，如下图所载数据显示，自2013年以来，除德国银行增加和澳大利亚银行基本持平外，其他五国银行均能通过有效的经营成本管理而让成本收益率下降。

    若要看业务转型成效，可从资产组合结构和收益组合结构变化情况来衡量。从全球银行业界的普遍情况看，由于“金融脱媒”加速和银行自身业务转型的双重作用，银行贷款余额占总资产余额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为弥补利差收入增长放缓甚至减少对银行整体盈利构成的负面影响，银行普遍大力拓展非利息收入业务以拓宽收益来源基础。以美国大型银行为例，如下表数据显示，美国大型银行贷款余额占总资产余额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同期，非利息收入占其营业总收入的占比率则明显增加。其中，摩根大通的非利息收入在2019年已超过其净利差收入，而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2019年的非利息收入占其营业总收入的占比率也分别达46.49%、36.20%和43.72%。

       作为衡量应对低利率或负利率经营环境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资产回报率的走势。如下图所载数据显示：德国、日本和瑞士的银行体系的资产回报率不仅在所列七国中处较低水平，而且，呈下降趋势。而另外四国则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其中以美国银行体系的上升幅度为最大。